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初春，洞庭湖区的风还带着寒意。清晨六点，沅江西岸的渡头却已人声嘈杂，挑担的、抱孩的、赶着水牛的，都急着过河躲空袭。彼时的长江中游几乎成了天然战场，湖北监利、公安相继失守后，日军小股艇队顺水南下，湖南北部的乡镇时刻悬着一把刀。
草尾镇中心小学的教导主任潘维屏正挤在渡口。他不过三十出头，说话总带几分书生气，可一听到头顶传来飞机的啸声，脸色立刻发白。“今天恐怕还是得散学，”一位同事小声嘀咕。潘维屏点头，握紧装着课本的布包。学校两周前已三次宣布停课，白天把孩子往稻田里分散，夜里又集合清点人数，师生靠番薯干和咸菜硬撑。
3月5日，他终于决定回老家沅江暂避。当天下午，九号义渡载着三十来名乘客驶出人形汊。水面平静，只有船桨划水发出一阵阵咕噜声。谁也没想到十分钟后噩梦会突然降临——两架零式俯冲过来，机翼下的阳光像刀子。
“趴下！”有人大喊。子弹扫过甲板，碎木片乱飞，尖叫声此起彼伏。潘维屏缩进船舱，抓起一个麻布棉花包罩住脑袋，身边几个乘客下意识跟着蹲伏，一团乱麻似的挤成一块。枪声停歇片刻，汽艇马达声又逼近，几个日本兵登船，步履沉重而有节奏。
搜身时，一个操湖北口音的翻译官扯着嗓子骂：“都举手！”口气比子弹还冷。三名女乘客被留在舱里，其他人押到船头。日军逐一检查后，竟把多数人推落水中。会游的潜入深处逃命，不会水的只能扒着船舷。潘维屏双腿打颤，手却死死扣住长缆上的铁圈，冰水漫到胸口，冷到发抖。
甲板上忽然传来女青年痛苦的叫声，夹杂皮带抽打的脆响，紧跟着是日军粗野的笑。十几米外的河面漂着两只草帽，转眼被血染红。一个随从兵站在边舷朝水里乱射，他嚣张地吼：“不爬上来就死在水里！”
约莫一炷香工夫，船舱里寂静下来。那翻译官探头四顾，抛下一句：“快滚吧，待会儿炸船。”他的语气像扔垃圾。日兵跳回汽艇，向上游驶去。潘维屏趁机摸上堤岸，衣服滴水，鞋底还沾着碎木刺，顾不上疼，跟着人群朝麦田深处狂奔。
不料空中嗡嗡声再起。零式折返，对准九号义渡投下一枚炸弹。火光、冲击波、木屑、惨叫同时撕裂空气——那几名被糟蹋的妇女连同船上伤者一并葬身烈焰。岸上的人屏住呼吸，躲在沟里不敢抬头。等硝烟散去，只剩船骸漂浮，河水翻滚着焦黑的残片。
傍晚，幸存者在沙港镇外的祠堂暂避。有人痛哭，有人沉默。潘维屏靠在墙角，双手发青却握得更紧，好像还攥着那只布包。他对同乡叹道：“鬼子狠毒，汉奸更毒。”说完不再言语，只是低头看着被血水浸透的袖口。那晚，他发着高烧，仍坚持把目击经过写在旧练习簿上，一字不漏。当地民众后来辗转把这份手稿送到常德沅江联防司令部，作为敌寇暴行的证据。
有意思的是，事发后不到两个月，那名翻译官在一次清剿行动中被地方游击队活捉。审讯记录留下一段对话——队长问：“为何替日军作恶？”他讪笑：“活命而已。”队长冷冷回一句：“活命不等于卖命。”档案显示，此人随后被押往长沙战犯收容所。
1945年夏，九号义渡的船工重返被炸河段，打捞到舵柄残片，刻意保留在三仙湖渡口。潘维屏每年清明都会坐在那舵柄旁默立片刻。他后来调入常德一所中学，教导学生写作文时常提醒：“记下亲眼所见，别让血迹干透就忘记。”
抗战胜利后，草尾镇重新开学。学校墙上挂着一块黑色木牌，上面刻着三行白字：1938—1945，死于空袭、溺亡、枪杀者共413人；劫后余生者269人；目击暴行者74人。数字冷冰冰，却让每个进校门的孩子都懂得了何为“日寇”、“汉奸”，也明白老师为何要他们把普通的日子写进作文本。
潘维屏的讲台很窄，他每次上课都习惯把那本被血迹染过的练习簿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无意间瞥见的学生常会悄悄问：“这是战争留下的吗？”他点头，却不作长篇说教——战争的残酷已经深刻在那泛黄纸页里，无需再添一笔。多年后，练习簿送交湖南省文史馆，成为馆藏实物史料，编号B—1944—35。
岁月流逝，洞庭湖的水位年年变，河岸柳树也换了几茬新枝，但1938至1945那页历史没有被冲淡。当年在水中死抓船缆的青年老师，以幸存者的身份行走余生，他的课堂、他的回忆、他的那句“汉奸最可恨”，至今仍在见证侵略者的冷血与民族败类的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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