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陈继达老师|小说|徐定超|王守仁|王安石|笔法|陈继达

2006年春，我因身体原因，离开对台军事斗争准备前沿作战部队，回到故乡楠溪江待分配。一下从高强度的训练、演习和严格寂寞的生活中抽离，多少有些不适应。于是，我打开故乡的网站，拜读了陈继达、鲍福星、杨大力、陈东升、戴晓青等故乡文坛前辈的作品，受益良多。直到年底，我被安排到县某直属单位，开始了朝五晚九的生活。

我读书不多，世界名著看过不到十本，《红楼梦》都未曾翻开一页。但陈继达老师的长篇小说《宦海孤帆》《圆月》《海难》，我全部读过，每一部都在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初见陈老师是2009年夏天。那天阳光灿烂，陈老师不期而至我的办公室，脸上带着阳光般的笑容，对我说：“孩子，我是陈继达。听说你在国内各大媒体发表过很多作品，有一定的文字底蕴，能不能为我刚杀青的《徐定超》提一些宝贵意见？”我当场站起来，很坚定地点了点头。

此后，我用一个星期拜读了《徐定超》，写下近两千字的个人看法感读陈继达先生的《徐定超》——在《徐定超》审稿会上的讲话（点击可见），在审稿会上做了发言。

只是——“孩子”？

陈老师一直叫我孩子，真情自然流露，仿佛我真的只是刚走出校园的青年，需要长者的庇护和指引。我已经30岁了，有过生命里的种种经历甚至痛苦。但在陈老师面前，我欣然接受了这个称呼。这说明我内心深处，仍然渴望有长者呵护。如今每念及此，总是感怀不已。

陈老师身上有种特别执着的精神——认定对的事，就一如既往地做下去，哪怕历尽曲折、九死一生。他当年以花甲之年坚持深耕长篇小说，便是明证。

说到这股劲头，不由得想起王阳明与王安石。王阳明新婚之夜出走求道，王安石为推行变法不顾家庭，二人的笃定指向宏大理想，却以家庭为代价，带着理想主义的孤绝。

而陈老师对文字的执念，与他们精神相通，路径却不同——他兼顾了家庭子女，在履行父亲与丈夫责任的同时，写就了三部长篇小说。“两王”的选择是破家以求道，陈老师的选择是持家而不废笔。这份平衡，我认为比纯粹的决绝更难，也更见一个人的真实分量。

《宦海孤帆》被公认为兼具现实批判力度与诗情画意的官场题材力作，聚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县级官场，以打假反腐为核心线索。权威评论家雷达、曾镇南等将其定义为“战斗”之作，称之为”警钟长鸣、发人深省”的讽喻世情之作。最难得的是，陈老师以诗化笔触将沉重题材写得富于诗意，避免了同类作品常见的枯燥说教，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平衡。

《圆月》是继《宦海孤帆》后陈老师的第二部长篇，也是我读过最沉的一部。小说聚焦社会转型期农民的生存困境，通过“泥腿子”与“白领”两种生活状态的对比，揭示农村弱势群体的真实处境，被评论界视为为底层“鼓与呼”的力作。它写底层的艰辛，写官场的暗面，写人性在利益前的扭曲，也写一个时代留在普通人身上的痛感。叙事扎实，情感真挚，像一把钝刀，不锋利，但割得很深。这部小说的价值，在于它诚实地记录了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年代。

《海难》与前两部并列，构成陈老师晚年关注社会与人性的创作序列。海难之下，淹没的不只是生命，还有人性、秩序和那些本不该被摧毁的东西。陈老师以诗化语言融入散文笔法，文字厚重而抒情，将宏大历史浓缩于具体故事之中。这部小说的力量在于真实——那种不敢细想却无法回避的真实。读完之后，你会久久沉默，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震撼。

如果说这三部长篇是陈老师用诗化笔法完成的现实批判，那么他对自己认为的故乡“大跃进”现象的直接揭发，则是匕首投枪，一针见血。他曾明确指出永嘉县南岸水库的开发是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必须坚决叫停。

陈老师的观点也许未必全对，但他经受种种考验仍不改初心，用尽全力批评心中认定的谬误，充分彰显了那个时代文人的气节与风骨。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时代，面对强权下的错误，太多人选择了集体沉默，而陈老师总是挺身而出，冲锋陷阵，负重前行。这份精神与担当，尤为可贵。

但这种堂吉诃德式的孤勇，注定是一场悲剧。毕竟，这已经不是一个需要与风车搏斗的年代。陈老师一路慷慨悲歌、奔走呼号，最终累垮的只是自己的身心。那时候，每次在路上遇见陈老师，他总是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看起来有些憔悴和疲惫。

但是，无论多累，陈老师心里还是想着他人。他的诗词集《梦笔斋诗词选》出版后，马上就专程给我送来一本。这份对后辈的提携和厚爱，一直激励着我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