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南迁

抗日烽火中故宫文物迁徙之路(下)

张小英 刘冕

“做到一半的复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0月10日,华北战区侵华日军受降典礼,在故宫太和殿广场隆重举行。北平各界20余万民众,见证了这一荣耀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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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抗战胜利后,故宫文物西迁三路人马齐聚重庆。

身在重庆的马衡,开始积极张罗文物回归。他筹划将分藏四川巴县、乐山和峨眉三地的故宫文物,尽快集中到重庆,然后按照先前的承诺,全部运回北平。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国民政府最终决定将文物迁往南京。

1947年5月31日,首批文物从重庆启运,走水路东归南京。由于石鼓体大箱重,不便装船,交通部派10辆汽车,装载石鼓等笨重文物共62箱,由陆路直接运往南京。那志良负责押运。

石鼓,是一组十件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每件高二尺、直径一尺多、重约一吨,上面镌刻着几百个文字,即“石鼓文”。“石鼓文”刻于先秦时期,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人称当今汉字的“祖宗”,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

石鼓原本存在国子监,随故宫文物一路南渡西迁。从北平出发时,“石皮已与鼓身分离,敲起来有嘭嘭声,如果石皮脱落,只剩下石心,石鼓就一点价值没有了。”因此,从一开始,故宫人就对石鼓的包装、运输格外小心。

不承想,运石鼓的车辆在回南京的路上翻了车。当时一位司机为了省油,在下坡时关了油门,恰巧在转弯时,对面驶来一车,速度极快,司机在惊慌中急打方向盘避让,车头撞在山壁上失去控制,车上的人纷纷跳下。车摔得破烂不堪,装文物的木箱,全部掉到山沟里。

石鼓是否受损?开箱检查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包装一层层掀开,发现第一件石鼓安然无恙。大家长舒一口气,又去打开第二个包装箱,发现第二件石鼓也没有损坏。就这样,连续打开十件石鼓箱,发现所有石鼓都完好无损。

“这不啻为一场奇迹,也让我们心有余悸。”那志良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里写道:石鼓装车的时候,因为它本身很重,没有将石鼓捆扎在车上,倒机缘巧合地让它们逃过此劫。如果当时将石鼓和车子捆在一起,这件稀世文物就一定被毁了。

1947年7月26日,石鼓抵达南京。1947年年底,水路运送的文物也到达南京。至此,1.6万余箱文物辗转万里的西迁之旅,宣告结束。

还有2900多箱文物一直滞留南京。

1937年12月,这2900多箱文物都已经码在南京下关码头,准备装入预约好的太古洋行轮船。但由于日军不断轰炸,轮船不敢靠近码头,直接开走了。这些文物不得已又被运回朝天宫保存库。

日本占领南京期间,朝天宫保存库被用作伤兵医院,库门被打开。据说日本人有意把里面的文物运回国,当时汪精卫政府的几位部长出面阻拦,把这些文物运到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等处,与其他机关的文物保存在一起,抗战胜利后陆续收回,尚无重大损失。

北平沦陷后,留守故宫的人员处境也极为艰难。时任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的张庭济带领留守人员,在日伪统治下苦撑了八年。除损失一些图书、铜缸等,故宫留平文物基本无虞。1944年,日军从故宫劫走91座铜灯亭、1尊铜炮,准备制造炮弹子弹。还没来得及运回国,日本就宣告投降,这批文物也被从天津追回。

西迁文物有没有损毁?那志良和故宫同人开箱逐件清点,并按照原始清册一一核查。令人欣慰的是,几十万件文物辗转大半个中国后,只有几件损坏到不可修复,其余几乎没有损毁。

这几件损毁文物,据《故宫文物南迁》一书记载:“在重庆合记堆栈,因楼板断塌,破损3件瓷器;在宝鸡火车站,汽车过铁路卸库时与火车发生碰撞,黄瓷大盘、钟表玻璃罩因震动破碎;在汉中库房装箱检查时,一名士兵手榴弹不慎坠地,发生爆炸,当场炸死士兵1人,重伤2人,弹片伤及文物4箱,1件乾隆款白地青花瓷盘被炸碎,大号彩花大瓷瓶瓶口炸缺2寸许,瓶身破裂。”

文物清点结束后,国内局势急转直下。马衡看到复员北平已经没有希望,便把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工作交给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庄尚严、那志良、欧阳道达等留守南京分院,马衡则回到北平,主持故宫本院的复员工作。

1947年9月3日,也就是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两周年的日子,马衡在北平广播电台做了一场关于《抗战时期故宫文物之保管》的演讲,回应社会关切。末了,他透露了一个心愿:“这一批文物能够回到南京分院,只算做到一半的复员工作。运回北平,恢复到‘九一八’以前的状态,那才算是完成复员工作。”

然而,马衡的心愿始终没有达成。

两岸三地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国民党节节败退,国民政府日暮途穷。

蒋介石有意退守台湾的想法在国民党内部传开,故宫文物再次面临迁徙。11月10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多名理事,包括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李济、徐森玉等,在故宫博物院理事长、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官邸开了一个小会,商讨文物的去留问题。

会上“决议”:将故宫文物迁运台湾,先选精品,其余根据交通形势尽可能移运。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文物和图书也一并迁台,具体事宜由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教育部次长杭立武负责。行政院很快通过了这些“决议”。

随后,行政院命令马衡尽快将北平故宫里的国宝精选装箱,空运南京。但马衡有心把国宝留在故宫,留在北平。他假装回复照办,转头就拖延时间,再三交代手下:“包装一定要细致谨慎,不要慌,不要求快!”装箱进度十分缓慢。

1948年年底,马衡下令将故宫对外出入通道全部关闭,严禁通行,以致选装的文物无法运出。行政院多次函电催促,马衡以“机场不安全,暂不能运出”为由一拖再拖。拖到北平和平解放,故宫文物一箱也没运出。

除了抢运国宝,国民政府也大力“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鼓励北平文化名流南迁赴台。被列入“抢救”名单的有大学校长、文化界人士、知名学者等,马衡也在其中。教育部派飞机前来接运,马衡以病后健康未复婉拒登机。

马衡迟迟不南下,国民政府只得将遴选故宫文物的重任交给徐森玉,并明确指示,尽量将南京文物全部运往台湾。如果实在带不走,也要选择一类文物,将二类文物留在大陆。

徐森玉曾明确表示反对文物迁台。他给友人台静农的信里写道:“衮衮诸公妄以为台湾为极乐国,欲将建业文房诸宝悉数运台,牵率老夫留京十日,厕陪末议。期期以为不可,未见采纳。”虽然反对,但又无可奈何,于两难之间,徐森玉只得大胆“调包”,将一批一类文物换成二类文物,“以次充好”运往台湾。

而彼时,庄尚严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命令,准备押送第一批文物前往台湾。马衡从北平得知后,立即致信庄尚严,劝他务必拦下南京文物。

一边是国民政府的命令,一边是多年恩师的托付。庄尚严身在南京,就在国民政府眼皮子底下,不得不听从命令。

马衡动了肝火,给庄尚严再去一信:如果不愿阻拦文物赴台,就断绝二十多年的师生关系。

1948年12月22日清晨,庄尚严随772箱文物登上“中鼎号”登陆舰,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驶向台湾基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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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中鼎号”登陆舰载着772箱南迁文物驶向台湾。

据徐森玉之外孙女王圣贻回忆,国宝启程前,徐森玉自知留不住庄尚严,只能拉着他的手千叮咛万嘱咐:“现在这些文物要分开了。从今以后,我负责看管一半,你负责看管另一半。你要代我到台湾去看管好这批家当。”庄尚严点头:“先生放心,人在文物在。”

庄尚严带着文物在台湾安顿下来,收到了一封马衡的信,信上只有一句话:“此后故宫文物在台,兄须好自为之。”庄尚严见信,感慨万千。抵御外侮的年代,师生二人尚可一起谈诗、喝酒,日本早已投降,两人却无话可说。这成为他晚年“最不愿被触及的内心隐痛”。

直到1949年1月28日,国民党政府先后分三批从南京运往台湾的文物共计2972箱,占南京所藏文物的六分之一。

据杭立武《中华文物播迁记》一书记载:“南迁书画9000多件,运台5458件,其中就有书圣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南迁铜器2787件,运台2382件,其中就有铭刻字数最多的西周重器毛公鼎。”台北故宫博物院,便是在这些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文物运台后,国民政府聘请徐森玉赴台主持文物管理。徐森玉为避此劫,称病返回上海躲了起来,并从此脱离了故宫。守护故宫南京分院遗存文物的重担,由此落在了欧阳道达身上。

欧阳道达临危受命,为避免文物在战乱中再遭劫难,命人把朝天宫保存库的大门用水泥全部筑死,直到南京解放。1950年1月,欧阳道达亲自押运首批故宫南京分院文物1500箱抵达北京西车站,十件石鼓也同车运抵。

此后,留存在南京故宫分院的南迁文物,陆续返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后来由于“文革”,有2000多箱大约10万件官窑瓷器滞留南京。时至今日,这批南迁文物仍分居两岸三地,即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

而故宫的守宝人,也隔海相望、天各一方。

新中国成立后,马衡仍任院长一职,并为故宫收购了大量珍宝。1952年,马衡从故宫离任,改任全国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在北京病逝。他的子女遵照遗言,将其毕生研究所藏的文物、图书、拓片等,全部捐给了故宫。

护送文物迁台的庄尚严,后来再也没能回到北京。他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直到1969年退休,为故宫工作了45年。有人送他一方图章,上面刻着“老庄老运好”。“庄”是“装”的谐音,“运”是运气的“运”,又是运输的“运”,庄尚严爱不释手。

庄尚严晚年病重,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抢救,弥留之际,嘴里反复念叨着两个字,声音含混不清,身边的人都听不清楚。庄灵凑到父亲的嘴边,反复倾听,才终于听清了那两个字——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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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庄尚严一家在贵州安顺,四子庄灵就出生在安顺。

庄尚严四子庄灵曾说:“父亲最大的遗憾,便是在有生之年,不能亲自带着这批远渡重洋来到台湾宝岛的故宫文物,重新回到北平故宫。”

(全文完)

参考书目:

1.那志良著《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

2.吴瀛著《故宫尘梦录》;

3.马思猛编著《金石梦 故宫情》;

4.庄尚严著《前生造定故宫缘》;

5.杭立武编著《中华文物播迁记》;

6.祝勇著《故宫文物南迁》等。

来源:中国民族博览

作者:张小英 刘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