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生活成本不断上升时，“我要资助”发现，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开始通过该平台为房租、食品杂货和水电费等基本生活开支筹款。
卢克·阿尔伯顿说，当他发现自己手头拮据、无力支付账单时，不得不“放下自尊”，去做一件平时不会做的事。他说：“经过一番自我反思和艰难权衡，我最终为自己发起了一个‘我要资助’筹款项目。这有点违背我一贯面对生活的方式。”
阿尔伯顿原籍安大略省萨德伯里，过去14年一直住在多伦多，职业生涯主要从事电话客服工作。2024年8月，阿尔伯顿被裁员。此后他开始领取就业保险并找工作，但这次求职与以往不同，拖了将近7个月。等到就业保险金用完时，他的积蓄和可用信贷也消耗得差不多了。由于前一年收入过高，他又不符合社会救助资格。
后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但就在入职第一天，阿尔伯顿因严重感染突发医疗紧急状况，恢复期也很长。面对不断累积的账单和没有收入的处境，他发起了一个“我要资助”筹款项目。目前，他已筹得4950加元，目标是9000加元。
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生活成本》节目采访时说：“这些年来我一直靠自己生活，但如果不这么做，我真的可能连住的地方都保不住。”
不过，阿尔伯顿的经历反映出许多加拿大人正在面对的现实：当突发危机与高昂生活成本、有限社会支持叠加时，众筹正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支付基本开支的最后手段。
根据“我要资助”提供的数据，2026年1月至5月，加拿大各地共发起超过15000个“基本需求”类筹款项目，比2025年同期增长8%。事实上，该在线众筹平台称，自2020年以来，加拿大提及“生活成本”的筹款项目增加了274%，原因是“创纪录的高通胀和可负担住房短缺”。
该平台一名发言人在电子邮件中表示：“加拿大人越来越多地向自己的社区寻求帮助，以支付过去原本还能靠自己承担的开支。”
安大略省汉密尔顿麦克马斯特大学金融与商业经济学助理教授威廉·哈金斯说，加拿大人为基本生活需求转向“我要资助”，是“一个更深层问题的症状”。
他说：“当人们不得不在互联网上以近乎乞讨的方式求助时，并不是因为他们愿意这样做。这说明情况已经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哈金斯把加拿大的社会安全网分为三层。最上层是国家层面的项目。他说，这一层大约能覆盖60%到70%的需求，对大多数人有效。
下一层是基于社区的支持，例如非营利组织和志愿团体。这些机构往往更清楚社区里真正需要什么。哈金斯说：“政府会给你寄钱，但他们不会像送餐上门服务那样到你家门口来帮助你。”但他说，第二层支持“几十年来一直在被削弱”。
结果是，人们被一步步推向最底层，也就是个人关系网络，例如家人和朋友，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向“我要资助”这样的平台。
加拿大食物银行组织研究主管理查德·马滕说，这与他在线下看到的情况一致：自2019年以来，食物银行的使用量几乎翻了一番。
他说：“现在一个月的访问量已经接近220万人次。”他还表示，食物银行正承受双重挤压。一些过去的捐赠者如今自己也要依赖食物银行，另一些人则已无力像过去那样捐助。即便在捐赠趋于稳定的地方，需求增长也早已远远超过现有供给。
随着家庭动用仅有的缓冲资金来支付基本生活所需，一旦危机来临，能留下应急空间的人就更少了。他说：“贫困正在不断加深。”
不过，多伦多大学数据科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马丁·卢克表示，为基本开支进行众筹并不是一个有保障的解决办法。他分析了2018年至2021年间加拿大和美国近200万个“我要资助”筹款项目后发现，医疗和紧急救助类筹款中，只有17%达到了目标。他在《GoFailMe》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这一研究结果。
他说，大多数筹款项目仍高度依赖个人关系网络，真正“爆红”的只是“极少数情况”。哈金斯也认同这一点，并补充说，“捐赠疲劳”也是另一项限制。他表示，逐个帮助个人，往往不如为大量面临相似困难的人提供共享解决方案来得有效。
“我要资助”在向加拿大广播公司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认识到，大多数用户并非专业人士，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以及决定应包含哪些信息时，可能需要支持。该公司称，已“开发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工具——目前使用次数已超过8500万次——以帮助人们更容易开口求助”，并且其“筹款建议和资源向所有发起人免费开放”。
对阿尔伯顿来说，“我要资助”至少带来了一线希望。由于在医疗恢复期间无法工作，他最终失去了那份刚刚得到的工作。但这笔筹款帮助他在接受治疗期间渡过难关，后来他也搬回父母家中，准备重新规划下一步。
阿尔伯顿说：“我打算回报他们这些年来给予我的所有美好支持。所以我心怀感恩，也准备重新努力工作，再存下一些钱。”这段经历既显示了个人在困境中的求生努力，也再次凸显出基本生活保障缺口所带来的现实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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