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地方上搜集抗战革命材料，文史办的同志随后便找到了离休干部李兆清，记录李老当年的亲身抗战革命经历。
初夏的风从窗户里溜进来，吹动着干休所院子里的老槐树。
李兆清坐在藤椅上，手边是一杯已经凉透的茶。八十七岁的人了，许多事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唯独有一件事儿，却像钉子一样扎在记忆里，拔不出来。
那是1943年的光景，抗日战争正处在最吃劲的阶段。
李兆清当时在四安货管分局花市街分所当所长，手下管着五窑、卞桥、和平、南兴四个乡的财粮。
听起来是个“官”，其实是个十分危险的差事。
在当时，四安周围，阙庵、西亭、石港、新坝、刘桥，到处是敌人的据点。鬼子和“二黄”三天两头下乡“扫荡”，大伙儿跟他们那是真刀真枪地干。李兆清他们不仅要武装征税，还得给部队搞军需，稍有不慎，命就没了。
那天拂晓前，李兆清和高星辰赶到严家园东边的分局开会，结账，领票。开完会已是擦黑，两人怀里揣着六本税票、一千九百斤粮券，还有些草券和菜金，摸黑往回赶。
走到吴家桥，天上下起雨来，先还稀稀拉拉，后来密了，斜刺里打下来，打得人脸生疼。高星辰抹了把脸上的雨水，说：“再往前走就是新坝据点，这黑灯瞎火的，路又滑，票子湿了就全完了。不如去地藏殿找元老和尚借宿一宿。”
地藏殿在严家园东边，坐北朝南，一进三堂，门前有坝头进出，其余三面环河，算是个僻静处。两人走到庙门前，拍了几下门环。
里面先没动静，又拍了两下，才听见小跑来的脚步声。
门开了一条缝，连生小和尚探出半个脑袋，认出是他们，赶紧把门拉开，低声道：“快进来，这天气还赶路呢。”他手里提着一盏小油灯，灯光晃了晃，照见两人身上水淋淋的，赶紧把他们让进正殿东头的房间，安排了一张床铺。
屋里点着盏豆油灯，灯芯噼啪跳了几下。
元老和尚随后闻讯也过来了，对方六十多岁的人，瘦瘦的，裹着一件旧僧袍，话不多，只嘱咐连生去找两块干布让他们擦擦。
李兆清嘴上道着谢，心里却依旧不踏实。
六本税票是他们的命根子，丢了哪一本都是没法交代的事。他朝高星辰使了个眼色，两人说要去解手，出了后门。
雨小了些，风却更冷了，灌进湿衣裳里，冰得人打哆嗦。
茅房边上堆着些干芦柴，上面搭了个简易的芦网帐，是平常晒东西用的。四周黑黢黢的，只听雨打树叶的沙沙声。李兆清四下瞄了一圈，确实没人，便踮着脚，把六本税票仔细展平了，轻轻塞进芦网帐的夹层里，又压了压，确保不会掉下来。
回到屋里，他又把那一千九百斤粮券卷成个筒子，塞进桌上水烟筒底下的煤筒里，上面插回几根纸吹——就是吸水烟点火的煤纸，看着跟往常一模一样。
安排停当，两人躺下，却怎么也睡不着。
陌生的地方，又带着这么要紧的东西，俩人的耳朵都竖得跟兔子似的，外头风声雨声，每一下都听着像脚步声。
约莫到了半夜，忽然庙门外传来叫门声，声音粗野：“开门！问路的，往邓家桥怎么走？”
连生小和尚隔着门回了一句：“向东走。”
话音刚落，门外的砸门声就起来了——不是拳头，是枪托，咣咣地砸在木门上，整个庙堂都跟着颤。
李兆清一下子从床上弹起来，棉裤只套了一条腿，另一条腿还露着，就和衣往外窜。
高星辰跟在后头，两人直奔后门。
“哐啷”一声，前头大门砸开了，杂沓的脚步声、骂骂咧咧的声音灌进庙堂。
李兆清他俩掀开后门帘，一脚踏进后院的泥地里，后门外是一条河，河面不宽，也就两丈出头。这时候也顾不得水冷，两人扑通扑通下了河，水一下子没到胸口，凉得跟刀子割肉似的。
李兆清咬着牙扒水，棉袄吸饱了水，沉得像铅，他拼了命往对岸扑。上了岸，一脚深一脚浅地往东北方向跑，跑出去一里多地，才敢停下来喘口气。
后半夜雨停了，刮起了西北风，风像小刀子一样往骨头缝里钻。湿透的衣裳经风一吹，冻得两人直哆嗦，跑起来衣裳窸窣作响，跟裹着一身冰片子似的。
高星辰脸都冻青了，嘴唇哆嗦着问：“票子……票子还在里头。”
李兆清心里咯噔一下，比身上还凉。
税票藏是藏了，可万一被敌人翻出来呢？
那一瞬间他腿都软了，恨不得掉头冲回去。可回头望去，地藏殿方向影影绰绰有手电筒的光在晃动，显然敌人还没走。
两人又往北走了一阵，看见一户人家，场边上站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气鼓鼓的。他们上前说明想借身干衣裳，老头没好气地说：“你们是不是又捉了我的鸡？”两人这才明白，准是二黄今晚路过时祸害过他家的鸡，老人家把账算到他们头上了。
那年头，老百姓过得什么日子，家家户户提心吊胆，见着生人就跟惊弓之鸟似的。
李兆清没再说什么，朝老头摆了摆手，两人转身走了。天快亮的时候，总算找到一个乡干部，借了两条棉裤换上，又打听了地藏殿那边的动静。
捱到下午四点多，才听说一队鬼子和二黄撤了，走的时候还绑走了两个和尚。
李兆清心里咯噔一下，随后又摸回地藏殿。
庙里空荡荡的，正殿的门歪在一边，地上是被翻得乱七八糟的经卷和蒲团。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后门外，伸手往芦网帐里一摸——六本税票还在，平平整整的，一张没少。又回到屋里，从煤筒底下抽出那卷粮券，也好好的。
他攥着那卷票子，蹲在地上半天没起来。
李兆清后来才知道，那天敌人进庙后发现了他们丢下的竹篮和帽子，断定庙里窝藏了新四军，便把元老和尚和连生小和尚绑回新坝据点，打得皮开肉绽。
敌人逼问他俩新四军去了哪里，两个和尚一口咬定没见过人。
为了把这两个好心的和尚赎出来，组织上费了老鼻子劲，托了好多关系，最后花了五担皮花（棉花）才把人换回来。
元老和尚出来的时候，走路都打晃，身上没一块好肉，连生小和尚才十七八岁，被打得趴在床上两个多月没起来。
这么多年了，李兆清每次想起来，心里都跟刀绞似的。
李兆清放下手里的搪瓷缸子，沉默了许久。
“那时候苦啊，身上冻得像冰棍，心里却烧着一团火。那火，是老百姓给的，是像僧元、连生这样的出家人给的。没有他们，哪有后来的新中国？这税票保住了，可这份情，我李兆清记了一辈子。”
老槐树的影子移到了东墙上，又是一个黄昏了。
远处有孩子在嬉闹，笑声顺着风飘进来，清亮亮的。他不知道那些孩子会不会明白，有些安静的日子，是拿命换来的；有些素不相识的人，在深夜里替你扛过了一劫，连名字都没留下。
就像地藏殿的那两个和尚，他后来再没见过，但一辈子也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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