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7日清晨，黄河大堤上雾气未散，远处的开封城已被占领两年。街头行人寥寥，日本宪兵的脚步声夹杂在自行车铃声里，敲打着每个人的神经。就在这一天，一辆灰色雪佛兰轿车驶向城西的山陕甘会馆，车里的人正是“一夜成名”的吴凤翔。
外界眼中，吴凤翔是一条“倒向敌人的疯狗”。不久前他带着近百人的自卫队高调投奔日军，还让大汉奸权沈斋陪同前去见证，场面热闹得像场折子戏。一时间，开封茶铺里满是骂声：卖国求荣，吴凤翔成了众矢之的。可骂归骂，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想干什么。
吴凤翔今年32岁，豫东人，少年砍柴打猎练出一手百步穿杨。1935年加入我党，三年内两度被捕，两度越狱。第一次在郑州监狱，靠一把自制锥子撬开铁窗；第二次由狱卒被组织策反送进零件，他拼出手枪，在放风时策动群逃。这样的人，一旦“投敌”，任谁都会多看几眼。日军自然也不傻，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连续出招试探：名酒、美色、重金、甚至假扮军统特派员，都没把吴凤翔撩拨漏底。外人只见他游刃有余，却不知背后有份写给中原局的长信：潜伏之机，已现转机，务请批准斩首计划。
这封信用了整整二周才穿过封锁，被辗转送到延安。复电只有六个字：“一切随机，勿误。”吴凤翔心里有数，棋到中盘，没有退路。
下午三点，他抵达会馆。守门的日本哨兵只敬了个礼，没人搜身。原因很简单——他腰带里那张葵花标记的“特别通行证”来自吉川本人，仿佛一枚免死金牌。更巧的是，这块清代建筑的侧门年久失修，窗棱松动，昨夜他悄悄做了手脚：稍用力便能推开。
会馆灯火通明，旗袍女侍行色匆匆，菜肴香气裹着西洋乐声乱窜。吉川坐在首位，面前摆着一瓶“樱正宗”。山本大佐提起酒碟招呼：“吴君，就坐这边。”在场的河南地方头面人物好些都见过吴凤翔，心里虽鄙夷，却不敢露声色。谁料他们正是他今晚布置的“道具”，越多越好，越显热闹，警戒越松。
此时的吴凤翔已经悄悄钮紧外套，左肋下藏着一支勃朗宁，右腋一把纳甘。子弹是党员药铺里拆解药瓶底座送进的，每晚亲手擦拭。席间有人大谈“皇军三个月横扫中原”，吉川冷笑着抚掌，山本则用笃定的眼神扫视众人。吴凤翔举杯碰响山本的酒盏，杯中高粱烈酒微微溅出，在桌面铺开一道弧线。
时间走到傍晚七点。外边的铜锣响起，原是换岗信号。吴凤翔猛地起身，酒盅“咣”地落地，与锣声碰成一处。就在众人侧目时，他的右手已探入衣里。山本只觉得太阳穴一凉，定睛一看，黑洞洞的枪口贴在眉心。几乎同时，枪声撕开寂静——山本应声倒下，椅子翻倒，木屑四溅。
吉川本能地一猫腰，往桌下滚去。吴凤翔一步跨前，左手纳甘连扣两下，第一发击中吉川小腿，第二发穿透肩胛。吉川惨叫，想拔枪，第三发已封喉。短短五秒钟，日军两名高官倒地不起。
警报呜呜作响，楼外卫兵蜂拥而入。吴凤翔冷静得近乎残酷，又在门口封锁处连点两枪，放倒先头士兵，然后掀窗帘，踩椽翻身而出。会馆后院一棵老槐树对他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绳索”，树下摆着几袋假装装菜的竹筐，正好缓冲落地。
他奔过青石巷，拐进北水关旧码头。接应的两名药铺伙计等在破船旁，其中一人递上蓑衣，“走水路，风大，兄弟小心。”话音低得像蚊鸣。船桨落水的一瞬间，远处机关枪急促扫射，水花飞溅，夜色中的灯火乱成一片。河对岸的乳白色雾气像一道天然屏障，很快吞没小舟。
吴凤翔的袭击在开封城里引发连锁震动。驻军搜捕数日，死伤十余人，却连一片衣角也没抓到。吉川的病床被移回东京总医院，他的军服空荡地挂在床头，袖口被鲜血染成褐色。不到半年，这位特务头子因败局连连黯然退役。日军内部流出的报告写道：“开封事件，动摇后方安保体系，须警惕华人叛徒。”
至于吴凤翔，下落自此成谜。有人说他在豫东一带继续活动，也有人坚称他已北渡黄河加入八路大队。解放后，河南省军区整理烈士名册，翻遍档案都未找到确证，只在一张残缺的敌伪特务档案里，看见“代号天狼，疑仍在潜。”
开封老城的山陕甘会馆几经修缮，石阶上那枚被子弹崩出的缺口依稀可见。时至今日，每当导游引客进入会馆，指尖都会轻敲那处弹痕，低声介绍：“当年，就是这儿，吴凤翔把枪口顶在大佐脑门上。”说者平静，听者却总要倒吸一口凉气——想象那一刻，灯火璀璨，人声鼎沸，而一把黑色手枪割裂了所有虚假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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