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既以侵华为国策，则合乎日本理想的中国，最好是：
一、割据分裂的：没有统一的政府，军阀据地自雄，互相争长，勇于私斗，怯于公战；
二、贫弱无能的：既无富强的意图，更无自力更生的愿望，举国上下伈伈睍睍，惟以苟且偷生为能事，则日人胁之以威、诱之以利，无不可得心应手，为所欲为。战，则日人可以从中操纵把持，以坐收渔人之利。
三、卑鄙无耻的：但图一时之荣显，不计千秋之笑骂；但求一身之快意，不顾万民之涂炭。历史上尽多这样的先例，如石敬瑭、张邦昌、刘豫是也。袁世凯为要做皇帝，不惜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故袁世凯者，中华民国最先进之石敬瑭、张邦昌、刘豫也。为日本计，假如中国的当政者都一如袁世凯，则日本可以获得据有中国之实，而不负灭人国家之名。
故伴随着日本侵华的国策，日本最怕看见的就是：中国的统一、中国的富强、中国的知耻有勇。但从国民革命军崛起广东，日本所最怕看见的事情，偏偏日渐成长起来。在革命军的征讨之下，新旧军阀一个一个地倒了下去，中国的统一已非任何反动势力所能阻挠，这一点日本人看在眼里，已然老大地不开心。
殊不知这一革命力量，不以打倒旧日军阀为已足，它对于力图富强方面、明耻教战方面，即在万般艰困的环境之下，也从来没有松懈过自己。它确是一股再造中华的新兴动力，谁也无法歪曲否认。
国父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不但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指针，即在并世各国之中，求一能与国父遗教颉颃一时的著作，也不可卒得。至若大言炎炎，以侵略别人国家为能事的田中奏折，在与光明俊伟的国父遗教两相对照之下，不但自彰其残暴丑恶，而且也显得十分渺小。
在国父遗教的提示警觉与国民政府的艰苦努力之下，截止到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中国在各方面都已有了显著的进步。诸如：
一、经济建设方面
二十年（一九三一）十一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国民生计建设六大方针，对于资金、水利、铁道、农业、移民实边与屯垦、保障发展民营事业等，均有脚踏实地之规定。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一月，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确立今后物质建设根本方针案》，其主要目的在使国防中心与经济中心互相配合，尤能针对当前局势，为切合需要之规划。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双十节，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公发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提倡全国各业总动员，以提高国民之生产与消费能力，以求减少输入，增加输出。是年十二月，五届一中全会又通过《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本案确定实施计划原则二十八条，凡与经济建设有关之重要问题，均有适切具体之解决指导方针，足为实施经建之蓝本。以上所举虽然都是纸面上的谋议，但政府对于国计民生问题，已在密切地、认真地寻求解决之道，则是有目共见的事实。
在实际措施上，也有几项关系重大的成就，如：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一月，浙赣铁路之通车，使东南各省成为一气呵成之连锁。
二十五年九月，粤汉铁路株洲韶关段之通车，使粤汉、平汉联成一气，成为中国贯通南北之大动脉。
此外，同蒲铁路、江南铁路、淮南铁路、苏嘉铁路均于抗战之前不久通车（二十六年九月，江南铁路展至宣城之孙家埠）。而湘桂铁路、黔桂铁路连接湘、黔、桂三省，使与贯通南北之粤汉路、贯通东西之浙赣路接轨，于经济、国防之重要性尤大，此两线则系于抗战发生后修筑完成。
公路运输在中国向极幼稚，但自国民政府成立，公路建设亦有显著进展，至七七事变发生时，中国已有公路十一万五千余公里。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改革货币制度，停用现银，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为使法币对外汇价稳定起见，由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自此项新政策施行后，中国极度紊乱之货币制度遽行消失，全国金融统一、财政统一，对于国计民生贡献之巨，可想而知。至于人民安然奉行此项政策之表现，充分显示政府威信之建立，尤足使敌我者为之寝馈不安。
二、国防建设方面
二十四年三月，始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之下，设立陆军整理处，以为全国陆军之整理计划机关。其时，空前国难已如箭在弦上，全国军民上下虽无不义愤填膺，不乏同仇敌忾之心，然究其实际，则当时大部国军多已老大衰颓，有不堪战之势。无论就编组、训练、装备、补给任何一方面言，都是杂乱无章的，腐败落后的。此种部队以之祸国殃民则可，以之抗敌御侮则殊感无此可能。所以政府成立这个整理机构，确实有其划时代的意义。不过整理处的处长，委员长是派我担任的，因资望、能力的不够和种种困难的不易解决，实际整理工作做得很少，倒是拟订了不少整理计划。又因为借此机会点验了许多部队，对于部队的虚实战力，增加了不少前所未有的了解。因此我们可以说，陆军整理处的设立，至少在“知己”方面是有贡献的。
二十年（一九三一）七月，设立军政部航空学校于笕桥，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五月扩大组织，改称中央航空学校，是为后来空军军官学校之前身——中国之有正式空军实莫基于此。校内设有纪念碑，碑上竖立一个炸弹，下面铜牌上写着铭文道：“以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后来该校学生照着这个铭文实践的，大有人在。
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三月，特设国防设计委员会，网罗专门学者，从事调查研究及国防之全盘设计工作。外交、内政、经济、财政、教育、文化以及人文地理各部门，均在工作范围之内。总体战之研究设计，由此遂开其端绪。
办理庐山及峨眉暑期训练。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七月，庐山训练开始，是为“中国国民党粤赣闽湘鄂北路剿共军军官训练团”之第一期；至九月，第二期训练结业。在这两个月期间内，办理三期训练，时间虽甚短暂，而效果则甚显著。三期受训学员共三千二百余人，均系参加江西剿共中央直辖部队三十二个师及若干特种部队之中、下级干部。陆大全体学员及军校暑期训练班全体学员亦分别加入第二、三期同时受训。这三期训练工作，是由我以团长名义秉承委员长意旨办理的。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七月，庐山暑期训练再度开办，范围扩大，成立“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委员长任团长，派我为副团长，实际主持团务。这一年也办理了三期，训练对象为全国中、上级军官。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八月，因委员长坐镇成都，同时复因事实上之需要，乃改在峨眉山报国寺，办理峨眉军官训练团。自八月初至九月底止，共办两期，受训学员共五千余人，以川、滇、黔三省军政教育各界干部为训练对象，包括部队少校以上军官、地方团队中队长以上人员、各公安局长及县公安科长、各县教育科长或局长、中等以上校长、学校军事教官及童子军负责人等。四川重要首长亦均调团参与训练，以刘湘为副团长，刘文辉、邓锡侯为团副。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复在庐山举办“军事委员会暑期训练团”，共办理二期，调训学员七千余人，包括全国党、政、军、警、教育各界干部，规模之大，为前所未有。
以上所举训练，其详细经过情形，我将另有记述，此处毋庸多赘。但训练的宗旨，总括起来说，不外“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八字，而以“明耻教战”为最后归趣。我敢说这几次训练，在精神上很发生一些感化作用。在有形的国防方面，虽似无所增益；但在无形的国防方面，实在平添了无比潜力。后来八年艰苦抗战，卒能坚持到底者，与这几次训练关系确甚重大。
三、社会建设方面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二月，委员长在南昌行营发起划时代的新生活运动。当时他说：“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能成功的，要如何才可以成功呢？简单地讲，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知识。道德愈好、知识愈高的国民，就愈容易使社会一天比一天有进步，愈容易复兴他们的国家和民族。”“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不是说水没有烧热、饭没有烧熟，我们就不能去打仗的国民。要养成这种随时可以与敌人拼命为国牺牲的国民，就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新生活运动就是社会改造运动。此项运动以恢复固有道德，改良生活习惯为手段，而以使社会人人随时准备为国牺牲为终极目的。新生活运动发起以后，各地纷纷热烈响应，旧日凌乱自私、散漫无纪的生活习惯，顿觉焕然改观。
从以上三种建设的情形来看，中国固然谈不到已臻富强之境，但对于致富图强的努力则时刻未敢或忘，这是可以向历史交代的。至关于明耻教战方面，透过庐山、峨眉的历年训练和新生活运动，确已普及全国。抗战发生后，虽仍有少数民族败类认贼作父，但在国人一致唾弃之下，除了遗臭万年外，他们是一无成就的。
以侵略中国为国策的日本，怕见中国统一，而中国终于统一了；怕见中国富强，而中国对于致富图强，偏能不遗余力以为之；他们还怕见中国知耻有勇，而中国明耻教战的努力，确有显著的成功。于是中日两国的关系，就面临到最后决定的阶段。
日本放弃侵略中国的政策，是最好解决中日问题的途径，然而以日本军阀之褊狭狂妄、急功近利，哪里有放下屠刀的可能？
中国自甘分裂，自甘贫弱，自甘为溥仪、殷汝耕之续，则日本成了中国的宗主国，中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问题也就解决了。但国父创造起来的国民革命，是以救国建国为职志的，统一、富强、有勇知耻都是救国建国的必备条件，除非中国放弃救国建国的意图，否则将无法满足日本人的愿望。中国可以放弃救国建国的意图吗？当然万无此理。
那么中日问题最后必诉之于战争，遂成为不可幸免的一个结局。
备注:本章真实反映了国民党内部改革派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忧患意识与实干精神，对日本的认知以及研究抗战前国民政府的国防、经济和社会政策有参考意义。
但它本质上是国民党政权“自我辩护”和“合法性构建”的产物，未能揭示民族解放的真正动力来源于亿万人民的觉醒与抗争。
文章断言“中日问题最后必诉之于战争”，基于日本怕中国统一富强、而中国必自强不息。这一判断具有战略清醒，看清了日本侵略本质，激发了抗争意志。
但作者过度寄望于精英建设，历史确证战争未可避免，但中国最终胜利不仅靠战前准备，更有赖全民抗战与国际支援。
这篇文字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看到：当时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眼中抗战与“建国”的路径，与历史最终选择的道路之间，存在着怎样深刻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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