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0日晚，沈阳大帅府老虎厅外的廊下，高纪毅持枪待命。
两小时前，张学良当着他的面抛出那句没有回旋余地的决断：“杨宇霆、常荫槐欺我太甚，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逼我签字成立铁路督办公署。我命令你，等他们回来，立刻处死。”
作为奉天警务处长，高纪毅不是第一次替少帅处理棘手事务，但直接处决两位奉系元老，仍是他从军以来最大的政治赌注。
这一夜的九声枪响，不仅奠定了张学良在东北的绝对权威，也彻底坐实了高纪毅“少帅第一执行人”的身份。
高纪毅出身辽宁辽阳汉军旗籍，早年就读奉天陆军速成学堂与东三省陆军测绘学堂，成绩优异留校任教，1919年入西北边防军任团副，两年后转投奉系，在张作霖的蒙疆经略使署任上校科长。
真正让他进入张学良视野的，是卫队旅时期的吉林剿匪：当时张学良任卫队旅旅长，郭松龄任参谋长，高纪毅是第一团团副，三人一路配合整军、剿匪，在奉军内部打出了“少帅系”的名号。
第一次直奉战争，高纪毅任东路军第二梯队副官处长；第二次直奉战争升任第17团团长，所部后改编为高支队，他以司令官身份在前线作战勇猛，获颁勇字金章。
1925年他随郭松龄赴日本参观陆军秋操，受郭松龄反内战、改革奉系的主张影响很深，同年郭松龄滦州起兵反奉，高纪毅出任第十九旅旅长，率部作为先锋攻打山海关，一路打到锦州，直逼沈阳城下。
巨流河一战郭松龄兵败被杀，参与反奉的军官大多遭清算，高纪毅率部后撤途中被俘，军法处拟定的处决名单上赫然写着他的名字。是张学良力排众议，拿到名单后当场圈掉了他的名字，对军法处长说“这个人我有用，先关着，不要声张”。
关押期间，张学良派亲信副官私下探望，带话让他把所有责任推给郭松龄，闭口不言其他，最终仅以解除军职论处，保下了他的性命。
高纪毅后来自述，“我当时以为必死无疑，没想到汉卿能保我，这份情，我记了一辈子”。他也坦言，郭松龄整军改革的主张他始终认同，奉军老派只知捞钱、军纪涣散的状态迟早要出事，只是郭松龄行事太急，没给自己留后路，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经此一劫，他彻底认定张学良是值得追随的主公，再无二心。
1927年夏，张学良将高纪毅重新召回，任第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副官处长，重新纳入核心幕僚圈，即便杨宇霆多次以“反奉旧人”为由刁难，张学良始终对他信任不减。
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张作霖被炸身亡，东北政局暗流汹涌，高纪毅第一时间核实消息密报张学良，协助其秘密返回沈阳主持大局，全程参与东北易帜的筹备与安保工作。
当时杨宇霆、常荫槐对易帜持消极态度，多次公开掣肘，高纪毅多次向张学良进言，指出杨宇霆揽权过甚、尾大不掉，提醒其早做防备。
张学良主政之初，任命高纪毅为奉天省政府委员兼警务处长，执掌沈阳城防与治安大权，实质上是把自身的身家安全交到了他手上。
此时的奉系内部，士官派与老派矛盾激化，杨宇霆以“托孤老臣”自居，对张学良动辄以长辈口吻训斥，甚至在公开场合直呼其小名，完全不把这位年轻的总司令放在眼里。
高纪毅晚年接受辽宁文史资料访谈时直言，“杨宇霆才气是有的，但野心太大，张作霖活着的时候他还收敛点，老帅一死，他就压不住了，事事都要管，好像东北离了他就转不动”。
他还透露，处决杨常的半个月前，张学良就曾私下征询过他的意见，他当时只说了一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没有多余的劝解。
1929年1月10日下午的冲突成了最终导火索：杨宇霆、常荫槐强行要求张学良签字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由常荫槐任督办，完全绕过南京政府，也无视张学良的外交顾虑。
张学良与二人周旋半天，趁他们回家用餐的间隙，紧急召高纪毅入府下达处决命令。根据高纪毅本人撰写并收录于《辽宁文史资料精萃》的《杨常事件的前因后果》回忆，他当时只问了一句“在什么地方”，得到“老虎厅”的答复后，立刻着手布置，与侍卫副官谭海挑选六名可靠卫士埋伏厅外，同时命刘多荃控制帅府警卫，只许进不许出。
当晚杨常二人返回老虎厅刚落座，高纪毅便带人持枪闯入，当众宣布：“奉长官指令，杨宇霆、常荫槐阻挠国家统一，即刻处决，立即执行。”话音未落枪声已响，二人当场毙命。
事后有人问高纪毅为何连半分犹豫都没有，他只说了一句：“杀人的事，说办就办，说办不办，必有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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