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东南地区以英烈命名村落保护利用现状研究|史料|晋东南地区|烈士|红色文化|纪念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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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晋东南地区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留存着一批以抗日英雄命名的特色村落，是见证抗战历史、传承“太行精神”的活态文化空间。基于实地调研，以长治、晋城两市33处村落为样本，并特别聚焦其中18处“已改名村落”构成的“隐形丰碑”群体。研究引入社会记忆理论，识别出保护利用中地名记忆载体断裂、纪念设施功能弱化、史料系统性缺失、叙事传播模式固化及已改名村落记忆边缘化五大核心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构建了一个整合性路径，涵盖地名文化记忆修复、纪念设施层级化建设、史料数字化抢救与“记忆唤醒”空间叙事四个维度。研究认为，系统性修复与活化该类村落的文化记忆是打捞沉没历史、对抗结构性遗忘、延续地方红色文脉的迫切学术议题与实践方向。

【关键词】晋东南地区；英烈命名村落；红色文化遗产；社会记忆；保护利用

晋东南地区（主要包括今长治市、晋城市）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等重要机关的长期驻扎地。在此区域，无数抗日志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为纪念英烈，当地涌现出一批以英烈姓名命名的村落，如武乡县尚元村（纪念王尚元烈士）、沁源县学孟村（纪念李学孟烈士）、陵川县义汉村（纪念任义汉烈士）等。这些村落名称本身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具象化，它将宏大的国家叙事锚定于具体的地理空间，形成了独特的红色文化地理标志体系。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快速发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红色古村落普遍面临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挑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可考的33处英烈命名村落中，有超过半数（18处）因行政区划调整、社会经济发展等原因，其承载英烈记忆的原始名称已被更改。这部分“已改名村落”构成了红色文化遗产中一类特殊而紧迫的保护对象，它们所面临的不仅是地名标识的消失，更是集体记忆的断层与红色精神载体的隐性流失。系统调查晋东南地区以英烈姓名命名村落的现状，科学分析其面临的问题并探讨有效地保护与利用路径，不仅是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更是扎实推进抗战文物保护利用、大力弘扬抗战精神的迫切要求。本研究旨在通过翔实的调研资料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相关地区的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现状审视：晋东南英烈命名村落的

历史格局与存续状况

根据调研统计，晋东南地区目前可考的有15个行政村（社区）是以抗日英雄的姓名直接命名的。其中长治市有7处，分别是武乡县尚元村、沁源县法中村、沁源县正中村、沁源县学孟村、平顺县克昌村、沁县尚义村（原尚贤村，后合并为霍沟村）、壶关县绍良村；晋城市共有8处，分别是城区北石店镇鸿春村、泽州县乾棠村、沁水县国华村、沁水县兴德村、沁水县海江村、高平市风和社区、陵川县小平村、陵川县义汉村。此外，还存在曾经以抗日英烈姓名命名但已改名的村落18处，分别是：长治市长子县南沟河村（原金熬村）、长治市潞城区宋村（原登云村）、晋城市阳城县王曲村（原永盛村）、晋城市阳城县五瑞村（原东樊村）、晋城市阳城县显明村（原西交村）、晋城市阳城县廷章村（原北留村）、晋城市阳城县应朝村（原北安阳村）、晋城市阳城县新润村（原独泉村）、晋城市阳城县文敏村（原泽城村）、晋城市阳城县霄峰村（原安上村）、晋城市阳城县向明村（原北树村）、晋城市阳城县奉璋村（原枪杆村）、晋城市阳城县吕强村（原下寺坪村，现中寺村）、晋城市阳城县振华村（原下交村）、晋城市阳城县杨恕村（原观腰村）、晋城市阳城县永善村（原东山村）、晋城市阳城县顺兴村（原东关村）、晋城市阳城县元兴村（原冯坡村）。

深入分析这18处已改名的村落，其分布与更名路径呈现出两个清晰的客观特征。首先，地域分布高度集中。仅阳城县一县便独占了16处。这一分布格局表明，该现象并非零星发生，而很可能与特定历史时期，在县级层面推行的地方文化治理或行政区划调整密切相关，使其成为一个高度典型的地方案例。其次，更名路径“向历史回归”。与凭空创设新名不同，调研显示，这些村落中的绝大多数，是恢复或重新启用了其在明清乃至更早时期便已存在的传统古地名（如“王曲”“下交”“北留”等）。这一更名方式，反映了地方在身份认同构建过程中一种倾向于从更悠久的历史脉络中汲取资源的文化选择。其客观结果是，在恢复历史文脉连续性的同时也使抗日战争时期以英烈命名所赋予村落的红色文化标识在官方地名层面被替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作为红色地标的显性特征。

这些村落的价值并未因名称的改变而消失，它们转变为一种“隐形的红色地标”。对于研究者而言，它们是地名变迁史的鲜活样本；对于当地民众（尤其是烈属和老人），它们仍是情感寄托的所在；而对于整个红色文化谱系而言，它们则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思政教育的现场教学基地。因此，对它们的保护利用，需要比保留原名的村落投入更多的智慧和努力。

二、问题剖析：保护利用实践中的

多重困境与记忆危机

尽管晋东南地区英烈命名村落具有重要价值，但调研发现其保护利用现状整体不容乐观，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地名记忆载体的断裂

地名学者王胜三强调：“地名作为特定地域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具有指位功能，更承载着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在英烈命名的村落中，地名本身即是一种红色文化资源，其稳定性对红色记忆的传承具有特殊意义。然而调研发现，部分村落名称在行政区划调整或社会变迁过程中发生变更，导致村落本体与红色文化记录出现割裂。例如，沁县原尚义村（为纪念王尚贤烈士命名）在合并后改称霍沟村；潞城区原登云村（为纪念高登云烈士命名）现名为宋村，其名称中已不再体现英烈纪念含义。这类更名行为所引发的文化断裂，在“已改名村落”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从文化记忆的视角看，地名变更不仅是一个行政程序，更意味着一种地方性历史叙事的中断。地名作为活态的地方档案，其稳定性直接影响着集体记忆的连续性与地方认同的建构。村落名称的更改，切断了地名与英烈记忆之间的符号关联，而在社会层面，随着老一辈知情者逐渐减少，年轻一代在新地名语境中成长，原有的英烈叙事因缺乏载体而难以传递，从而导致当地红色记忆的代际传承面临困境。

这种困境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制度性，即地名变更作为行政决策的结果，在文本和标识中系统性地抹去了英烈符号；二是世代性，即记忆的承载者随年龄结构变化自然更替，使得相关历史认知逐渐流失。二者叠加导致英烈事迹在公共话语中逐渐静默，甚至从地方集体记忆中消退，进而影响当地红色文化传承的连续性与完整性。因此，地名文化断层不仅是一个命名问题，更是地方历史记忆弱化的体现。

（二）纪念设施的记忆固化功能弱化

纪念设施，如纪念碑、纪念亭、陈列馆等是物质化、空间化的历史记忆载体，其核心功能在于将抽象的历史事件与精神价值转化为可感知的实体存在，从而为公众提供了缅怀、追思与教育的场所。然而实地调研表明，晋东南地区多数以抗日英雄命名的村落，其纪念设施的建设状况不容乐观，这种物质载体的匮乏或简陋，使得英雄叙事难以获得一个庄重的、可感知的物化依托，削弱了其作为记忆场域的教育与情感激发功能。现有设施的维护管理与展陈水平存在提升空间，正如刘连志在研究中所指出的“建立长效的管理与维护机制是确保烈士纪念设施可持续利用的根本”，它不仅是一个硬件投入问题，更关乎红色文化传承的效能。它影响了历史记忆物质化呈现的质量，也制约了红色教育功能的充分发挥，是当前英烈村落保护利用中需要加强的关键环节。

（三）史料的系统性支撑与抢救紧迫性

史料的系统性留存与深入研究是构建真实、丰满历史叙事的基础，对于红色文化传承具有根基性作用。晋东南地区抗日英雄命名的村落，在烈士相关史料的征集、保存、整理与研究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首先，实物史料的普查与保护工作需要加强。实物史料，如烈士生前照片、个人遗物、往来书信、档案文书以及其故居、活动遗址等是还原历史细节、佐证英雄事迹最为直接的物证。但目前，对这些第一手资料的区域性系统普查尚未全面展开，大量散存于民间的实物史料尚未得到专业的识别、登记、征集与保护性修复。这导致许多承载重要历史信息的物证面临损毁、流失的风险。红色实物史料是革命历史的物质见证，其不可再生性决定了抢救性保护的紧迫性。开展系统性的普查、建档与科学保护是激活其历史价值的前提。

其次，口述史料的抢救工作面临严峻的时间窗口期。学者张前强调：“口述史是填补历史细节、捕捉个体情感记忆的重要途径，尤其对于基层抗战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随着亲历者年事已高甚至相继离世，许多村落中，能够清晰讲述英烈具体事迹的老年人已为数不多，而相关的访谈记录、影像资料留存严重不足，导致这部分“活”的史料正在加速消亡。

由于上述两方面史料的匮乏与研究的不足，导致目前关于许多英烈的记载往往仅限于姓名、籍贯、牺牲时间等基本信息，其性格特征、成长经历、具体战斗事迹、生活细节等难以得到充分展现，使得英雄形象易于流于平面化和概念化。因此，加强史料的系统性抢救、保护与研究力度，是当前英烈命名村落保护利用工作中一项基础且紧迫的任务。

（四）叙事与传播模式的同质化

当前，晋东南地区英烈命名村落的相关叙事传播在内容构建与渠道拓展上存在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色文化传承的广度与深度。其不足主要体现在叙事方式和传播渠道两个层面。

在叙事方式上，现有的英雄事迹讲述多侧重于宏观生平与英勇事迹的概括性陈述，叙事模式容易趋向程式化。一定程度上缺乏对英烈性格特征、生活细节、内心世界以及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具体抉择的深入挖掘与呈现。过于重视标志性事件而忽略人物本身的丰富性，使得英雄形象缺乏足够的情感温度与生活质感。这种相对同质化的叙事难以有效地激发受众，特别是成长于新媒体环境下的青少年群体的深层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

在传播渠道与形式方面，尽管新媒体平台为信息传播提供了多种可能，但针对此类地方性红色资源的传播实践仍显滞后。传播活动多依赖传统的文字报道、宣传栏、或有限范围内的线下宣讲，未能充分整合运用现代融媒体手段进行创新性表达与扩散。在全媒体时代，媒体融合发展是主流，内容传播需要媒介融合与传播创新，单一形态的传播难以覆盖多元化的受众群体。

因此，提升英烈故事传播效能的关键在于实现从“告知式”叙述向“沉浸式”讲述的转变。一方面，需要深入挖掘历史细节，构建血肉丰满、立体可信的英雄形象，正如梁罡等研究所指出的需要“深化人民群众对其形象和品质特征的认识”深化人民群众对其形象和品质特征的认识；另一方面，积极探索运用短视频、动漫、互动式体验等更具吸引力的表现形式，并实现线上线下渠道的关联，从而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与传播力，使红色文化更好地融入当代公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五）已改名村落的记忆边缘化困境

已改名村落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其记忆的“结构性边缘化”。首先，集体记忆的“封存化”风险。村落名称作为日常高频使用的符号，其本身具有持续激活公共记忆的功能。当英烈名称被替代后，相关的历史叙事便从开放、共享的公共话语空间逐渐退缩至尘封的档案、有限的家族记忆或少数年长者、研究者的个体记忆中。地名是“活”的历史，它每天都在使用中被记忆、被强化。这种转变使得英烈记忆从一种可参与的、可互动的“活态传承”状态，滑向静态的、需要专门发掘的状态，其作为公共文化资源的可见度与影响力明显降低，传承活力随之减弱。

其次，地方身份认同的“模糊化”挑战。这些村落客观上承载着一段光荣的红色历史，但现行的普通地名无法在外在标识上体现这一独特文化基因。这导致其在区域发展定位中陷入尴尬境地，虽然它们拥有红色历史文化底蕴，但缺乏鲜的明文化符号支撑，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在红色旅游规划、文化品牌打造中脱颖而出。清晰、独特的文化标识是乡村在差异化发展中形成竞争力的关键，标识的模糊会直接削弱其文化吸引力和辨识度。

最后，资源分配中的“边缘化”倾向。在现行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体系与资源分配机制中，名称往往作为初步筛选和识别的重要依据。已改名的村落，因其名称的“普通”，极易在政策覆盖、项目申报和资金扶持中被忽略或置于较低优先级，从而在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格局中被忽视。

综上所述，已改名村落所面临的困境是系统性且相互关联的。名称变更不仅是一个符号的替换，更触发了记忆传承、身份构建和资源分配上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使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工作面临比未改名村落更大的挑战，需要得到更有针对性的关注和政策支持。

三、路径探索：

系统性保护与创新活化策略构建

针对以抗日英烈命名村落所面临的问题，必须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原则，采取系统性、综合性的措施，切实提升晋东南地区英烈命名村落的保护利用水平。

（一）推进地名文化的记忆修复工程

为确保红色文化的传承，可由地方部门牵头，组织民政、党史、地方志、高校、文旅等部门的专业人员，对区域内英烈命名村落进行普查，按照“一村一档”的标准建立详尽的红色地名文化档案库。对于已经改名的村落，应作为重点关注区深入调研改名原因，在尊重历史、符合法规、凝聚共识的基础上，制定详实地名文化档案并加强宣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考虑推行“双地名标识”策略，即在沿用现行行政区划名称的同时，在村口导览图、纪念地解说牌等公共信息设施中清晰标注其纪念性原名，并辅以必要的背景阐释。阳城县枪杆村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成功范本：该村不仅在整体叙事中讲清了“枪杆村”的历史由来，更在其红色陈列馆内设专版系统地介绍了为纪念魏奉璋烈士而曾更名为“奉璋村”的红色历史。此举在不影响日常使用的前提下，有效地将悬置的红色记忆重新锚固于村落的空间叙事之中。

（二）构建层级化的纪念设施体系

首先，纪念设施的规划建设应遵循“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各村落的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区位条件及史料丰富程度存在差异，不宜采用统一模式。对于史料较为丰富、区位条件较好、具有一定游客基础的村落，可考虑建设功能相对完善的英烈事迹陈列室或小型纪念馆，系统地展示英雄生平、历史背景及相关文物；对于规模较小或资源有限的村落，则应以“小而精”为导向，重点建设纪念碑、纪念亭或英烈墙等标志性设施，确保其核心纪念功能的实现。设施的选址至关重要，应优先考虑村子的公共活动中心、交通便利或与英烈生前活动密切相关的点位，以增强其公共性与可达性，方便村民日常瞻仰与外界参观。

其次，必须建立长效的管理与维护机制，确保设施的可持续利用，明确管理责任主体，建立由村集体、乡镇政府及文旅部门协同参与的运维体系，并制定日常保洁、定期巡查、设备更新等具体制度。同时，要探索“活态”利用方式，将纪念设施与主题党日活动、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村民文化活动等相结合，使其融入当代生活，避免出现“建而不用、用而不管”的现象。例如，晋城阳城县枪杆村与长治市壶关县绍良村均设立了纪念馆，并且都已挂牌为当地党校、干部学院的现场教学点，为当地的红色教育提供了重要空间，其建设与管理经验值得借鉴。

（三）实施史料的数字化抢救与活化研究

成立由党史专家、文物工作者、档案学者、高校师生等组成的专项工作小组，全面征集散落在民间的烈士照片、日记书信、证件勋章等史料实物。系统采集仍健在抗战亲历者、烈士后人等的口述记忆。同时，对烈士旧居、活动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勘察、认定与记录。运用扫描、摄影等技术手段，为每一件（处）史料建立详尽的数字档案，以实现数字化保存，为后续研究、展示与传播奠定基础。

还需加强史料的活化利用与有效传播，推动史料资源向教育、文创、传播领域转化。例如，可与市县博物馆、纪念馆合作，策划推出反映地方英烈事迹的小微型主题展览或流动展览。同时，主动适应融媒体传播规律，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短视频、纪录片、图文报道等多种形式，通过官方平台、社交媒体、影视平台等渠道进行广泛传播，提升英烈故事的影响力。

（四）构建以“记忆唤醒”为目标的“空间叙事”

针对已改名的英烈村落应采用系统性的“记忆唤醒”与空间活化。首先，在尊重现行行政区划名称的基础上，可考虑在村口标志牌、官方宣传材料等处以“现用村名（如原登云村，纪念高登云烈士）”的辅助形式进行标注。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村落公共空间，如村民广场、主要道路节点或与英烈关联的遗址附近，设立纪念性艺术装置。通过在物理空间中植入叙事元素，可以使被遗忘或边缘化的历史记忆重新获得可见性，进而参与地方认同的塑造。

其次，对于缺乏实体纪念馆的村落，可充分利用现有的环境资源。一方面，实施“故事上墙”“为英烈画像”等项目将英烈事迹通过展板、壁画、浮雕等形式呈现。另一方面，积极引入数字技术，如开发基于位置的数字化导览程序，在其址设置二维码链接至云端资料库。通过移动设备扫描即可观看历史照片、文献资料、口述史视频等，构建一种轻量化、互动式的传播路径，用更灵活、更丰富的手段拓展文化遗产的展示维度与传播范围。

最后，将已改名村落置于区域红色文化旅游网络中进行整体考量，可以策划如“红色地名变迁探寻之旅”等主题研学或旅游线路，将这些村落与周边保存完好的英烈命名村落、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等串联起来，将已改名村落从其孤立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在区域整体叙事中找到自身定位，进而形成差异化互补的发展格局。

四、结论

晋东南地区以抗日英雄命名的村落是一笔珍贵的、不可再生的红色文化遗产，它们铭刻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的辉煌历史并承载着伟大的太行精神和深厚的民族情感。当前，面对保护传承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我们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尤其需要以创新的思维和精准的策略，关注那18处“已改名村落”这一特殊群落。对它们的保护，不仅是修复一个地名，更是对抗记忆的遗忘，是打捞沉没的历史。通过“记忆唤醒”工程与整体性保护，让所有这些村落都能更好地发挥铭记历史、缅怀英烈、传承红色基因、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

作者：田悦慧

来源：《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6年第4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耿曈

校对：欧阳莉艳

审订：贺雨婷

责编：江桐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