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社会里满大街跑的都是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那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日本已经用血泪为我们写好了答案。
18年前，山田昌弘曾提出一个观点：当阶层分化严重到让大量人觉得自己被社会彻底抛弃时，反社会行为就不是意外，而是必然。听起来很学术，但你知道他在说啥吗？他在说一个国家自杀的过程。
2022年7月8日，一声枪响结束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生命。凶手山上彻也，正是山田昌弘口中描述的“无缘之人”。他的一生被失业、贫困与绝望贯穿：长期靠零散零工勉强为生，工作极不稳定，频繁遭遇失业困境；母亲沉迷宗教，倾尽家财捐款，导致家庭破产；兄长不堪重压自杀离世；而他自己也常年深陷抑郁，多次尝试自杀。
个人的困顿、家庭的破碎、人生的彻底无望，让他将所有积压的绝望与怨恨宣泄到了与涉事宗教团体关联密切的安倍晋三身上。这一场私人的极端报复，本质是被社会彻底边缘化的底层群体对失衡、冷漠、无希望的社会体系的激烈反抗，完美印证了日本社会阶层撕裂的致命隐患。
1990年代之前，日本人骄傲啊，说自己一亿中流，整个社会都是中产。可从1990年代开始，尤其是2008年前后，日本企业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终身雇佣制转向非正规用工制度。表面看是低成本、风险转嫁，但背后有更深层的经济逻辑。
在泡沫时期，日本企业膨胀得非常疯狂，地价、房价、股价都在疯涨，企业借大量债务进行投资，雇佣了远超实际需要的员工。然而当泡沫破裂时，企业突然发现它们被困住了：背着巨额债务，但收入下降，养不起那么多员工。但日本的终身雇佣制意味着你无法轻易解雇员工，这对于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来说，每一个正式员工都是沉甸甸的成本。
此时，日本企业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快速降低劳动力成本，同时绕过终身雇佣制的束缚。1999年，日本的劳动者派遣法改变了一切。法律允许企业通过派遣公司来雇佣临时工，也就是说，名义上员工是派遣公司的员工，实际上他们在为其他某个大企业工作。
这样一来，企业就可以合法地规避终身雇佣责任，且不需要给派遣工支付相同的福利补助、培训费用，成本大幅下降。结果可想而知，从1999年开始，派遣工的数量开始快速增长。
然而到了2000年代，日本企业面临的全球竞争压力上升，中国、韩国、东南亚的企业劳动力成本远低于日本。于是企业开始大幅减少正式员工的数量，用非正规工人替代正式工人，通过降低人力成本来保持国际竞争力。
这不是新经济创新，而是强制性的残酷选择。日本企业在全球市场上开始失去竞争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临时，日本企业大规模地一次性裁减了非正规员工。据统计，仅2009年就有18万多名临时工被无情解雇，甚至没有给他们安排新的住处，很多临时工连住处都是企业提供的。与此同时，企业趁势进一步削减正式员工数量。从2008年到2015年期间，日本正式员工数量持续下降。
2008年之后，经济逐步恢复了，但企业却没有恢复终身雇佣制。为什么？因为它们尝到了甜头：当市场不好时可以快速裁员，当市场好时可以快速招人。不仅劳动力成本永久性地下降了30%到40%，员工也彻底失去了自主权。
在某些行业，比如服务业、零售业，非正规员工的比例甚至超过60%。没有保障，没有福利，没有前景，且没有流动性。更狠的是，在日本，你的工作形式就是你的身份。你成了一个非正式员工，在这样的身份社会里，你就被打上了失败者的标签。整个社会在用制度告诉你：你是多余的，你被放弃了。
2000年代末到2010年代的日本，确实出现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件：离职员工无差别杀人事件频繁发生，其中大规模施暴者都是这样被社会遗弃的人。这不是个案，这是系统性的。
这也就印证了山田昌弘的另一个观点：当一个社会不再能够通过制度给予大多数人希望和尊严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开始自我瓦解了。不一定是犯罪，也许是生育率的崩塌、消费的萎缩、创新能力的丧失、政治极端化、社会信任的崩塌等等。日本失去的那30年，本质上就是失去了在阶层固化中的社会凝聚力。
后来的日本怎么样了？生育率崩了，消费也死了，社会信任彻底破裂，人们开始投票给极端政治人物，整个国家进入了某种集体躺平的状态。日本的教训就是：当你允许大量人彻底陷入无保障、无尊严、无前景的状态，这个社会就开始自我瓦解了，而且不可逆。
现在的日本就是这样，败局已定。日本用30年的血泪已经证明，当制度开始系统性地制造无保障、无尊严、无前景的庞大群体时，生育率、消费、信任都会随之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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