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5日午后，张学良没跟任何人商量，登机亲送蒋介石飞离西安。飞机昂首那一瞬，杨虎城就站在地面人群里，仰头望着。他那时还不会知道，十二年后自己会被毛人凤手下的特务勒死于重庆戴公祠，面部被淋上硝镪水毁容；他更想不到，那位他视为“生死搭档”的少帅，晚年面对唐德刚的录音机时，会轻飘飘地吐出这样一句——“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
这句卸责之辞，很容易让人想起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张学良前期靠郭松龄，后期靠王以哲，大事靠杨虎城。三人都死得惨，而他们的惨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张学良的冲动与无能。
这种说法将张学良的一生切割成三段依赖关系，又用“惨死”把三人的命运捆在一起。在老黑看来，历史虽然难以用如此工整的归因来总结，但不可否认，这种说法，是审视张学良的一个既残酷又真实的角度。
先说郭松龄。
张学良与郭松龄的关系，张作霖有过一句痛骂：“除了不能和郭松龄睡以外，你大概吃点什么东西都会惦记他”。张学良自己也承认：“他跟我，我们俩差不多像弟兄一样”。
郭松龄在讲武堂做战术教官时，张学良一见折服，此后郭一路升迁，虽名义上是张学良的副手，实则代行全部军权。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全线崩溃，只有张、郭所部保持建制；第二次直奉战争郭松龄更把直军打得落花流水。张作霖把郭视为辅佐儿子的不二人选，最好的装备尽数拨给郭军——“前期靠郭松龄”在事实层面毫无争议。
但问题在于张学良对郭松龄的“靠”是纯情感式的托付，而非理智的驾驭。
郭松龄起兵前在天津以治病为名，张学良前去探望，郭当面说出“赶走老杨，父让子继”的谋逆之言，张学良竟未及时制止。
起兵后张作霖一度怀疑儿子与郭合谋，张学良亲笔写信劝郭罢兵，信中写道：“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唯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乃父”。这封信情真意切，却暴露了致命软肋——他在此前对郭的纵容已到丧失判断的地步。
郭兵败后于1925年12月25日被张作霖下令枪决，直接凶手是张作霖，但张学良养虎为患的责任无可推卸。
郭松龄死后，接替其位置的是王以哲。
王以哲保定军校出身，经人引荐入张学良教导队，因编写《步兵操典译解》一书崭露头角。讨郭时他建议破坏铁路水塔断郭军补给，与张作霖英籍顾问意见吻合，立下战功，此后一路升至六十七军军长。
张学良对王以哲的信赖毋庸置疑，王也确曾陪同他会晤李克农，共商联共抗日。1936年，王以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身份使他在联共抗日问题上与张学良高度契合。
但“后期靠王以哲”这个说法需要仔细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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