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儿童节上毛主席三次题词，为什么“天天向上”能够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号呢？
1940年4月4日拂晓，延河水面薄雾未散，柳林村的孩子们已经排成方阵练早操。十三岁的刘德才挥着小旗，高声喊口令，脸上透着超出年龄的沉稳。就在这一天，毛主席提笔写下四个端正飘逸的大字——“天天向上”，随后火速送往《解放日报》。那些墨迹尚湿的字，被贴在保育院门口，孩子们围着读，眼睛里闪光。
与三年前创办《边区儿童》时相比，眼前的一切是巨变。1938年夏天，陕甘宁政府专门批准成立儿童局，又挤出纸张和油墨，硬是办起这份小报。创刊号甫一出炉，就收到毛主席寄来的题词：“为抗战把孩子教育好。”报社老编辑回忆，当晚油灯昏黄，排字工人连夜加班，只为了让这句话在翌晨传遍各部队、学校和村落。
题词不是空洞口号，而是最高层对儿童工作的直接背书。边区财力拮据，许多孩子在战火中失去亲人，延安保育院便应运而生。1938年10月开院时，一间窑洞，几条土炕，几十张小脸依次躺下，夜里常被雨声惊醒。院长到枕边安抚，孩子指着窗外的枪声问：“炮火什么时候停？”院长轻声答：“等我们长大些，再也听不到了。”那一晚，毛主席又送来八个字：“培养抗战的新力量”。院里的人至今还记得他俯身为娃娃掖好被角的情景。
就在根据地紧锣密鼓办学的同时，远在数千里外的广东新会，1440名小学生也在琅琅诵读中动了心思。1938年儿童节，他们把写满稚拙字迹的长信寄往太行山总司令部，信里说：“我们愿省下糖果，买药给前线叔叔。”收到信后，八路军政治部送去朱德总司令的复信。“孩子们，你们的心意，我们在炮火中收到了”，这一句被刊在5月5日的《新中华报》，南方小城瞬间沸腾。当地教师感慨：“连朱总司令都回信了，你们更该用功读书，才配得上那封信。”课堂里，一时无比安静。
延安的春天短暂。4月初，冰雪才化，六百多名少年就背着干粮翻山越岭，往中央大礼堂赶。他们要参加边区统一儿童节的大检阅：步枪分列式、泥地匍匐、信鸽放飞，还有自编秧歌。陈赓来到操场，看着一群身高只到自己腰间的孩子端着木枪冲锋，他问身旁的指导员：“他们能吃得消吗？”“吃得消！小鬼们劲儿可大着呢。”操场上爆发一阵大笑。活动最后，临时组建的“儿童营”在军号声中成立，十五岁的刘德才被推举为总指挥，他的宣誓掷地有声：“哪怕只有一根木棍，也要守护咱的村庄！”
一年后，1941年同一天，战况更显艰苦。日军扫荡不断，保育院被迫多次转移。尘土飞扬的山路上，孩子们拉着小车，车上装着米袋和破旧棉被。行到半山腰，警报声骤起，小女孩小声问：“又打过来了吗？”护送的女队员点头，却摆手示意大家快跑。这一年，毛主席给出的四字是“好生保育”。简简单单，字里行间却透出沉甸甸的嘱托：先保命，后读书。
进入1942年，整风运动开展，同时是抗战最艰难的关口。边区仍坚持把儿童工作列为政务之一，西北青年救国会、各县教育科轮流派人去保育院办夜校、教识字。毛主席第三次为儿童节落笔：“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这句嘱托后来写进墙报，写进课堂，也被剪下来缝在不少游击队员的背包里当护身符。
战时儿童工作的意义，并不限于课堂里的一行行粉笔字。夜巡的儿童团给八路军送情报，深山里的小木耳场由他们浇水、除草，甚至前线需要的草药，也常是孩子们在山坡上采来。资源短缺，靠的是一双双小手的能量。有人说，战争是毁灭，然而在延安的窑洞里，却悄悄酝酿着一代人的成长。许多后来在1950年代走进大学课堂的青年，正是那时保留下来的“保育院娃娃”。
当年“天天向上”的纸幅，后来被裁成小块，分给每名孩子压在作文本里。墨迹被汗水浸出浅浅的晕圈，却没有一个孩子舍得丢。有人回忆：“那几个字跟着我上前线、下工地，像一盏灯。”如果说枪炮决定了战场的走向，那么一张张尚未定型的稚脸，或许决定了国家的下一段历史。荒山、窑洞、简陋教室，这些场景已经远去，但在当年的边区，一道清脆的少年口号始终回荡——“向上，向上，再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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