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New Leftists）
编者按
Editorial Notes
这一篇文章，分享，并介绍了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的前沿著作（发表于2021年）；而这一著作的内容也就是对于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工人政治研究，更加深入地分析了俄罗斯帝国工人运动的逻辑以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在其中的作用。一方面有助于让我们去反思派系化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印记，并且去探讨一种新左翼的叙事与历史姿态；另一方面，更加具体的探讨与还原帝国俄国时期工人运动的促进与策略，也有助于帮助我们现实的行动：当下在各种方面类似于帝国俄国、但又意味着不同的背景之下，则我们可以采用怎样的策略？或许这篇文章以及文章所推荐的书是一个思考的开始。
这本书的新颖性在于：一，将边境地区纳入考量。二，不以布尔什维克例外论为核心展开叙事。三，使用了更多的难以接触到的原始文献如报刊和宣传单。对工厂政体进行细致的研究，并着力于阐明与国家政治的关系，这样的历史研究视角在当下是难得可贵的。
书籍推荐
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
俄罗斯帝国的工人阶级政治
引入-实践派劳工史学者
《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俄罗斯帝国的工人阶级政治》（Revolutionary Social Democracy: Working-Class Politics Across the Russian Empire (1882-1917)）这本俄国劳工史专著是美国劳工历史作者，社会学研究者和组织者埃里克·布兰克（Eric Blanc，美国罗格斯大学劳工研究所助理教授）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被收录在“Historical Materialism”历史唯物主义丛书。埃里克布兰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仅是一名作者，研究者，更是一名美国劳工运动的知识分子组织者。按照他个人网站的介绍（https://ericblanc.org/），埃里克是美国Emergency Workplace OrganizingCommittee（紧急工作场所组织委员会）的组织者之一， 此外还参与指导了The Worker to Worker Collaborative(工人到工人合作组织)。埃里克是美国DSA（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美国当下最重要的左翼工人阶级政党）的重要理论工作者，是DSA中派系Bread and Roses（面包与玫瑰，这个派系主张阶级斗争路线，强调通过加强基层工会力量和利用选举政治来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并是DSA打入美国民主党的核心战略“肮脏决裂”的推手。他长期担任美国著名左翼杂志网刊雅各宾（Jacobin）的撰稿人，在雅各宾网站上就美国政治议题，劳工议题撰写多篇文章。
埃里克是俄国劳工史领域的在实践上走的最远之一的作者，是安东尼.葛兰西笔下的有机知识分子的代表，即便是研究俄国劳工史这一和社会革命议题紧密切合的领域，也容易走向为了追求学术修辞上的完美和引用档案资料的丰富而走向脱离现实的学究路线。这种革命劳工史的学究路线倒也无可厚非，毕竟相比大学社会学或者哲学中那些追求容易发顶刊的热点方向而利欲熏心求田问舍的所谓“知识分子”要好不少。埃里克的作为（不管是参与政党组织，劳工运动还是左翼杂志编写）让这些学究们的理想和生活间的所谓妥协显得如白纸一般单薄。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埃里克提到“对这段历史经历得出更准确的评估并非仅仅是学术事务：对过去进行批判性审视仍然是批判性面对当下不可或缺的手段。随着资本主义持续危机以及全球对民主社会主义重新产生兴趣，现在是带着新视⻆重新审视旧问题的恰当时机。因为直到现在，1917年的幽灵尚未安息”。这种“经世致用”的研究方式也契合了麦克尔布洛维在《生产的政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体》中研究的目的：通过从生产机构的角度重新审视工业无产阶级的历史干预和放弃来了解工人阶级，并且向工人阶级学习。布洛维还尤其强调要不能把生产的政治机构和劳动过程相分离，理解工人阶级和劳动过程必须是政治性的，如果只是单纯的进行了经济上的考察，比如提出几个研究集体谈判乃至罢工的变化函数模型，那么将走向短视和背弃。
之前研究俄国革命劳工史的著作如《红色彼得格勒工厂中的革命》（" Red Petrograd: Revolution in the Factories,1917-1918"），《莫斯科工人和1917年革命》（"Moscow Workers and the 1917 Revolution"）对于俄国劳工运动的割裂和延续性考察较少，且关注视野仅仅局限在俄国的特大城市。《反抗的起源：俄国工人运动和组织的起源》（"Roots of Rebellion: Workers'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s in St. Petersburg and Moscow, 1900-1914"）这本书尽管细致的考察了劳工运动的割裂和延续性，以及产业工人的分层差异，但是关注的空间仍然局限在莫斯科和彼得堡。而《俄罗斯帝国的工人阶级政治》这本书打破了之前关注视野局限性的问题，在俄罗斯帝国中，不仅考察了俄罗斯主体，还考察了高加索地区，乌克兰，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俄属芬兰，正是在对边疆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差异对比以及合法政党环境和非法政党环境的对比的基础上埃里克发展了对于俄罗斯帝国工人阶级政治的整体认识。《俄罗斯帝国的工人阶级政治》的章节分别是：第一章，社会背景；第二章，革命社会民主主义概述；第三章，知识分子和工人；第四章，组织群众行动和选举工作；第五章，工人阶级霸权；第六章，工人阶级团结；第七章，党派问题；第八章，民主国家与芬兰革命；第九章，俄罗斯乌克兰和波兰的国家与革命；第十章，结语：一场失败的国际革命。
《俄罗斯帝国的工人阶级政治》的三个新颖特点
《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本书的前言中就提出了这本书的新颖性（其于2021年正式出版，离俄国革命已经过于了一个世纪）。这本书的新颖性在于：一，将边境地区纳入考量。二，不以布尔什维克例外论为核心展开叙事。三，使用了更多的难以接触到的原始文献如报刊和宣传单。
就第一点来说，埃里克明确表示了对于过往沙俄劳工政治研究中的俄罗斯中心论的批评，这导致了对于帝国的边缘地区革命的忽视，然而这些革命丝毫不逊色于发生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革命（比如在1905年末的革命中，社会党人几乎使得高加索地区变成了劳动者的独立王国）。在当时的俄罗斯帝国存在着十几个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实际上帝国的最早的社会主义政党在1882年诞生于俄属波兰，这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要整整早了十五年。
就第二点来说，二十世纪的史学叙事往往倾向于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视作一个特例，这种特例既表现在苏联官方史学家认为是布尔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温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决裂使得前者引导俄国走向了激进的革命，也表现在极权学派将这种离经叛道的例外论视为苏联极权主义的起源并且和更加难以捉摸的俄罗斯的对于救世主的崇拜的民族精神挂钩。然而，这两种说法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都认为第二国际是温和社会主义而非具有革命倾向的，但是问题是，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教皇”卡尔考茨基的著作中捍卫的实际上是革命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这种称呼对于一战前的第二国际十分合适，恩格斯也实质上默认了这种温和的称呼），在德国社民党的爱尔福特纲领中由考茨基起草的部分也很好的反映了这一点。考茨基的革命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是1910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精神支柱，以至于当列宁知悉德国社民党主体在支持给一战拨款的议题上投了赞成票感到不知所措。（参考李尔斯的著作《列宁再发现：从脉络中梳理<怎么办>》“Lenin Rediscovered: 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不能因为第二国际中几个最大的政党如德国社民党陷入办公室政治就认为考茨基是温和社会主义者乃至整个第二国际是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中有强烈革命倾向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外还有俄罗斯帝国中的另外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芬兰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以后，芬兰社会民主党越来越走向激进，以至于在1918年的芬兰内战中发动了工人起义建立了工人政权。
就第三点来说，作者指出了20世纪研究俄国工人政治的一个缺陷，即过于注重乃至于唯一的关注《列宁全集》，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重要的激进派理论家和政治家，其著作和言论能够代表政党内激进派的决策倾向，但是基层的执行以及实际环境和上层的决策倾向间又具有差异。比如，当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央在斗争的时候，地方工作中实际上两者的立场高度接近，甚至于在组织上也是相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区联派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再比如，如果我们机械的理解列宁对于经济派的批判就容易忽视经济性质的劳工运动和政治性质的劳工运动实际上并不存在一道严格的界限，这在《1905彼得堡劳工社会和革命》（"1905 in St. Petersburg Labor, Society, and Revolution"）这本书中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比如1905年劳工运动中的八小时工作制运动虽然在工时缩减这个角度来看是经济性质的，但其是当时工厂中最能体现工人政治意识的运动（表现在跨越工厂的公开对抗沙皇政府的劳动政策）之一，彼得堡苏维埃也深深参与其中。埃里克在书中指出，俄罗斯帝国的政党劳工政治在实践中不依靠深奥的理论著作或者是针锋相对的辩论文章，其依靠的是宣传单和小册子这些廉价且便于发放的宣传物（值得一提的是，参考《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这本书中对于多名自1890年代末走上革命道路的俄国学生或者工人的考察，发现最初启蒙他们的正是那些在地下非法流传的小册子）。在来自雅各宾网站的一篇研究德国社民党在1890年代到1900年代的宣传方式的文章中也提到了，社民党面向工人阶级受众最受欢迎的宣传手段是小册子，宣传单和漫画。
埃里克·布兰克
《俄罗斯帝国的工人阶级政治》的若干研究问题
为何俄罗斯帝国成为了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温床
在《俄罗斯帝国的工人阶级政治》中，埃里克着重考察了俄国和西欧的劳工运动的区别。
这种区别表现在：第一，专制背景使得温和社会主义在俄罗斯帝国难以通行。必须注意的是，对于温和社会主义的向往并不仅仅来源于社会党中的右翼群体以及党政官僚，社会主义劳工运动的支持者--工人阶级中的文化水平较高和技能等级高的那些人也同样愿意把改善自己和家庭生活的希望寄托在选举和改革。然而，在俄国1905年前，由于不存在民选政府和议会，劳工运动走向阶级调和并融入国家机器中的路径被切断了。
第二，在俄罗斯帝国中没有形成稳定的劳工官僚阶层，劳工官僚阶层（包括工会领袖以及以工会系统为生的各类文员，社会福利机构的办事员等等）在被合法的承认后长期沉沦于阶级调和，这些人完全的投入到机构的维持中并依赖工人的年金甚至有时候是来自资方和政府的拨款而维持生计，劳工运动在他们这里被异化为了妥协和阶级提升的一种捷径。在德国，庞大的工会官僚阶层充实了社民党的右翼，并且使得社民党的主席（艾伯特）来自于这一群体（参考"working class politics in the german revolution"德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政治一书）。但是，在俄国因为工会系统经常遭到清算而使得机会主义难以生长发展，帝国的秘密警察连自己旗下的调和派工会都不放过（祖巴托夫式的）（在"1905 in St. Petersburg Labor, Society, and Revolution"中对祖巴托夫工会和加邦工会作了详细的考察）。
第三，俄罗斯帝国的工人阶级缺乏一种工匠传统，在由帝国主导开展的工业化进程中，从农奴庄园中被解放出来的农民被抛向城市并完成了快速的城市化。埃里克引用了二十世纪初乌克兰一名社会党人的说法，这种工匠传统的缺乏，使得工人阶级更容易在产业抗争中被集体塑造阶级意识。在英文世界中词语“Trade union”和“Industrial union”虽然在现代词语指向接近，但是历史上其指向的是两种不同的劳工组织，一种是职能工会（行会），另外一种是产业工会。职能工会来源于工匠小生产者为指定产业标准和规定组成的协会，而产业工会往往诞生于工厂中的集体抗争。从中世纪末期延续而来的工匠传统以及多本劳工史中提及的“产业自豪主义”在西欧和美国的劳工运动中实质上限制了激进性的上限，现在美国总工会AFL-CIO中的AFL美国劳工联盟正式源自若干行会的联合。考茨基的著作比马克思的著作在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帝国更具有影响力，这或许很违背常识，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考茨基在1909年前是德国社民党的正统派和中间派，其开展了反对社民党内部修正主义的斗争。埃里克提到在当时的俄属芬兰，考茨基的著作先于马克思的著作被翻译。考茨基的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的讲述怎么在专制国家中建立革命政党的文章鼓舞了一整代的俄国社会党人，而德国社民党从被封禁转而成为议会大党的传奇历程也坚定了俄国社会党人的信念。
《俄罗斯帝国的工人阶级政治》的若干研究问题
俄罗斯帝国的社会党人怎么因地制宜的发展和组织
埃里克在书中详细的比较了芬兰社会民主党和俄罗斯帝国中的其余社会党。俄属芬兰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仍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议会民主，使得芬兰具备着类似于德国的环境。芬兰社会民主党利用芬兰稍微优渥的环境具备了一定的合法身份，并且该党高度珍惜这样的合法身份。
芬兰社会民主党还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其同时需要直面独立议题和劳工议题，并且很长时期，芬兰社会民主党尽管不是民族主义政党，但是也把民族独立问题放在了该党的核心议题上。在俄罗斯帝国中的其余政党号召进行全俄联合的罢工时候，芬兰社会民主党还是在谨慎的支持地方性的罢工，因为其害怕把触手伸到俄罗斯帝国的其余地方会威胁该党的合法地位。因此，在俄属芬兰，政治自由和合法的劳工组织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俄罗斯帝国的其余地方，由于不允许存在合法的政党形式，社会党依靠地下活动发展和维系。在劳工运动层面来说，俄罗斯帝国曾经允许有限的工人集体组织如罢工委员会和互助协会存在，但是这些组织在来自政府和资方的双重镇压下难以维系。因此，在缺乏合法的集体劳资谈判渠道的背景下，帝国中的社会党面临着直接推动工人和雇主进行工作场所斗争的机遇和挑战。换句话说，劳工阶层和社会党在俄罗斯帝国中是互相需求的。但是，俄罗斯帝国中的社会党在劳工运动方面仍然是欠缺经验的，例如，1903年巴库的总罢⼯因缺乏⾜够的组织和政治协调⽽陷入困境。巴库俄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报告称：“事件超越了委员会。组织落后于运动。“
俄罗斯帝国中的专制主义具备双刃剑的形态，既把工人运动向激进主义的方向推动了，又使得社会党面临着极为恶劣的处境，政治自由的缺乏使得社会党人被迫在郊外或者乡村地区展开集会（在《布尔什维克自传》中提到青年时代的斯大林经常参与组织非正规的”飞行集会“，并散发大量的宣传单）。沙皇秘密警察和社会党人形成了复杂的共生关系，沙皇秘密警察通过逮捕在社会党中培养了大量的线人，而这些线人也利用这种特殊关系得以在更广泛的社会面开展活动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庇护，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影响最深远的秘密警察线人当属马林诺夫斯基，但是他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的少数几名帝国杜马代表之一。俄罗斯警察国家背景的另⼀个结果是，所有非法的⻢克思主义政党都不得不采取秘密的组织方法，并强调严格政治纪律的重要性。对于政党活动空间的压缩使得报刊成为了政党的中央，《火星报》这样的模式并非唯一的，在当时的俄国，列宁就多次赞扬过犹太社会党崩得，称赞其秘密工作和严密组织结构的良好结合，而崩得实际上是围绕其报纸《⼯人之声》发展起来的。
《俄罗斯帝国的工人阶级政治》的若干研究问题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野的深层次原因
在苏联的官方史书《联共布简明党史》中开启了带有鲜明刻板印象的区分，即布尔什维克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而孟什维克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性政党。这种简化且带有偏见的认识既忽略了两派分野的深层原因，也忽略了在地方层面两派的高度重合，即两派有着共同的目标，支持群体，乃至相同的参与者。
埃里克在文中如是分析道，在当时的俄罗斯帝国，不同区域的社会党面临着差异很大的活动环境以及活动组织方向，更⼤程度的组织开放性有可能建立更广泛的无产阶级基础，但这会使该党更容易受到国家镇压。更多地关注阴谋活动有助于组织的连续性，但这有可能使组织与群众运动脱节，并在党的领导人与普通党员之间造成隔阂。这种组织环境的差异以及俄罗斯帝国在各地镇压的不均衡性，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及后面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的重要因素。分裂的直接导火索是列宁和马尔托夫（必须明确的是，马尔托夫自大学时代以来就成为了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并且也是彼得堡工人解放协会的组织成员之一）在界定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的分歧。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来自于列宁所强调的《火星报》强硬组织路线，因此该派别也在沙皇俄国镇压最猛烈的中部大城市中生存扎根。早期的孟什维克主义呼吁更多的组织自主权和民主，它在边境地区如乌克兰和高加索找到了强大的支持基础（孟什维克在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使得其在俄国内战中成功的建立了孟什维克派的格鲁吉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孟什维克在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在《青年斯大林》这本传记中可见一斑，尽管这本传记遵循了特化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历史书写传统。
在最具代表性的劳工运动方向层面，在1905年前来看，布尔什维克更质疑工人阶级自发性，并强调强有力的领导和细致的规划，而孟什维克更愿意遵循劳工运动的自发性趋势（在《1905彼得堡劳工社会和革命》这本书中提到的两派对待总罢工的态度也很好的反映了这种倾向的差异）。
以1904年12月的巴库总罢工为例，这是1905年革命前俄国最有影响的工人运。为了发动总罢⼯，1904年10⽉，原孟什维克的申德⾥科夫委员会开始在该市数万⽯油⼯人中进⾏鼓动和组织。巴库的布尔什维克积极反对总罢⼯的号召，理由包括⼯人组织不够充分。布尔什维克坚持认为，这种立场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以及阿姆斯特丹第⼆国际代表⼤会的最新决议“截然不同” ，后者谴责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总罢⼯运动，并宣称“强⼤的组织”是⼤规模罢⼯的前提条件。孟什维克绕开了布尔什维克发动了总罢工，涉及了巴库地区的五万名工人，这个规模在俄罗斯帝国中空前的庞大。经过两周半的罢⼯，雇主最终让步，⼯人们赢得了所有要求。基于这⼀历史性胜利，巴库孟什维克在1905年保留了对该市⼯人阶级的领导权，并在年底前将其引导至对沙皇国家的公开⾰命攻势中。
有意思的是，埃里克在文中进一步的提到了，孟什维克在1905年后尤其是斯托雷平恐怖时期的这段时间内逐渐走向政治上的右倾化。在漫长的恐怖时期内，孟什维克没能保持纲领的纯正，在"Roots of Rebellion: Workers'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s in St. Petersburg and Moscow, 1900-1914" 这本书中的反映是，在斯托雷平恐怖时期，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坚守使得地方布尔什维克组织仍然热衷于社会党领导的产业罢工，比如1907年莫斯科纺织地区的产业总罢工。孟什维克的左派和社会民主工党区联派实际上在后期融入了布尔什维克，因为基层工作者发现孟什维克中央的右倾和温和化难以接受。
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包括孟什维克）在1905年后往往不再采取⼤规模⾏动。他们寻求与⾃由派结盟，这使他们逐渐背离了早期对集体破坏活动的关注。相反，他们（尤其是孟什维克中央）将精⼒集中在杜⻢选举、合法的⼯人报刊、文化活动以及建立开放的⼯会上。在孟什维克中，1905年的惨败耗尽了他们此前对群众⾏动的热情。他们新的战略方向是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在劳工政策层面，在一战前，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倾向颠倒了，或者说是孟什维克退化了。
总结
通过对埃里克·布兰克《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俄罗斯帝国的工人阶级政治》的深度解析，本文揭示了俄罗斯帝国工人运动走向激进化的结构性必然。首先通过对比西欧与俄国的差异，阐明了专制背景如何通过切断阶级调和路径、阻碍劳工官僚阶层产生以及利用工匠传统的缺失，将俄国无产阶级推向了无可退避的革命境地。文章打破了布尔什维克例外论的传统叙事，将视野扩展至帝国边境地区，还原了考茨基主义作为当时革命正统派的真实影响力。同时，通过对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在组织策略、活动环境以及对自发性态度上的差异分析，在文中展示了派系斗争如何植根于具体的生存压力与斗争实践，而非单纯的教条之争。最终，这种强调生产政治与基层组织经验的考察视角，不仅完成了对俄国劳工史的学术重构，更通过对“有机知识分子”行动逻辑的推崇，实现了历史研究与当代实践的联系，而这也实际上是本篇文章的写作出发点。超越刻板印象和对于若干人物的神化而细致的考察俄国劳工历史绝非为了成为某个方向的学究或者学术专家，而是为理解当下提供重要的参考。
稿件来自于忍冬青
编者按由NLS编辑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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