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卢燕：跨文化表演的实践者|卢燕|奥斯卡|影视行业|梅兰芳|演员|话剧

6月13日，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终身成就奖授予卢燕。年近百岁的卢燕，在颁奖礼上依旧风采照人。

这一奖项所致敬的，不只是一位近百岁艺术家的传奇人生，更是一段横跨中国与世界、贯通银幕与舞台、连接表演与文化交流的百年艺术历程。

过去一年多，卢燕在好莱坞星光大道镌刻下第2811颗星，成为好莱坞星光大道华人授星史上最年长的获星者；在纽约亚洲电影节获得“开拓者奖”和“亚洲之星终身成就奖”两项荣誉。前不久，她先后在美国亚太裔传统月获得“亚太裔卓越奖”，在北京获评会林文化基金年度人物等。岁月并没有使她从艺术现场退场，拍戏、配音、翻译、演讲、教育捐赠和文化交流仍在继续。

因此，重新理解卢燕，便不应只停留在明星生涯、获奖履历和个人传奇上。更值得讨论的是：她如何以自己的身体、声音、语言和角色，完成一种持续近百年的跨文化表演实践；她如何在好莱坞银幕、华语电影、中英文剧场和公共文化场域之间，塑造出一种既有中国根脉、又能与世界对话的艺术人格；此外，透过卢燕，我们得以重新思考：在今天的国际传播与文明互鉴语境中，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如何以自身经验走向世界，又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守住文化主体性。

对笔者而言，卢燕并不只是研究对象，也是一位在长期接触中逐渐变得具体而鲜活的艺术前辈。美国公派求学期间，经史依弘女士、何小青教授介绍，笔者有幸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包卫红教授一同前往洛杉矶拜访卢燕老师，由此与她结缘。

此后，卢燕老师成为笔者博士论文的重要研究对象。多年来，通过访谈、资料整理与共事经历，笔者得以在文献、影像和舞台之外，从晚辈、学生和协作者的视角，近距离观察她的生活日常、工作状态与艺术判断。

正是在这种观察中，笔者意识到：卢燕的传奇并不只存在于一部部作品之中，也存在于她近百岁仍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责任感之中。

从“梨园出发”到“上海成长”：跨文化表演的生成

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电影行业由草创期进入繁荣期。据《中华影业年鉴》记载，北京在1927年时专映或兼映电影、戏曲的影院共有14家，其中真光、中央、明星等大型电影院在《晨报》上刊登的影片广告达310部，电影相关产业链开始出现。同年1月8日（农历丙寅年腊月初五），北京京剧名伶李桂芬家中诞下一个女婴，她就是后来享誉中外的著名影星卢燕。

卢燕的出生，仿佛恰好落在中国传统表演艺术与现代电影文化交汇的历史节点上：一方面，她承继着梨园世家的文化血脉；另一方面，她的人生又将在电影这一现代艺术形态中展开，并最终走向世界。

1927年至1947年间，中国长期处于战争频仍与政治动荡中。少年时期的卢燕随家人辗转多地，她的生活、求学与成长经历始终与时代变迁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正因如此，“家国情怀”与“文化传承”不仅构成了她早期生命经验的重要底色，也成为她日后艺术道路中持续回望与表达的精神源头。

据卢燕回忆，儿时在北京，她与家人同外祖父、两个舅舅一起生活在一座四合院中。这样的家庭空间，也是她最早接触戏曲艺术的场所。京剧大师李盛泉是卢燕的小舅舅，也是她的表演启蒙老师之一。李盛泉每天早上都会用“唱”“念”“做”“打”将她从睡梦中唤醒，这样的互动，也让卢燕对京剧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局势急转直下，卢燕随父母迁往上海。1938年，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病逝，年幼的卢燕与母亲相依为命。此时，李桂芬的手帕交、梅兰芳夫人福芝芳怜惜母女二人的处境，邀请她们搬入梅公馆同住。此后九年，卢燕在梅公馆中成长，并拜梅兰芳为“寄爹”、福芝芳为“香妈”。这段经历，成为她一生艺术道路中极为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

抗战期间，梅兰芳蓄须明志，赋闲在家，他看到卢燕痴迷京剧，于是他便主动教导卢燕学习，这让她有机会观摩到最经典的梅派表演，包括面部管理、行为举止、舞台调度以及角色情感表达等。此外，在卢燕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她的母亲李桂芬一直是她学习、生活的引路人。她在教导卢燕京剧表演的同时，会经常推荐卢燕去戏院或电影院观看一些热门的国产电影。

这些经历使卢燕在潜移默化中汲取“百家之长”，培养了对角色和表演技巧的独立思考能力。她的表演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东方神韵，使她与其他从未在中国生活过的华裔演员的表演轻易区分开来。

卢燕在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同时，也在不断接触新的社会思潮。在中学和大学时期，卢燕一直接受中英双语教育。在课余时间，她和同学参演了《日出》《雷雨》等多部反映20世纪初期中国底层人生活辛酸与反抗旧社会秩序的新话剧。卢燕通过话剧表演不仅学到新的表演技巧，也有机会体悟到曹禺、老舍作品蕴含的“现代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译意风”作为民族主义文化象征物之一，受到了中国社会各界的一致肯定。而作为同声传译的“译意风小姐”，则被认为是吸收西方现代科技来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白雪公主”。1946年，还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卢燕在一众求职者中脱颖而出，应聘到了译意风小姐的工作。

曾有报道宣传希望借译意风小姐的翻译能力为中国电影争夺国外市场，这使得“译意风”在当时成了促使明日中国富强、文明的象征和标志，而“译意风小姐”则成为沟通中西影像、语言与观众的重要媒介。作为大光明最受欢迎的“卢小姐”，卢燕并不只是把英文对白转译成中文，而是以声音重新组织人物、情境与情感，使上海大光明的观众得以跨越语言障碍进入好莱坞电影的叙事世界。由此，她在真正走向好莱坞之前，便已通过“译意风”这一特殊的都市文化职业，完成了早期的跨文化表演实践。

因此，卢燕的跨文化性并不是一个后来被赋予的身份标签，而是在早年生活中逐步生成的艺术能力。正是这些经验，使她日后进入好莱坞、华语电影和国际舞台时，能够不仅“出演”角色，更能“转译”文化，生成跨文化表演的身份。

从好莱坞到华语电影：跨文化表演的实践

1947年5月，卢燕和母亲与梅兰芳一家人在上海吴淞口码头依依惜别，前往美国与姐姐卢玉瑶一家团聚。在去往美国的几年间，卢燕经历了移民生活中最真实也最复杂的身份转换。她曾是夏威夷大学的学生，也曾做过替人照看孩子的钟点工、报社记者、普通话教师和出纳等工作；与此同时，她也从一位未婚少女，逐渐成为三个孩子的母亲。

谈及一天除了照顾三个孩子，还需要打三四份工的岁月时，她的语气始终平静。她很诚恳地告诉我，这些经历看似与表演无关，却使她切身经历了不同职业多重转换。也因如此，她积累了对不同社会角色、人物处境和情感分寸的理解能力，为日后的表演注入了更深的生活质感。

1949年至1956年间，卢燕不止一次地报名参加群演或与表演相关的工作。这些工作往往辛苦、琐碎，酬劳也十分微薄，却让她乐此不疲。她曾回忆，有一次作为群演参加拍摄，被要求穿着泳装出镜，从清晨五点便坐在沙滩上等待剧组指令，直到傍晚才得知剧组早已离开。影片上映后，她在画面中只是远处沙滩上的一个小黑点。这样近乎荒诞的经历，并没有让她退却，反而成为她追梦路上珍贵的一部分。她曾在1959年题为《从上海到好莱坞》的报刊短文中自述：“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的梦想永远只是一个梦。”

转机出现在1956年。因丈夫工作变动，卢燕举家迁居洛杉矶。在丈夫和母亲的支持下，卢燕前往加州帕萨迪纳戏剧学院学习，成为该校首位华人学员。对于卢燕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年轻演员顺理成章的职业起点，而更像是在多年等待之后重新开启的艺术道路。

在1956年6月至1958年间，卢燕参与了多部当时大火的电影和电视剧。大多数情况下，她只是一位匆匆而过的路人，没有展现演技的机会。然而，卢燕对每一次演出机会都抱着极为珍惜的态度，时刻记得梅兰芳在上海临别前的嘱托“追求到家”。

渐渐地，她的认真和努力赢得了美国影视圈的认可。当时的好莱坞制片厂流传着一句话：“卢燕准时到，卢燕台词好，卢燕一条过，卢燕能省制作费。”导演们给予卢燕一个亲切的昵称：“一条过的卢燕（One-take Lisa）。”每当需要塑造东方女性形象，而又没有特别人物设定的角色时，片方首选的演员就是卢燕。

1959年初，穿梭于好莱坞各大片场的卢燕迎来了人生的新机遇，她在几十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拿到了好莱坞大制作《山路》女主洪素梅一角，成为首位在好莱坞电影中拥有大量中英双语对白的中国女主角。至此卢燕步入了好莱坞演艺生涯的黄金时代。

卢燕与电影《山路》导演丹尼尔·曼讨论剧本

在早期好莱坞电影和电视剧中，卢燕的银幕角色依旧难逃“龙女”“女仆”“莲花”等好莱坞华人女性形象的基础类型，但是卢燕一直在尽自己所能，尝试通过敬业的表演态度、精湛的跨文化表演技巧对早期华人刻板印象进行着修正。

美国前总统、著名演员罗纳德·威尔逊·里根称赞她为“好莱坞的中国明珠”，著名作家亨利·米勒曾在一次采访中评价卢燕将“美丽”“魅力”“华贵”“庄严”等集于一身，她的银幕表演让好莱坞看到了不同的华人面貌，女作家简·莫尔赞赏卢燕的身上有一种自信迷人的东方女性气质。

在文化隔阂的年代，“Lisa Lu”这一符号使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女性的陈旧观念开始发生松动，促进了中美文化理解，缩小了东西方文化差异。这一综合性的跨文化表演策略为卢燕在好莱坞的职业生涯注入了独特的文化价值，使她成为同期难以复制的演员。

1965年间，有十七个国家的电影出品在世界电影市场，并获得优秀的卖座成绩，但其中没有中国影片。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董夫人》决定筹备拍摄。然而，由于“新人导演”“题材冷门”“经费不足”等现实原因，《董夫人》的筹拍与选角过程并不顺利。唐书璇于是联系到当时已在好莱坞崭露头角的卢燕。卢燕读完剧本后，被董夫人这一人物深深打动，很快答应出演。

1967年6月，她推掉了好莱坞的工作，回到香港投入拍摄。《董夫人》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古代山村。面对这一浓厚东方意蕴的角色，卢燕并未沿用当时好莱坞电影中较为外放、强调戏剧冲突的表演方式，而是有意识地回到中国传统审美内部寻找人物的精神依据。她在表演上极度克制、含蓄，将情感深藏于举止、眼神、停顿和身体细节之中；在人物塑造上，又融入了京剧表演中对于身段、气息、节奏和分寸的把握，使董夫人的情感始终呈现出“发乎情，止乎礼”的内在张力。正因如此，卢燕饰演的董夫人并不是一个被动承载传统伦理的女性形象，而是在沉静外表之下具有复杂情感、精神压抑和抗争力量的人物。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卢燕的事业迎来重要转折。她先后参演《董夫人》《十四女英豪》《倾国倾城》等电影，奠定了她在华语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一阶段中，卢燕的表演呈现出一直反复穿梭于“连续性、夸张化的戏曲表演”和“切片化、内敛性的西方表演”的辩证统一新姿态。通过对时代背景、身份结构和情感逻辑的准确把握，她将角色还原到其所处的文化情境之中。此外，她尤其善于以细节建立人物气韵：一个浅笑、一次挑眉，乃至手指摆动的方向，都赋予一定的东方审美意涵。

事实上，卢燕在跨文化表演中的创造力不但不会因为机械性训练而受到限制，相反会获得更大的创作自由，使得创新表演也获得了更多发展自身特色的机会。通过卢燕的表演，我们不难发现跨越文化的表演不仅不会相互排斥，反而会形成一种相互印证、各取所长的关系。直至今日，她仍奔波往返于中美两国，并在多部中外电影、电视剧和舞台剧中出演角色，继续跨文化表演的实践。

从演员到译者、文化交流使者：跨文化表演的拓展

如果说艺术表演中的卢燕，完成的是中国形象在世界影像中的可见与重塑，那么，社会表演中的卢燕，则以翻译、制片、推介、教育捐赠和公共文化行动，持续拓展着跨文化表演的边界。

作为中美艺术界的常青树，卢燕对全球语境下中国及中国人形象的建构，产生了长达七十余年的影响。尽管卢燕曾多次在采访中表示在她之后有很多演员在跨国表演中都取得了更大的突破和进展，但美国电影研究学者托尼· 威廉姆斯认为，卢燕开创了这样一种独特的跨文化表演风格，即在跨国的电影、电视、舞台剧以及社会展演多个领域皆有所突破，而不是在某一领域成功后就局限于该领域，或者某一领域尝试失败后再去另一领域。

令人钦佩的是在这一漫长过程中她的明星形象在中美两国都十分正面，皆将卢燕誉为“华人之光”“好莱坞的中国明珠”或“中美文化交流大使”。联合国、中美两国政府、媒体与民众普遍认可卢燕的贡献和荣誉。

自20世纪60年代起，卢燕便充分发挥双语优势，投身中外戏曲、戏剧与影视文化的译介和推广，成为往返于东西方艺术世界之间的“摆渡人”。1964年，她与母亲共同创立“罗安琪国剧社”，身着戏袍演唱《汾河湾》《拾玉镯》等京剧经典剧目，并走进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高校讲演和巡演，向西方观众展示中国传统戏曲的程式之美、身段之美与精神内涵。

这种传播并不是单向输出，而是一种持续的双向转译。

一方面，卢燕积极将中国戏曲、话剧和影视作品介绍给西方观众，推动《大闹天宫》《雷雨》《日出》《德龄与慈禧》等作品进入国际视野；另一方面，她也长期致力于将西方优秀戏剧与影视作品介绍给中国观众，参与推动《洋麻将》《普莱飒大饭店》《小郡之秋》《音乐之声》《米老鼠和唐老鸭》等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传播与接受。她所做的，并不只是语言层面的翻译，而是文化语境、审美习惯、观演关系乃至人物表达方式的重新组织。

1980年，卢燕将《拾玉镯》《武家坡》《打渔杀家》《汾河湾》《蝴蝶梦》五部中国经典京剧剧目编译成英文，并在美国结集出版为《京剧选译》。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该书曾进入南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达特茅斯学院等高校有关中国戏曲、亚洲研究的教学阅读体系。它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完成了几部京剧文本的英文转译，更在于使京剧能够以较为系统、清晰、可理解的方式进入英语世界，成为海外观众和学界认识中国戏曲艺术的重要媒介。

1983年至1984年间，卢燕三次获批进藏，拍摄介绍西藏人民生活的大型系列电视纪录片，向海外观众呈现当地自然风光、风土人情。1987年，她担任中美文化交流方面的特约记者，采访并传播中国文化。此外，她还以制片人、监制和文化推动者的身份参与《中国早期华侨对美国开拓的贡献》《失落的古格王国》《小木屋》《缝纫女人》《侗族大歌》等作品创作，从不同角度呈现中国文化、华人历史与跨国移民经验。

卢燕的文化交流实践，也与她早年所接受的中国传统人格教育密切相关。回忆年少时随梅兰芳学习的经历时，她告诉笔者：“梅先生的爱国精神和为人原则让我深受感动。”梅兰芳常教导她，如果看出别人有困难，不必等对方开口，应主动给予帮助。这样的教诲，也成为卢燕一生待人接物的重要原则。她不仅在银幕上塑造中国形象，也在现实中不断扶助后辈、连接资源、推动交流。

她是较早发现并支持李安导演才华的人之一，也曾将巩俐、陈冲、邬君梅等华人电影工作者介绍给好莱坞；她协助中央电视台首次报道奥斯卡，帮助上海国际电影节邀请国际知名评委，也曾长期为《环球银幕》等杂志供稿，介绍好莱坞新片、电影人访谈与影视工业的新观念。

这种文化责任感，也延伸到她与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深厚联结之中。为了支持青年学子成长，卢燕设立奖学金和电影基金，修建燕云亭，并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珍贵收藏和奖杯捐赠给学校。那些跨越中西影坛、剧场舞台与文化交流现场的手稿、剧本、书信、照片和纪念物，不只是个人艺术生涯的留痕，更构成了一部可触摸、可研究、可传承的华裔电影人生命史。私人记忆由此进入公共档案，个人经验也由此转化为面向未来的文化资源。

如果说这些经历构成了卢燕跨文化实践的公共面向。那么，与她共事的经历，则让我得以从一个晚辈、学生和协作者的角度，近距离观察这位近百岁艺术家的日常工作状态。

自2023年3月起，笔者有幸受卢燕老师邀请，协助其进行剧本英译中的口述整理与文字录入。近距离共事之后，我深切感到，卢燕并不是一位只被历史回望的传奇人物，而是一位至今仍保持高度自律、敏锐判断和持续创作热情的艺术家。

她每天都会安排较长时间处理剧本、阅读新闻，持续关注世界变化与当代观众。为了提高效率，也为了不给他人增加负担，她常常在正式口述之前，已先在心中反复推敲人物关系、台词语气和情节衔接。等到我协助整理文字时，她的表达往往已清晰成形。这样的工作方式，让我看到一位近百岁艺术家对时间、对他人劳动，也对创作本身的尊重。

关于剧本选择，卢燕老师并不只是凭个人兴趣作判断。她最常考虑的，通常有三个问题：作品主题是否符合当下社会语境，是否仍能与今天的观众发生关系；作品对于中国观众，尤其是青年人，是否具有积极启发意义；作品在舞台呈现上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也就是说，她看待剧本，从来不是单纯的文学阅读，而是同时包含艺术判断、观众意识和剧场实践经验。

确定剧本后，她会反复阅读原作，细致梳理作者生平、时代背景、人物关系和社会环境。进入翻译流程后，她尤其重视人物的规定情境：人物从哪里来，经历过什么创伤，处在怎样的家庭、阶层和情感结构中，为什么在此处说话，又为什么在彼处沉默。她会将剧本中零散的人物信息重新整合，在脑海中形成连贯、立体的人物形象。

因此，观赏她翻译的作品时，能够明显感到，角色语言并非简单从英文转为中文，而是经过身份、时代背景和舞台行动的重新校准。她追求的不是字面准确，而是人物准确；不是句子通顺而已，而是让角色在中文语境中真正“活起来”。

与卢燕老师日常相处，也能感受到她作为长者和老师的温厚。她讨论剧本时常常会询问我的意见，关心年轻一代观众如何理解作品，也希望通过与年轻人的交流持续了解时代变化。与此同时，她会认真纠正我的英语发音，提醒我某个词的语气、重音和文化含义。她也常常对我说，如果生活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她。这样一句朴素的话，让我感受到她对年轻人的关心并不止于工作上的指导，更是一种真诚的爱护与托举。

正是在这些日常共事的细节中，我更加理解卢燕作为“跨文化表演实践者”的真正含义。她的跨文化能力并不只体现在曾经走向好莱坞、获得国际荣誉或塑造经典角色上，也体现在她今天仍然如何阅读文本、理解人物、判断观众、组织语言和面对普通年轻人。她的一生都在不同文化之间往返，而这种往返并没有因为年龄增长而停止。相反，在近百岁的生命阶段，她仍以高度自律、清醒判断和持续劳动，证明艺术生命可以不断延展，文化转译也可以始终处在进行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