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新疆的野心，历史上从未缺席。外蒙古独立后，新疆这块广袤的土地，也曾是莫斯科餐桌上的 “下一道菜”。
新疆最终没有成为第二个外蒙古，这背后是一场充满背叛、算计与大国博弈的惊心动魄的棋局。
苏联为何没吞下新疆
民国时期，新疆先后由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主政。其中，盛世才为了击退反抗势力、站稳脚跟，以各种优待条件争取苏联支持，这直接加剧了苏联对新疆的控制。
盛世才是辽宁人，原是奉系郭松龄的部下。1925 年底郭松龄反奉失败后，盛世才几经辗转跑到了新疆。因其有日本军校留学的背景，最初被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任命为陆军学校战术总教官。
1933 年，新疆发生 “四一二” 政变，金树仁被迫下台。盛世才则凭借手中的军队，被推上了新疆边防督办的位置，成为新疆最高军事长官。
当时新疆有三股势力：控制省政府的盛世才、从甘肃进入新疆控制哈密吐鲁番一线的马仲英，以及盘踞伊犁方向的张培元。1934 年 1 月，马仲英与张培元联手对盛世才发动进攻。
紧急之下，盛世才以允许苏联在新疆修建铁路、开采矿山为条件，请苏联出兵相助。苏军兵分两路入疆，在轰炸机配合下，于 1934 年 2 月击退马仲英部。至此，盛世才的优势地位才正式确立。
1938 年 1 月，在盛世才邀请下，苏联红军又派遣了一个机械化加强团 “红八团” 进驻哈密，等于卡住了新疆东大门，使得国民党军队不敢轻易西进，让新疆继续脱离于国民政府管辖之外。
当时，盛世才甚至亲自前往莫斯科，向斯大林提出加入苏联共产党的想法，还建议成立 “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把新疆并入苏联。但由于当时中苏正处在合作抗日的大局之内，此想法未获斯大林同意。
对待中共，盛世才最初表现也相当积极。1937 年，红西路军兵败西北马家军，盛世才曾接受西路军余部入疆，给予安置。此外，还邀请了一批中共党员和爱国人士进入新疆工作，承担中共、苏联和抗日前线之间的交通联络任务。
这一切和平的幻象，在 1941 年随着盛世才的叛变而破灭。
1941 年，希特勒对苏联发动 “巴巴罗萨行动”。苏德战争初期，德军势如破竹，一度让苏联难以招架。盛世才认为苏德战争结果难以预测，不排除苏联会被德国彻底攻克。于是，1942 年，盛世才开始转投蒋介石政府。
为了给蒋介石递上 “投名状”，盛世才不仅取消了亲苏反帝的政策，还逮捕杀害了很多我党在新疆工作的重要干部。毛主席的胞弟毛泽民，就是在此次事件中遇害。
但局势的逆转，再次暴露了盛世才的投机本性。
1943 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眼看苏联对德国反败为胜，盛世才又主动修复与苏联的关系，甚至再次提出让新疆划归苏联。不过这一次，斯大林没有选择相信他，并将其给自己的电报转交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一看盛世才如此反复无常，再也忍不了了。1944 年，蒋介石一方面收买盛世才身边的部下，另一方面下令让西北的胡宗南将军队往新疆推进，一举夺得了控制新疆与内地联结的关隘 —— 星星峡。
在一切部署完毕之后，蒋介石命令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由兰州飞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当面向盛世才传达命令：调盛世才去重庆任农林部长，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同时裁撤新疆边防督办公署，驻疆军队归重庆军委会直管。
朱绍良见到盛世才后，直接告诉他，现在胡宗南部队已经控制入疆咽喉，陶峙岳又带领大批军队在赴疆途中，如果再做抵抗，只会招致覆巢之灾。听了这番话，盛世才明白自己毫无胜算，最终同意接受蒋介石的任命。
国民政府进入新疆之后，统治也不得民心。1944 年 9 月，国民党省政府决定从当地征收一万匹军马，用以军事需要。在征收的马匹不能交付的情况下，被征收户还需要缴纳 700 元的抵扣款。这激起了当地严重不满。
由于捐马的负担主要落在了伊犁、塔城、阿勒泰这三个地区，这三个地区的人民率先起义反抗，史称 “三区革命”。
苏联本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态度，派遣苏联红军越境潜入伊犁，为起义军队提供武器弹药，想要培育一支亲苏势力，或直接建立一块中苏之间的缓冲区域。
转折起始于 1945 年 8 月。抗战进入尾声时，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以蒋介石承认外蒙古独立为交换，向蒋做出了不干涉新疆内政的承诺。于是，此后苏联对于 “三区革命” 的态度，从暗中支持转为力主和平谈判。
新疆最后实现和平解放，关键节点在 1949 年。这一年，解放战争大局已定。第一野战军解放兰州、西宁之后，继续向河西走廊推进，兵锋直指新疆东南门。
反观新疆内部，国民党军政系统已经人心动摇。而伊犁、塔城、阿山的三区力量，则在中共中央派出的邓力群等人联络之下，开始同我党建立直接联系。
随后，1949 年 9 月 25 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通电起义。第二天，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也宣布起义。新疆自此和平解放。随后，解放军进疆，原三区民族军和新疆起义部队陆续被改编，正式纳入了新中国的国家体系。
所以说，新疆没有成为第二个外蒙古，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既有盛世才个人野心与反复带来的变数，也有蒋介石关键时刻的果断出手；既有中苏之间基于《友好同盟条约》的利益交换与承诺约束，更离不开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势所趋，以及中国共产党对新疆问题的正确决策与和平争取。
历史的走向，往往就在这些关键人物与关键时刻的抉择中，被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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