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意大利最具影响力的画家之一,乔治·莫兰迪(Giorgio Morandi,1890-1964)最广为人知的,或许就是“莫兰迪色”以及画布上反复出现的瓶瓶罐罐。6月16日下午,由浦东美术馆与意大利博洛尼亚莫兰迪博物馆共同主办的“乔治·莫兰迪:独白”特展在上海开幕,展览汇集140余件莫兰迪原作及逾200件展品,也是21世纪以来最完整、最系统的一次莫兰迪作品的呈现。
“‘独白’是理解莫兰迪最重要的关键词。它首先意味着这是一次莫兰迪个人展,但更重要的是,它指向莫兰迪的一生。本次展览最重要的线索之一,正是呈现他的转变,看到他如何逐渐放弃对各种艺术流派的兴趣,最终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内部世界。”莫兰迪博物馆馆长、展览联合策展人洛伦佐·巴尔比(Lorenzo Balbi)接受《澎湃新闻|艺术评论》专访时所时说。
通过油画、版画、水彩、文献与工作室原物,展览试图还原这位20世纪意大利艺术家的创作轨迹。正如洛伦佐·巴尔比所说:“莫兰迪的静物画超越了物体本身的描绘,它们是形式与体积的构成,引导观众进入另一个世界。”
乔治·莫兰迪《静物》,1956年(V. n.985)布面油彩30厘米 × 45厘米意大利博洛尼亚市,博洛尼亚市政博物馆管理局,莫兰迪博物馆
乔治·莫兰迪(Giorgio Morandi,1890-1964)
莫兰迪终生未婚,大半生居住在博洛尼亚冯达扎街的住宅里,与三个妹妹共同生活。他很少旅行,也极少参与艺术圈的社交活动。即使已经成为国际知名艺术家,他仍然把大部分时间留给自己的工作室。
展览现场,莫兰迪妹妹的肖像画,其中,完成于1921年的《妹妹肖像》(左一),此前从未公开展出,此次展览是这幅作品的史上首次亮相。
但巴尔比强调,莫兰迪的“独自”并不意味着与世界隔绝。只是,在20世纪艺术史不断被各种“主义”定义的时代,莫兰迪显得格外特殊。他既不是未来主义者,也不是立体主义者,更不是形而上画派成员。某种意义上,他始终保持着独立而孤单的姿态。
因此,“独白”也像音乐中的独奏(solo),只有艺术家与自己持续不断地对话。
展览现场
从塞尚到瓶子:莫兰迪如何成为莫兰迪
进入展厅,首先看到的是莫兰迪的自画像,以及他给妹妹的画像。这件现藏于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的自画像,是他一生仅七幅自画像中的一幅,也是他1924年创作的三幅自画像之—。在此,艺术家笔下的自己以正面示人,坐在画架前,手握作画工具。尽管其目光投向观者,却未形成真正的交流:那双沉入阴影的眼睛似乎在回避任何心理层面的探视。
展览现场,莫兰迪1924年的《自画像》,乌菲齐美术馆藏
然而,整场展览,似乎就是观众试图走入莫兰迪的过程,讲述他如何在极其有限的对象中创造出无限变化。
在展览的前几个部分,呈现的是一个仍在寻找方向的年轻莫兰迪。
“很多人以为莫兰迪从一开始就是莫兰迪,其实并不是这样。”洛伦佐·巴尔比说。1910年代至1920年代,莫兰迪始终在寻找自己的艺术道路。他研究塞尚,也关注同时代欧洲先锋艺术的发展。未来主义、立体主义、形而上绘画,都曾进入他的视野。
展览现场,《风景》,1913
展览中一件创作于1914年的作品尤为引人注目。画面中的瓶子与石块被拆解、重组,以不同于传统透视的方法组织空间,明显带有立体主义实验色彩。“这是莫兰迪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理解和呈现物体的尝试。”巴尔比说。
展览现场,莫兰迪1914年的作品《静物》,带有布拉克“立体主义”的痕迹。
但这种实验持续时间极短。据研究,大约仅仅两个月之后,莫兰迪便开始远离这种语言。
巴尔比认为,本次展览最重要的线索之一,正是呈现这种转变。观众将看到一个不断吸收外部影响的年轻艺术家,如何逐渐放弃对各种艺术流派的兴趣,最终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内部世界。
乔治·莫兰迪《静物》,1949年(V. n.691)布面油彩,36厘米 × 45.2厘米意大利博洛尼亚市,博洛尼亚市政博物馆管理局,莫兰迪博物馆
他的一生几乎都在重复同样的题材。同样的瓶子、同样的罐子、同样的桌面。甚至连风景画,也往往来自同一扇窗户。如果说展览前半部分讲述的是莫兰迪如何找到自己的语言,那么中段则试图回答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一生都在画同样的瓶子?答案或许可以用巴尔比提出的一个词来概括——“变奏曲”。
展览现场,镜像出现的《静物》左为1960年、右为1961年所作。
展厅中,两组《静物》成对出现。第一眼看去,它们几乎一模一样。其中,分别绘于1960年和1961年的一组《静物》成镜像,1951年的一组仅多了一个瓶子。“它们可能只相隔一两天完成。”巴尔比说,“但正是在这里,你会理解莫兰迪。”
增加了一个瓶子,整个画面的关系随之发生改变。与此同时,莫兰迪还调整了观看视角。桌面比例变少了,地平线位置发生变化,空间的稳定感也因此改变。看似只是微小改动,却让画面拥有了完全不同的气质。巴尔比将这种方式比作音乐中的变奏。“就像改变一个音符的位置,整首乐曲都会不同。”
乔治·莫兰迪《静物》,1951年(V. n.783)布面油彩,39厘米 × 45厘米意大利博洛尼亚市,博洛尼亚市政博物馆管理局,莫兰迪博物馆
乔治·莫兰迪《静物》,1951年(V. n.788)布面油彩,36厘米 × 40厘米意大利博洛尼亚市,博洛尼亚市政博物馆管理局,莫兰迪博物馆
事实上,这种微小差异构成了莫兰迪创作最核心的部分。他似乎在不断追问:如果多放一个瓶子会怎样?如果转动桌布呢?如果改变背景方向呢?如果让光线再偏移一点呢?
展览现场,不同年代的“白色螺纹瓜楞瓶”,在其中感受不同的“白”。
于是,一只“白色螺纹瓜楞瓶”自1932年后,反复出现在莫兰迪的笔下。这是一只它总是近乎孤立地出现在画面中,带着不同的白色。
展览现场,“白色螺纹瓜楞瓶”部分
展览现场,近乎孤立的“白色螺纹瓜楞瓶”
在别人看来近乎重复的画面,对于莫兰迪而言,却是一系列关于平衡、秩序与空间关系的实验。巴尔比对澎湃新闻说,莫兰迪真正关注的从来不是最终完成的作品,而是创作本身。
乔治·莫兰迪《静物》,1962年(V. n.1280)布面油彩,35厘米 × 35厘米意大利博洛尼亚市,博洛尼亚市政博物馆管理局,莫兰迪博物馆
“把观众带进莫兰迪的工作室”
与以往国内莫兰迪展览相比,此次浦东美术馆展最大的特点,或许在于它不仅展出作品,更试图重建艺术家的世界。
展览现场,作品与实物同展
展厅中出现大量来自莫兰迪工作室的真实物件。那些观众在画中反复看到的瓶子、花瓶、人造花和锡罐,画中的对象与现实中的对象并肩出现,甚至莫兰迪的调色盘和所用的颜料粉,也在展览中陈列。
展览现场,莫兰迪所用的调色板、颜料、画笔等。
“莫兰迪习惯亲手制作他自己的颜料和色彩,在那个发明了管状颜料的年代,他依然坚持这种方式。他过去常常请求去伦敦的人帮他带颜料回博洛尼亚。”在展览现场还可以看到一些画笔,以及他过去为了作画是如何用剪刀修剪画笔的。“他之所以要修剪画笔,是为了让笔尖变得更加锋利、更加精准。颜料盘呈现出非常干净、简洁的风格,暗示了艺术家在色彩运用上的某种思考方式。”与此同时,莫兰迪创作版画时使用的印压机也离开博洛尼亚,首次在海外公开展出。这件重要文物自1993年以来从未离开意大利。“我们希望把观众带进莫兰迪的工作室。”巴尔比说。
展览现场莫兰迪创作版画时使用的印压机
莫兰迪铜板和铜板画同展,左边的铜板一直压在妹妹的床板下,因为意大利传统中认为,床底板下放一块铜板,不会腰疼。直到莫兰迪走了之后,妹妹才想起来自己床底板下的铜板。后工作人员拿出来印了第一幅,就是右边这幅。
此外,在美术馆一楼展厅中,工作室历史照片、莫兰迪收藏的书籍、书信等文献,共同构成一个更完整的莫兰迪形象。
一楼展厅现场
在浦东美术馆董事长(馆长)李旻坤看来,莫兰迪之所以能够持续吸引中国观众,或许正因为其艺术与中国传统美学之间存在天然共鸣。他的绘画并不追求照相机式的再现。他关注的是对象背后的精神状态,以及留白、节制和意境。这种对于“写意”的追求,与中国绘画传统中的审美观念有着微妙的相通之处。
乔治·莫兰迪《风景》,1936年(V. n.215)布面油彩,46厘米 × 61.5厘米意大利博洛尼亚市,博洛尼亚市政博物馆管理局,莫兰迪博物馆
巴尔比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提到,莫兰迪的工作室陈列有中国艺术的书籍,并关注中国绘画传统。因此,他相信中国观众会以不同于欧洲人的方式理解莫兰迪。
乔治·莫兰迪,《风景》,1957年(P. 1957/9)纸本水彩,16.1厘米 × 20.6厘米意大利博洛尼亚市,博洛尼亚市政博物馆管理局,莫兰迪博物馆
晚年,因为身体和视力原因,莫兰迪较多创作了水彩作品。在一件莫兰迪去世前一年(1963年)创作的水彩作品中,莫兰迪以更加抽象的方式作画,观众不再能够清晰地辨认物体,也不再能准确把握其具体形态。
1963年莫兰迪以水彩绘制的静物。
“画面中的桌面几乎消失了,那些器物仿佛漂浮在空间之中。那些物体逐渐从真实存在转变为一种关于物体的观念、一种抽象的形象。”巴尔比说,“此次展览挑选了一些特别的作品,并将它们作为理解莫兰迪艺术和工作方法的重要线索,希望借此帮助观众进入他的创作世界。”
·莫兰迪1952年的《静物》与素描稿、实物同展
乔治·莫兰迪,《静物》,1952年(V. n.823)布面油彩32厘米 × 48厘米意大利博洛尼亚市,博洛尼亚市政博物馆管理局,莫兰迪博物馆
当一个生活在20世纪博洛尼亚、终日面对瓶子和窗户的艺术家,跨越一个世纪来到黄浦江畔时,人们依然能够从那些安静的画面中,感受到关于时间、观看与内心秩序的思考。
在这个强调速度的时代,莫兰迪留下的或许恰恰是一种缓慢的力量。
6月16日,展览开幕仪式
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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