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暮春的一个傍晚，北海白塔披着余晖，湖边的丁香正盛开，不远处的青年在轻声合唱英文老歌。就在这样的声浪里，两位少年第一次并肩走过石桥，一人17岁，一人才满14岁，却已把彼此记在心里。
说起那一刻的缘分，还得追溯到1949年。9月下旬，74岁的章士钊应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从江南移居北平。因临时找不到落脚之所，他带着家人寄住在世交朱启钤的东四八条宅院。恰好，朱老先生的孙子朱文榘正在燕京大学读书，活跃好客，一到周末便邀同学来家里聚会。
洪君彦就在这群常客里。此人出生书香门第，眉目清朗，爱好合唱、辩论，朋友多得很。圣诞舞会那晚，他推门而入，只见一位身着大红旗袍的少女站在钢琴旁，神情坦然又带点腼腆，举手投足皆是教养。“我是洪君彦，经济系。”——“幸会，我叫章含之。”寥寥两句，埋下四年的情愫。
外人很难想象，那位看似成熟的少女其实在贝满中学读初三。她比同龄人高挑，回眸时又带江南水乡的柔润，让洪君彦的同窗们不免私下感慨：“这小姑娘以后不得了。”
热烈的追求是从书信开始的。章含之常把细心折好的短笺塞进朱文榘的笔记本，再托他转交。洪君彦起初并不当回事，只回了几句客套。可信一封接一封，对方的热情与学识并重，他逐渐意识到这绝非一时兴起。
1950年春天，两人随同学结伴到未名湖荡舟。湖心小亭里，柳条拂肩，章含之谈到莎士比亚，也谈到鲁迅，洪君彦听得入神。当天回宿舍，他在日记里写下一个字——“奇”。这年他18岁，她15岁。
有意思的是，主客观条件都提醒两人谨慎：一方是大二学生，另一方尚未参加高考；一方家世显赫，另一方清贫自持。但青春偏爱浪漫，周末的北平城，西餐厅、什刹海、厂甸旧书摊，都留下他们的剪影。
1953年秋，洪君彦已是北京大学经济系助教。为了不让感情悬而未决，他郑重其事地对章含之说：“等你大学毕业，我们就结婚。”这句话后来成为两人约会日记的首句标题。
1956年初冬，他们来到颐和园拍下那张流传最广的合影。青年身着深色中山装，双手插袋，神情温和；女孩围着格纹围巾，笑容灿若寒日里的腊梅。相片里的她21岁，眉眼清澈，仿佛对未来充满笃定。
1957年7月，章含之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当年秋天，二人在东城区一间朴素的院落完婚。礼堂没有水晶吊灯，只有红纸窗花，但来宾个个称羡：郎才女貌，文气逼人。
日子却并非一直浪漫。1958年开始，高校教师与机关干部纷纷奔赴基层。洪君彦被派往北京某钢铁厂实习，章含之留在外事口做翻译，相距二十余里，每月只能在月台上匆匆寒暄几句。
1959年8月，女儿洪晃降生。父亲守在产房门口，用抖得厉害的手替新生取名，寄望“晃若日星”。然而现实考验接踵而至：工作调动、价值观差异、社交圈变化……种种压力像砂石进入齿轮，两人暗暗消磨。
1973年2月，史家胡同居委会的小屋里，二人签下离婚协议。章含之一度红了眼眶，洪君彦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好聚好散。”至此，14年的爱情和16年的婚姻划上句点。
往后的故事已为人熟知。1973年底，章含之与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乔冠华相识，随后携手共同走进联合国会场；洪君彦则与北大老同学陈贤英重组家庭，移居香港从事学术与投资。
2008年1月26日，章含之病逝，终年73岁；2012年9月6日，洪君彦在港去世，享年80岁。当年那张颐和园合影仍静静躺在相册里，一角微微翻卷，见证了北平城里最浓烈也最无奈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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