三十多年前，山里是很热闹的。那时节，沂蒙山腹地的小村，家家户户都有孩子，放学时分，山路上便涌动着花花绿绿的书包，像一条彩色的溪流，从学校淌下来，流进每一座低矮的屋檐。
村庄依着山势，懒懒地散落着，有的房子竟建在半山腰，独门独户的，像是被山神随手搁在那里的棋子。弯弯曲曲的山路，一条连着一条，从各家的门口，慢慢地、慢慢地延伸到山脚的公路上去。
我家门前的路，是青石板铺的。不知是哪一辈人留下的，被赤脚、草鞋、解放鞋磨得光溜溜的，下雨天能照见人影。沿着石板上上下下，再拐上公路一直往南走，就到了本村的小学。说是小学，其实只有两个年级，一年级在左手的教室，二年级在右手的教室。三年级便要翻一座山，到邻村去读了。
我读书算早的。在本村上学时，每日早晨起来，母亲已在灶前忙活，煎饼的香气弥漫在整个屋子里。我背上书包，跑上十来分钟，便到了学校。学校是后来村集体集资新建的，青砖红瓦，在一片平坦的黄土坡上。大门是一座青石砖砌的门楼，两扇铁门已经锈迹斑斑，推起来吱呀作响，像老人的叹息。院墙不高，墙头上长着狗尾巴草，风一吹，便齐刷刷地点头。
后来到三年级，便要翻山了。那路不好走，出门的一段是泥巴路，晴日里倒也罢了，一下雨便成了稀泥糊糊。有一年冬天，雪化了又冻，冻了又化，路面成了琉璃世界。我跑着上学，一不留神，脚下一滑，整个人摔在地上，还骨碌碌打了个滚。棉裤上尽是泥水，凉意直往骨头缝里钻。
我爬起来，在校门口扯了一把狗尾巴草，使劲地擦，擦不干净，便不管它了，就那么湿漉漉地坐在教室里。老师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自己的火盆往我这边挪了挪。如今想起来，那火盆的暖意，似乎还留在膝盖上。
从三年级起，我便过上了“背饭带菜”的日子。母亲给我备一个铝饭盒，里面盛着咸菜，有时卧几块鸡蛋，用油炒得焦黄，香得很。还有一塑料袋煎饼，叠得方方正正，四个或五个，便是一日的口粮。母亲送我出门，总要把饭盒打开再看一眼，反复叮嘱：“饭盒里的咸菜，里面炒了鸡蛋的，省着点吃，这是一天的菜。”我嗯嗯地应着，其实心里想的是山路上的野果子、溪水里的石蟹，哪里记得住这些。
背饭带菜上学，最难受的是夏天。到了中午，揭开饭盒，一股馊味直冲上来。煎饼还好些，只是变得硬邦邦的，咬一口，要嚼半天才能咽下去。我们就着凉水，一口一口地吞。有时馊得厉害了，便只吃煎饼，饭盒里的菜倒掉，心里疼得慌。好在同学们都一样，谁也不笑话谁。大家蹲在教室外的墙根下，边吃边说笑，倒也快活。现在想起来，那种苦涩中的快乐，反倒比蜜还甜。
我们那时，最盼望的是六一儿童节。附近几个村的村民都赶来看，黑压压地站满了院子。有一年，我和同学表演“哑剧”，其实是瞎编的，一通挤眉弄眼、手舞足蹈，竟惹得全场捧腹。
五年级时，班里两个女生说相声，这在全校还是头一回。她们紧张得忘词，台下的我们急得直跺脚。虽然表演不到位，老师们还是给了个“二等奖”，说是创新。现在想来，那大概是创新这个词第一次走进我的生命。
最热闹的，要算是看电影了。偶尔，学校会请人来放电影，几个年级的学生挤在一间教室里，凳子不够，便站着看。电影机时常坏，但我们有的是时间，一点也不着急。放电影的师傅捣鼓半天，总能把机器修好，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电影开始时，一束光打在银幕上，便有许多手举起来，让光束从指缝间穿过，墙上便映出乱七八糟的影子，像皮影戏，又像谁的梦。《武松打虎》《少林寺》《梁祝》……那些黑白的、模糊的影子，就这样深深地印在了心里。
后来，山里的人渐渐少了。先是年轻人出去打工，接着是孩子们进城读书。村小先是撤了高年级，后来连低年级也没了。再后来，乡镇合并，全镇只保留了两所小学。我前些年回去过一次，原来的学校已改作他用，院子里的泥巴地早已硬化，孩子们玩闹时画出的那些“痕迹”，一点也看不见了。山还是那座山，路还是那些路，只是少了背着书包奔跑的孩子，便觉得空落落的。
现在想来，那些年在村小读书的日子，其实是苦的。但奇怪的是，留在记忆里的，却尽是些温暖的、明亮的东西。也许，正是因为苦，那些微小的快乐才显得格外珍贵。文字是一盏灯，在那样的穷山僻壤里，它照着我们往前走，从贫穷走向温饱，从懵懂走向明白，从山里走向山外。
每次回想起来，那条弯弯的山路，那些吱呀作响的铁门，那带着馊味的饭盒，那束穿过指缝的银幕的光，都像是某种隐喻。它们告诉我，人这一生，总要走些难走的路，总要吃些难咽的饭，但只要你心里有一盏灯，哪怕是极微弱的、忽明忽暗的灯，你就能走过去，走到天光大亮的地方去。
那些日子，再回首，是真的弥足珍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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