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研读了工党上一份竞选宣言，尤其在思考，如果基尔·斯塔默爵士被替换，继任者可能希望推行哪些政策。
既然选民投票选出的是工党政府，我们自然有理由期待它执行竞选宣言中列明的政策，而不是由后来上任的新领导人另行构想的政策。
因此，如果首相很可能被一位主张超出竞选宣言范围政策的人取代，那么斯塔默爵士维护民主的唯一做法，就是宣布举行大选。
斯塔默爵士被形容为“有名无实的领导人”。这个说法颇为贴切：他任由内阁成员和工党议员对他予取予求。在当下这个危险的时期，我们需要的是强有力、果断的领导，并且始终以国家最佳利益为重。我看不到斯塔默爵士具备这种能力，也看不到那些争相取代他的人具备这种能力。
如果奈杰尔·法拉奇和鲁珀特·洛都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真正关心这个国家的未来，那么在梅克菲尔德补选中，他们其中一人就应该退出。
从长远看，这会让那个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野心之上的政党赢得极大尊重。选民很可能会在下一次大选时记住这一点。
我们在领导人身上真正应当寻找的，不是个性，而是品格。个性能吸引注意，品格才能维系信任。是否能作出艰难决定、是否会兑现承诺、是否能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野心之上，最终取决于品格。
同样，衡量领导力，不应看口才或叙事能力，而应看是否能有纪律地落实政策。英国公众关心的不是演讲，而是住房是否建起来、候诊名单是否缩短、经济增长是否恢复、国家安全是否得到加强。公信力来自执行，而不是包装。
在公众对制度信心脆弱的当下，我们不妨少花些时间分析政治表演，多问一问：那些寻求高位的人，是否具备领导所需的品格，以及兑现承诺所需的能力。
白厅的相关负责人应当认真研究波兰。波兰如今已是欧盟内部经济实力最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今年波兰的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4.5%，而英国为2.5%。
英国迫切需要私人部门投资，并以新的产业战略作支撑。这一战略应包括国防、能源安全和基础设施项目，以保障英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
授予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副首席执行官“巴斯勋章同伴”称号，是对这个国家每一位纳税人的侮辱。英国税务海关总署的记录充斥着目标落空和服务标准下滑。在现实世界里，糟糕的领导会导致被解职。
显然，建制体系看重的是官僚忠诚，远甚于真正的能力和公共服务精神。我想，我们大概都意识到，能源大臣埃德·米利班德在提议淘汰传统滚筒式烘干机、改用热泵替代品时，多半不是家里负责洗衣的人。
如今他又建议禁止地暖和电热毛巾架，甚至还可能涉及燃气壁炉和蓄热式电暖器。我实在不明白，他究竟设想我们大多数人，尤其是老年人、病人或行动不便者，在天气寒冷时要如何取暖。
人们只能希望，如果正如目前外界猜测的那样，米利班德先生将成为下一任财政大臣，那么他在唐宁街11号的任期不会长到足以推动这些改变，好让纳税人为这些荒唐想法埋单。
如果我想在每天淋浴后用上温暖干燥、令人舒适的毛巾，那么电热毛巾架就是必需品。为此，我已经缩短了淋浴时间，算是对使用毛巾架作出的补偿。天气不好时，我那间温暖舒适的浴室还会被用作室内晾衣房，因为我们家没有烘干机。
我不得不同意卡米拉·托米尼对“Waspi女性”要求“无论花费多少都必须有所作为”的批评。我的妻子就属于这一群体，但我们当时完全知道国家养老金领取年龄即将调整，并据此作了安排。
她们的态度，很像如今那些因汽车融资而要求赔偿的人。我认为，这一群体同样无权期待赔偿。每个人当初都是在清楚了解情况的前提下，自主决定承担这笔债务、接受这项交易的。
自2016年我开始领取国家养老金以来，受“三重锁定”机制影响，我的养老金已上涨55%。同期，我们在斯托克波特缴纳的市政税上涨了57%。安迪·伯纳姆征收的市长附加税，确保我们的市政税每年涨幅都超过5%的上限。
市政税是我们每月金额最大的直接扣款，超过了能源费、水费、宽带费和电视执照费的总和。因此，说“三重锁定”机制大体上保住了国家养老金相对于我们最大一项不可避免支出的价值，似乎是合理的。
萨福克郡的克莱尔修道院保存着一封蒙哥马利的装框书信，信中用他那细长潦草的笔迹，感谢修道院在“我们前往诺曼底之前”给予他的款待。我一直觉得，这是他对那场伟大入侵行动一种颇为谦逊的说法。
你们报道说，“英国首个秃顶节帮助男性应对脱发”。1989年，已有脱发迹象的演员肖恩·康纳利在59岁时，被一本流行杂志的读者评为“全球最性感男人”。他从未像如今这些人那样剃光头。
我父亲和康纳利一样热爱高尔夫，外形也与他有几分相似。有一次他去看英国高尔夫公开赛时，被一群女士团团围住，她们误把他当成了这位大明星，我母亲对此觉得十分好笑。
3年前，我家对面的田地种植这种谷物时，我曾出现严重呼吸困难。今年那块地里种的又是同样的作物，所以我正准备囤一些抗组胺药。作为一个啤酒爱好者，我非常支持种植这种重要的酿麦原料——只是别种在这里附近。
我没有机会亲临1966年世界杯现场，但那时我正在瑞士度假。在那短短几天里，作为一个身在欧洲的英国人，感觉非常美妙。每个人都想和我们握手，祝贺我们拥有“了不起的”博比·查尔顿。
1966年世界杯决赛那天，我和一群学生朋友正驾车穿过意大利。那是我经历过最轻松的一次驾驶。公路上空空荡荡，我们经过的每一家咖啡馆里都挤满了意大利人，他们都在看电视转播比赛。
我对1966年7月30日记忆犹新，那天是我的婚礼。我当时并不知道那天正好是世界杯决赛日，因为足球过去不在、现在也不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不过，我当时确实纳闷，为什么婚宴上有不少男宾客突然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找到了有电视的房间。
1966年世界杯决赛那天下午，我正在给40头短角牛挤奶。“大宅子”里的厨娘兼管家走进来告诉我们，英格兰赢了。那些牛随后反刍得格外起劲——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迈克尔·迪肯说得对，教儿子懂足球是一项重要的社交技能。我母亲那一代女性在学校里会学板球，“这样你将来就知道丈夫在说什么”。女权主义者也许会嗤之以鼻，但想想看，那些一起观看或收听板球测试赛、由此增进的婚姻和谐时光，也自有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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