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那天的《中央日报》头版，被一篇长篇报道占得满满当当。
这篇稿子说白了就讲了一件邪乎事：国民党阵营里头五十六师的一把手刘和鼎，硬是把对面红方的一位带兵官给挖过来了。
更狠的是，那个变节的带头人为了递投名状，竟然掏枪把自己的政工搭档给崩了。
南京城里的蒋介石接到这封带着血腥味的电报，乐得嘴都合不拢。
谁能想到，原本在闽西北前线被打得满地找牙的刘长官，借着这档子事踩上了青云梯，摇身一变成了驻防福建第一绥靖区的上将司令。
可偏偏在这份自吹自擂的表功电文背后，藏着早期工农武装史上一段滴血的惨剧。
一支刚拉起队伍、嗷嗷叫的主力战团，就因为这出无耻的倒戈，建制硬生生被抹掉，最后一步步滑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支被葬送的精锐，大名叫建、黎、泰三县名字打头的模范少先师。
咱们把日历往前翻几个月。
那会儿的闽西北地界上，透着一股子反常的怪劲儿。
要是光看花名册，刘和鼎手里的五十六师那是富得流油、占尽便宜。
这位刘长官可不是一般人，安徽合肥的大户人家出身，爷爷当过大清朝正儿八经的广东陆路提督，那是从一品的大员。
他自己也是科班的底子，保定军校第三期结业，跟新桂系的头面人物白崇禧那是在一个屋檐下睡过上下铺的铁杆兄弟。
在接到清剿的差事之前，这老兄刚在福建的地盘争夺战里露了大脸，三下五除二就把地头蛇卢兴邦给收拾了。
大半个闽北、二十几个县的肥肉全落进他的腰包，光是收那些明目张胆的过路费、安保钱，就喂肥了他的金库，人送外号“闽北王”。
可就是这么个手里有枪、兜里有钱的土皇帝，一碰上那些毛头小伙子组成的少先师，立马变成了霜打的茄子。
在那边带队的是师长杨遇春，搭档是政委高传遴。
红军战士在他们俩的排兵布阵下，神出鬼没地发动猛攻，不光把敌军手底下的精锐啃掉一大块，还顺手把泰宁县城给夺了回来。
这下子刘和鼎急得直跳脚，赶紧凑齐人马像疯狗一样往回扑。
哪知道到了泰宁城下，红方直接来了个多路包抄，又一次把这支号称王牌的队伍揍得找不着北。
连吃几个大败仗，换作寻常带兵的，估计早跑去向南京求救，要不就夹起尾巴龟缩防御保住小命了。
不过这位刘长官脑子转得快，他心里的账本根本不是这么记的。
硬的干不过，那就玩阴的。
他的毒眼死死盯住了这支红色队伍里的一个定时炸弹——也就是那个姓杨的带兵官。
老杨和那个叫高传遴的搭档，根本就是两条道上跑的车。
负责思想工作的高政委那是根正苗红，才二十二岁，穷苦人家出身，从小就在裁缝铺里当学徒。
那可是跟着大部队在井冈山里一刀一枪摸爬滚打出来的硬骨头，二十一岁那年就坐上了红军总政治部里头青年部的一把手交椅。
反观杨遇春，刚满二十四岁，挂着黄埔第三期的高学历，打起游击战确实是把好手。
可他身上挂着个要命的短板：老家在江西瑞金，家里可是出了名的大户，爹妈手里有大把的田产，家底子厚实得很。
赶上那时候的风向，对这位杨师长简直是要了亲命。
在他老家那边，打土豪分田地的风暴正刮得猛烈，他家里那些长辈因为攥着土地，全被划进清算名单挨了整。
老杨这下子心底发毛了。
他夜里翻来覆去地琢磨：家里人都遭了殃，自己这个顶着地主家庭帽子的军官，迟早也会变成被收拾的对象。
与其留在这儿等死，倒不如赶紧给自己寻条退路。
刘和鼎那是千年的狐狸，一眼就看穿了对面主将心里的恐慌。
他顺着国军内部的黄埔老乡关系，悄摸摸地把话递到了对面的耳朵里。
刘和鼎没拿那些虚头巴脑的口号忽悠人，直接甩过来一份让人喘不过气的底牌：第五轮战事马上就要拉开架势了，蒋介石亲自坐镇，德国请来的洋教头出谋划策，上百万的真枪实弹准备倾巢出动，摆明了要跟你耗到底、修碉堡死磕。
另一边，大把的钞票和升官的许诺也一块儿拍在了桌面上。
这边是内部随时可能掉脑袋的整肃，那头儿是上百万敌军压过来的大山，再加上刘长官递过来的这根救命稻草。
杨遇春心里的那道大坝，咔嚓一声碎成了渣。
可他后面干出来的事，把所有人都给惊着了。
要是光图个保命，这位杨长官大可以趁着天黑抹黑开溜。
可他偏不。
他挑了一条最绝、最见不得光的道儿——下死手。
为啥非得沾血？
你想啊，要是站在对手的位置上看，一个光着屁股跑过来的光杆司令，能值几个钱？
鬼知道你是不是演苦肉计诈降？
谁敢担保你哪天不会再溜回去？
老杨是个鬼精灵，太摸得透那些军阀的算盘了。
他得拿出一份沉甸甸的大礼当投门砖，才能让对面的大佬彻底把心放回肚子里。
而在这支上千人的队伍里头，最值钱的脑袋，就是那个刚满二十二岁的政工搭档。
事发那天，老杨憋着一肚子鬼胎，表现得心神不宁。
最擅长做大伙儿思想工作的高传遴，还傻乎乎地凑过去好言相劝，苦口婆心地给他掰扯队伍里的政策。
这位年轻的红军骨干打死也想不到，眼前这个江西老乡，心肠早就烂透变成了魔鬼。
趁着搭档一点防备都没有，杨遇春猛地拔出配枪，砰砰就是两下，当场把这位朝气蓬勃的高级干部放倒在血泊里。
紧接着，这头恶狼连夜拔腿就往将乐县跑，一头扎进了敌军的怀抱。
可他造的孽还没完。
为了让新主子觉得自己大有用处，他仗着自己把这支队伍的家底和路线摸得门儿清，亲手给昔日并肩作战的弟兄们挖了个大坑。
他带着五十六师的人马，在将乐县万安街那个路口布下了一张铁网。
正赶上红方战士们疲惫不堪准备躺下喘口气，敌军的枪炮声突然从四面八方炸响。
虽说指战员们眼睛都杀红了，拼了老命抢占山头才硬生生撕开一个口子，可这支主力的底子已经彻底被打残了。
这一下子摔得太惨了，根本没法回头。
带头的指挥官一死一叛，队伍又遭了这么大的血光之灾，这支刚举起军旗差不多四个月光景的青年铁军，只能憋屈地缩编成了第二十一师六十一团。
到后来，他们被整编进了第十军团，成了往北走的抗日先遣队伍里的一块砖。
接下来的那段血泪史，大伙儿心里都有数。
第十军团在皖南地界的谭家桥吃了大亏，紧接着在怀玉山那片大山里被人家包了饺子。
枪炮声连着响了七个白天七个黑夜，方志敏等几位当家人不幸落到了对手手里。
一万多口子的人马，折腾到最后，就剩下参谋长粟裕领着五百来个残兵杀出一条血路。
在这跑出来的几百号人里头，还有几个是当年那支模范少先师的老兵？
谁也说不清。
后来到了五五年挂勋章的时候，这支曾经也有几千号人的战团里，竟然连一个肩膀上扛星的开国将校都没走出来。
一道充满朝气的血肉长城，就因为一次精准拿捏的心理战加上一场下作的出卖，轰然崩塌。
回过头来看看这出惨剧里的两个幕后黑手，他们后半截的日子倒是充满了戏剧性。
踏着战友尸骨爬上去的老杨，不光从刘长官手里接过了少将参议的委任状，没多久还被调去南昌行营混上了中将。
等日本人打进来后，这老小子拉着两个地方上的保安团，跑去庐山窝了足足两百多天，天天跟鬼子打游击。
他把当年在红方阵营里学来的那些战术全招呼在日军身上，反倒在抗战本子上留下一笔奇迹。
再看那个下大棋的刘和鼎，打鬼子的时候却因为手底下的兵太面，基本只能待在大后方看大门。
等到小鬼子投降了，他兜里揣着当年在福建搜刮来的金银财宝，跑去江苏地界做起了大买卖。
解放战争快收尾那会儿，他当年带过的那些老部下在北平放下了武器，后来换上了解放军的军装，甚至还跨过鸭绿江去打了美国佬。
至于老刘自己，因为早年间忽悠老杨叛变这档子事结的梁子太深，知道大陆这边绝容不下他，拖家带口慌慌张张地逃去了对岸，一九六九年病死在台湾台中。
有意思的是，当年那个跟在他屁股后面念书的亲弟弟刘和谦，后来在对岸的海军系统里混得风生水起，最后挂上了一级上将的将星。
如今，溜达到福建泰宁县城那条铺着青石板的老街上，当年刀光剑影的印记依然触手可及。
那里除了有一口军民一块儿喝过水的“红军井”，还有一堵斑驳得掉渣的砖墙，隔着老远就能瞧见。
那砖面上，至今还刷着当年红方给对面国军兄弟写的一篇超大号告示。
那份大名叫《告刘和鼎部下士兵以及官长书》的标语，四米二宽，两米六高，密密麻麻写了六百六十五个字，连着画了十三个大大的感叹号。
每一句话都在掏心掏肺地劝阻对面的同胞别再自相残杀，赶紧调转枪口加入革命。
那会儿正是一九三三年春夏交接的日子，红色政权在思想战线上的宣传攻势正搞得热火朝天。
可偏偏那些拿着刷子写下这些大字的人怎么也算不到，就在离这堵墙没多远的暗处，对面的大头目正在用一种更阴损、更要命的法子，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自己这边的带头大哥。
这堵老墙，连同上面那十三个大大的感叹号，到头来变成了那段滴血岁月里，最沉默的一个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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