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蓄意侵华，由来已久，远在明朝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即有征韩侵华的企图。明治维新以后，他们向国外发展和侵略的野心，更形炽烈。当时即有南进的海洋政策与北进的大陆政策之分。
所谓南进的海洋政策，以侵略南洋和澳洲为目标；所谓北进的大陆政策，即以整个中国为其侵略的对象。两种政策争论的结果，大陆政策获得胜利，自是而后，侵略中国就成了日本坚定不移的国策。于是我们的琉球群岛、台湾和澎湖、旅顺、大连，以及我们的邻邦朝鲜，遂先后为日本所吞并。
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名，攫夺我山东省权益。当时，北京政府声明在龙口、莱州，及接连胶州湾附近各地方为交战地区，日、德双方均表同意。及日军登陆龙口后，竟不顾诺言，分兵西上，侵陷我潍县车站及济南车站，而使胶济全线完全陷入日军掌握。四年一月，日人不但不接受北京政府请求撤军之照会，反而向袁世凯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条要求。
这二十一条共分五号：
第一号规定中国政府允许日本承受德国在山东之权利；
第二号规定日本在南满、东蒙之权利；
第三号规定日本管辖汉冶萍矿场之权利；
第四号规定限制中国不得以沿海港湾、岛屿租借他国；
第五号规定日本控制中国政治经济之方法。
此为日人侵吞全中国第一次露骨的表现。其后欧战告终，于巴黎和会召开期间，我国爆发了震惊世人的五四爱国运动，这运动使当时的北京政府及其派往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不能不拒绝和约的签字，山东问题遂成悬案。
到了民国十年，美国建议召开九国会议于华盛顿，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之下，二十一条的要求暂时才算归于沉寂。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五月一日，我北伐革命军克复济南，日人以保护侨民为名，竟出兵占据胶济路及济南商埠，企图阻挠我革命军北上。五月三日于击毙我士兵一名后，竟以机枪大炮轰击我兵营，我军伤亡惨重。
是日晚，日军大队拥入我交涉公署，残杀我交涉员蔡公时以下等十六人，又将我第四十军第十七团全部缴械。日人此种野蛮暴行，显系见我统一大业观成在即，故不择手段以图中止我北伐军事，借以保障其在军阀政权下已得及未得之利益。
幸我当局忍辱负重，尽量避免与日军冲突，而以外交途径寻求解决问题之道，日人狡谋，卒未得逞。事后调查，此一事件，我方军民死亡三千六百余人，伤一千四百余人，财产损失约二千六百万元。
十七年六月，革命军进驻北京；十二月二十九日，东北通电易帜，中华民国遂由军阀割据的状态之下而复归于统一。
统一是国家安定强大的必要条件，这是日人最不愿看见的局面。为了阻止东北的易帜，他们想尽了种种方法进行破坏，而终无所成，乃于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之夜，大举向我沈阳城外之北大营驻军进攻，并于翌晨占领沈阳。旋即纵兵四出，我长春、营口、铁岭、开原、安东、凤凰城、抚顺、延吉等十余城市，均告沦陷。日人侵吞我东北之野心完全暴露无余。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以前，日首相田中义一曾有一道秘密的奏章上达日皇，其中对于侵略中国的计划可谓异常周密，而其篇首两条纲领更直截了当地说：一、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二、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这是日本有计划征服中国的铁证。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政府以日人强占我东北之事实，诉之于国际联盟与签字于非战公约各国，但俱无能为力。截至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一月，我山海关以外之国土已尽为日军所据有。
日人既已侵夺东北，为转移我国人之注意力，迫使我政府承认其所侵夺之果实，乃在天津、塘沽、厦门、福州等地制造层出不穷的挑衅事件。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终于揭开了淞沪抗战之幕。
战事发生之前，日政府借口上海排斥日货，嗾使日本浪人纵火焚烧引翔港三友实业社工厂，杀死华警，并捣毁虹口一带中国商店。
上海市政府向日本领事提出口头抗议，日领事竟诿称日本僧侣五名被害，向我提出限四十八小时答复之最后通牒，要求我方四事：正式道歉，赔偿损失，惩办凶手，制止反日行动。上海市长于限定时间内答复日使，表示完全接受日方所提之四项要求。日领事已感满意，而驻沪我方军队忍无可忍，乃奋起予以抵抗。日海军司令盐泽不肯就此罢手，竟于一月二十八日深夜率军向我闸北驻军进攻。
战幕既启，我军英勇异常，大非日人始料之所及。战事持续月余，日方数次增兵易帅，死伤极重，始迫我放弃第一道防线。旋因美、英、法三国公使出面调停，始行停战。
此次战役充分暴露日本军人骄横野蛮，不但目无中国，抑且目无其本国政府。彼等惟知恃强凌弱，急功近利，以图满足他们的欲壑，此外即一无所知。这样的敌人本来是无足惧的，只可惜当时我们的内部问题复杂而严重，军事准备还谈不到充实，也只好适可而止了。
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三月九日，伪“满洲国”成立于长春，日人吞噬东北，至此已达到从容消化的时期。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元月，日军侵据山海关。同年三月，热河亦告沦陷。旋即进犯我长城各口，并进军滦东。五月，我政府派熊斌为代表，与日方代表冈村进行交涉，成立塘沽协定。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六月，再因日人之无理启衅，又签订所谓何梅协定，以求暂时之相安。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在日人操纵下，汉奸殷汝耕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时，向察哈尔进兵，利用德王组织“蒙古大元帝国”，察哈尔遂亦非为我有。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中、日关系愈益恶化，日人连续在成都、汉口、上海等处制造事件，一方面在其国内煽动民众仇视我国，一方面在我长江及沿海各埠派遣舰队游弋示威，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是年十月，复嗾使王英、李守信率领伪蒙军大举侵绥。遭我迎头痛击，其势始挫。
伪蒙军侵绥计划失败不数日，而西安双十二之变作。张、杨在举国指责声讨之下，委员长安然脱险。这件事太不平凡了，它至少表现了以下三点：
一、中国已然有了一个为全国所敬爱的领袖。
二、中国由此才真正统一起来。
三、中国人充分明了统一意志、集中力量的重要性。
看来，中国的前途已日趋于光明。在以灭亡中国为国策的日本人眼中，中国的光明，毋宁就是日本的黑暗。所以当时日人曾有一种表示，“中国如朝日渐升，日本如夕阳渐落”。其不愿见中国统一强大的心情，可谓历历如绘。
侵华是日本的国策，以上所述仅举其荦荦大端，已可证明其不诬。日人推行这一国策的手段，以威胁利诱为主，以指使浪人制造地方事件为口实，到必要的时候才以兵戎相见。
威胁方式包括：由外交人员提出强硬要求、由军方直接提出强硬要求、出兵登陆、派舰示威、举行演习等等。这些方式有时单用，有时合用，依其需要而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就都是这种手段之下的产物。
利诱方式包括：收容、豢养亲日分子及反动分子，以供其驱策；挑拨离间地方与地方及地方与中央之感情，使其自相残杀，供其坐收渔人之利等等。伪“满洲国”、伪“冀东自治政府”、伪“蒙古帝国”，以及许多次接连不断的内战，就都是这种手段之下的产物。
《孙子》有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日人侵华大致就是依照这个原则进行的，“不战而亡中国”是日本大陆政策最理想的目标。
西安事变之后，日本对于中国的看法为之一变。“不战而亡中国”的如意算盘落空，卢沟桥的炮声响了，于是全面抗战的悲壮史剧也揭幕了。（待续）
备注:本文出自陈诚晚年在台湾撰写的《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开篇，作者全程亲历战前外交、局部抗战与全面抗战全过程，但这份回忆史实正误、立场取舍需要分层辨析。
其中西安事变的立场叙事偏向国民党本位。陈诚对西安事变的解读带有极强的嫡系立场：将蒋介石塑造为全国公认唯一领袖，把事变和平解决完全归因于领袖个人威望，弱化张学良、杨虎城爱国动因，同时回避了“攘外必先安内”长期对内用兵、对日妥协的深层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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