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我把柴油机拆了一地。
仓库的铁皮屋顶漏风，手指冻得发僵。
手机震了一下，马永富发来消息：“长明，那个项目你拿不下来的，我这边已经签了一半。你那人太老实，别硬撑。”我没回，继续拧螺丝。
旁边的徒弟问：“师傅，有人找你？”我说：“催债的。”那台机器装好，晨光从窗户透进来。
我掏出手机，看见他早上的第二条消息：“长明，听说你开了个维修公司？现在还好吧？”
01
1998年12月，我抱着工具箱从厂里出来。
那天特别冷，铁门在身后咣当一声关上，震得我耳朵嗡嗡响。车间的机器还在响，隔着围墙传出来，闷闷的，像什么东西被堵住了。
走廊上贴着一张大红纸，写着下岗人员名单。我的名字排在第三个，陈长明。白纸黑字，旁边还画了一个圈。
我站在那张纸前面看了很久。旁边有人经过，脚步匆忙，没人停下来。
“看啥呢，又不是不知道。”
说话的是朱师傅，他在厂里干了二十三年，也下了岗。他拍拍我肩膀，声音沙哑：“走吧，再看也看不出花来。”
我跟在他后面走出厂大门。门口停着一辆三轮车，上面堆着他的工具箱和铺盖。他骑上去，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站在厂门口，手里的工具箱沉甸甸的。里面装了十五年的东西，扳手、铁锤、量尺，还有一把磨得发亮的螺丝刀。
从二十岁进厂，到三十五岁，我把最好的年纪给了这个地方。
现在人家说，你走吧。
我蹲在厂门口点了根烟。风很大，打火机几次都打不着。好不容易点着了，刚吸一口，烟灰就掉在工具箱上。
“长明，还在呢？”
我抬起头，看见马永富从厂里走出来。他穿着一件蓝色的新工装，袖子上的臂章是刚换的——车间副主任。
他走过来，弯腰捡起我工具箱上掉落的烟灰，弹了弹手指，笑着说：“咋还不回去？嫂子该着急了。”
我没说话。
他从我怀里抽出那把扳手，在我面前晃了晃：“这把扳手借我用用。你那工具箱，以后也用不着了。”
我盯着那把扳手，那是进厂第二年，师傅送我的。用了十三年，手柄上磨出了我的手印。
“长明，”马永富的声音压低了些，“你太老实了，在哪儿都干不长。别怪我，我也是没办法。”
他说完，拿着扳手转身走了。
那件新工装的背面，印着四个字——三号车间。
我站起来，腿蹲麻了，差点摔倒。工具箱在我手里晃了晃，铁锤咣当一声砸在地上。
旁边看门的老刘探出头来，看了我一眼，又缩回去。
我弯腰捡起铁锤，用手抹了抹上面的灰。那把锤子磨了很多年，把手上面都是机油味，闻着特别熟悉。
我把它放回工具箱，扣上铁扣，夹在腋下往家走。
马路两边的梧桐树掉光了叶子，风一吹，枯叶就在地上打转。我踩着那些叶子走，每一步都嘎吱嘎吱响。
走到半路，天下起了雨。冬天的雨很冷，打在脸上像针扎。
我没带伞，也不想躲。箱子里的工具不能淋雨，我脱了外套盖在上面，继续走。
到家的时候，衣服湿透了。
妻在厨房做饭，听见门响，探出头来。看我一身湿，又看我手里的工具箱，愣在那里。
“下了？”
“下了。”
她没再说话，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条干毛巾递给我。我接过来擦了擦脸，毛巾上有一股洗衣粉的味。
儿子陈浩趴在桌上写作业，抬起头喊了一声“爸”，又低下头去。
我看着他的后脑勺，头发有点长了，该剪了。上个月他说想剪一个郭富城的发型，我一直没腾出时间带他去。
现在我有的是时间了。
妻把饭端上来，一碟炒青菜，一碗鸡蛋汤。她从兜里掏出二十块钱，放在桌上：“明天去买包烟，别抽差的了。”
我看着那张钱，票面皱巴巴的，边角磨得发白。
“不用了，我想戒了。”
妻没说话，坐下来给我盛饭。她盛得很满，米饭冒了尖。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躺在那张一米五的床上，翻来覆去地翻身。妻也睡不着，她背对着我，一动没动，但我能听见她喘气的声音。
“长明，”她突然开口，“要不，去找找马永富？他现在当官了，说不定……”
“不去。”
我说得很硬，硬得连自己都有点意外。
妻没再说话，翻了个身，把后背对着我。
我在黑暗里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块巴掌大的水渍。那是夏天漏雨留下的，我一直说修，一直没修。
现在有时间了。
可我想修的是别的东西。
02
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去了。
我骑着那辆二八大杠，后座上夹着一摞简历。
那是我昨晚写的，字写得工工整整，把能写的技术都写上了：十五年钳工经验，会操作车床、铣床、刨床，会看图纸，会设备维修。
跑了三家工厂，门卫都让我把简历放在传达室。
跑第四家的时候，门卫看了一眼我的简历，又抬头看了看我，说：“三十五了？”
“嗯。”
“我们招二十五以下的。你那个钳工证，早过期了吧？”
“可以重新考。”
门卫把简历递还给我，指了指门口：“那么多人等着呢，你这不是添乱吗？”
我站在门口，看着门卫室里贴的那张招工启事：招熟练工，年龄二十三到二十八岁，中专以上学历。下面留了一个电话，我记住了号码，但没打。
第五家工厂在城郊，骑了四十分钟。到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太阳出来了，晒得头皮发烫。我把车停在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上。
“干啥的？”门卫探出半个身子。
“找活干。”
“有证吗？”
“有，钳工证。”
门卫上下打量了我一遍，哼了一声：“那玩意儿管啥用？现在都是自动化的，你那套都不灵了。”
我骑上车回去。
路过一条巷子，看见一堆人挤在一个招工摊子前面。
我停下来，听见招工的人喊：“做保安，一个月八百，管住不管吃，能干不能干？”
“八百？”有人嘀咕了一句。
“嫌少？下岗的人多着呢，你不干有人干。”
我推着车走了。走出巷口，回头看了一眼，那堆人还在挤。
回家的路上，我经过三号车间那家工厂，围墙外面能听见里面的机器声。
我在那儿停了一会儿，看见有人骑着车出来，穿着那种蓝色的工装，胳膊上的臂章是新的。
“同志，问一下，你们厂还招人吗？”
那人下了车，看了我一眼，说：“早招满了。你是哪个厂的？”
“三车间。”
“哦，三车间啊，听说裁了不少人。”他推着车走了，走了两步又回头，“你是不是那个陈长明？我那台磨床以前你修过。”
我愣了一下，点点头。
“你怎么也下岗了？”
“不知道。”
“可惜了，”他摇摇头，“你那手艺，在我们厂都出名。”
他骑车走了，留我一个人站在围墙外面。
我回到家，妻不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我去小卖部了，饭在锅里。
小卖部是她跟隔壁王姐合伙开的，卖一些零食饮料，一个月能分三四百块钱。本来她不想干，我说家里多一分钱也是好的。
我坐在饭桌前，掀开锅盖，里面是一碗面。面条已经坨了，上面盖着一个荷包蛋。我端起来吃，一口一口往嘴里塞。
吃到一半，手机响了。我接起来，是一个老同事打来的。
“长明，听说了吗？马永富又升了，现在是车间主任。”
“哦。”
“他妈的，他那个位置，本来是你的。就是他在领导面前说你技术不行，还说你经常迟到早退。他妈的，你啥时候迟到过？”
“算了。”
“算了？你就这么算了？长明，你这个人就是太老实了。”
我挂了电话，把碗里的面吃干净。
那天下午，妻回来的时候我正坐在门口的石阶上发呆。她走过来坐在我旁边，也不说话。
“没找到活。”我说。
“我知道。”
“他们说三十五了，没人要。”
“你才三十五。”
“可人家嫌老。”
妻把手伸过来，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粗糙，因为每天在小卖部搬货，指关节都磨出了茧子。
“明天我再去那几家看看。”
“算了，”妻说，“不急这一时。”
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进屋了。我坐在石阶上，看着天一点一点暗下去。
第七天的时候，我去了最远的一家工厂，在城东，骑了一个小时的车。到了之后，门卫告诉我，这里的活都外包了，不招人。
“外包？”
“你不知道？”门卫拿出一张报纸，上面有一个豆腐块大小的广告，“机械维修外包，找这家公司。”
我看了看那家公司的名字——永昌机械维修。
我骑车回家，路过菜市场，看见门口贴着一张告示：招杂工，送米送油，一个月六百。
我站在告示前面看了三遍。
“想干？”一个胖男人走出来，手里夹着一根烟，“六百，包一顿午饭，早上五点就要到，干到下午六点。”
“我想找别的工作。”
“别的工作？”胖男人笑了，“你这个人，能干啥？卖苦力不行，坐办公室又不会。这个活你要是干不了，那你只能去要饭了。”
我看着他，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好，我干。”
胖男人指着门后的三轮车说：“明天早上五点半，把那车米送到城西的粮油店，地址写在上头了。送完回来，还有货要搬。”
我走过去，把那辆三轮车的车胎捏了捏，有点瘪。胖男人看着我，把烟头弹在地上：“会不会修？不会的话，趁早说。”
“会。”
“那就行。”
我踩着那辆三轮车回家。路上风很大，车胎瘪了，骑得很吃力。我下来推着走，路过一个小修车摊，问老板借了打气筒。
“多少钱？”
“不要钱。”老板看了我一眼，“你是不是三车间的？我见过你，你以前修过我的车。”
“下岗了？”
老板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根。我接过来，夹在耳朵上。
“那帮王八蛋，”老板说，“一个个都不得好死。”
我笑了笑，没说话。
回到家，妻看见我推着一辆三轮车回来，愣了半天。
“这是啥？”
“车。”
“你买的？”
“不是，老板配的。”
“什么老板？”
我看着她，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说了，你别急。我找了一份送米送油的工作。”
妻愣了好一会儿，眼泪下来了。
“长明……”
“没事，我能干。”
妻擦了擦眼泪，帮我推着那辆三轮车进了院子。她找了块油布，盖在车上，怕下雨淋坏了。
“明天几点起来？”
“五点半。”
她说我去买菜，晚上给你做顿好的。我说好。
她走出门的时候，我喊住她。
“唉。”
“咋了？”
“你把那二十块钱也带上，买点肉。”
妻点点头，眼眶又红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妻也没睡着，她把头靠在我肩膀上，说：“长明，咱们会好的。”
“你别怕，有我呢。”
她靠着我睡着了。我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胸口堵得慌。
03
一个月以后，我对那条送粮路线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
早上五点半出发，先送城西的刘大姐粮油店，再去城南的老字号粮铺，最后绕到城北的菜市场。一车米面，来回二十多公里，蹬得双腿发麻。
胖老板姓钱，大家都叫他钱胖子。他一开始对我挺客气，后来发现我老实，活就越加越多。
“老陈，今天再加一车面，送到城东。”
“老陈，仓库还有一袋米，顺路捎上。”
“老陈，今天晚了半小时，你是出来蹭饭的？”
我都忍着。
每天回到家，两条腿酸得抬不起来，膝盖弯下去就嘎嘣响。
妻心疼，每天晚上给我打热水泡脚。
她说：“要不别干了，再想想别的办法。”
我说：“别的办法就是卖血。”
她瞪我一眼，不说话了。
那天傍晚，我从菜市场回来，儿子陈浩趴在桌上写作业。我走过去看了一眼，他在写语文作业，字写得很潦草。
“爸，我今天在学校，李老师说家长会。”
“啥时候？”
“下周三。”
我算了算，下周三正好是送货最忙的日子。
“能不能让你妈去？”
“妈说她要守小卖部。”
“那就等着老师把家长会开完，我去接你。”
陈浩不说话，拿着铅笔在本子上戳。我能感觉到他不高兴，但又不知道怎么安慰。
“爸，你是不是找不到工作了？”
我愣了一下。
“谁告诉你的？”
“我听别人说的。他们说你被开除了，现在只能给人送粮食。”
我看着他那双眼睛，黑亮黑亮的，七岁的小男孩儿，却什么都知道。
“爸在找工作，别急。”
他低下头继续写字，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瘦小的脊背，胸口堵得厉害。
那天夜里，陈浩突然咳嗽起来。
一开始我以为是着凉了，没在意。后来咳得越来越厉害，趴在床上喘不上气，脸都憋紫了。
妻吓坏了，抱着他不停地拍背。
我冲过去，看见他嘴唇发青，呼吸像拉风箱，呼哧呼哧的。
“哮喘。”
妻说：“以前发作过几次，但没这么凶。”
“药呢？”
“药早就吃完了，我想着没事了，就没去拿。”
我的手开始发抖。
“愣着干啥？快送医院！”
我一把抱起陈浩，冲出门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什么车，三轮车停在院子里。我把他放在车上，妻在后面扶着，骑着车朝医院冲。
一路上，陈浩的咳嗽越来越厉害，喘气的时候胸口一起一伏。
“爸，我喘不上气……”
“到了到了，马上就到了。”
我拼命蹬着车，腿上的肌肉像着了火一样疼。妻在后面一直哭，我不敢回头看。
到医院的时候，我已经完全站不住了，扶着墙走进急诊室。
值班医生看了看陈浩，说：“必须住院，你们先去办手续。”
“押金两千。”
我摸口袋，只有三百多块。
妻翻来翻去，翻出六百。
加起来不到一千。
我把陈浩放在走廊的椅子上，对妻说：“你看着他，我去弄钱。”
“你去哪弄？”
“我有办法。”
我跑出医院，骑着车往工厂的方向去。厂里有几个老同事，家里应该还有些积蓄。
可到了第一个同事家门口，我敲了半天门，没人应。
第二家，同事老婆开了门，看见是我，有点意外。我说要借钱，她说他不在，钱都在他手里。
第三家，同事开了门，我说借钱，他叹了口气，说：“长明，我也下岗了。”
我的心凉了半截。
骑在回去的路上，我想到了马永富。他住在工厂家属楼，离这里不远。
去不去？
不去。
可陈浩还在医院等着。
我蹲在路灯下面，抽了半包烟。最后站起来，推着车往家属楼走。
到了楼下，我看见马永富屋里亮着灯。车窗没关，电视的声音传出来，是一个综艺节目，有人在笑。
我在楼下站了很久，最终没有敲门。
那天夜里，我在医院里过了最漫长的一个晚上。
后来我想起来，我还认识谢广泽。
老厂长谢广泽，在三车间干了三十年，是厂里最有名的技术大拿。当年各种进口设备出了毛病，都是他去解决的。
后来他被提前退休了，听说去了外地。
我不知道他住在哪，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但我想赌一把。
第二天一早，我托了几个人打听，终于有人告诉我他在城中村租房子住。
我骑车找到那里，是一条很窄的巷子，两边都是自建房。我照着门牌号一间一间找，找到最里头，看见一扇生锈的铁门。
我敲了敲门。
没人应。
又敲了几下。
门打开一条缝，里面探出一个头，头发花白，脸瘦得像刀削。
“找谁？”
“谢厂长，是我，陈长明。”
谢广泽眯着眼看了我半天，才认出来。
“陈长明？三车间那个钳工？”
“是我。”
他打开门，让我进去。
房里很暗，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到处堆着旧机械零件，墙上挂着的工具比厂里的还全。
“你来干啥？”
我站在门口，话在嘴里绕了好几圈。
“谢厂长……我有事想麻烦您。”
“说吧。”
“我想跟您学点东西，学点能吃饭的东西。”
谢广泽看着我，我把陈浩住院、工作的事说了一遍。
他沉默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
“长明，我以前也教过不少人。可这些人，没一个学出来的。现在我老了，不想白费力气。”
“您那套本事，不能带进棺材。”
谢广泽手一顿，看着我。
“你这张嘴，以前可不这么说话。”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人变了。”
谢广泽按灭烟头，慢慢地说：“我这套本事，认的是人，不是手艺。你要是吃得了苦，就来吧。”
“那陈浩的住院费……”
“你先去医院，明天再说。”
他说完，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先拿去吧。”
我接过信封，打开一看，是整整三千块钱。
“谢厂长，这……”
“别说了，走吧。”
04
陈浩出院那天，我把谢广泽那三千块钱还给他。他说不用急，我说已经借到了。
他没多问。
从那以后，我隔三差五往他那儿跑。白天送米面，晚上去他那儿学技术。
谢广泽不教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他教的，是学校里学不到的冷门技术。
比如那种老式日本进口的冲压机，里面的凸轮结构非常复杂。书上有图纸，但真正会调的人很少。
他说：“这东西，全国能修的，不超过二十个人。”
“那您算一个吗？”
“我以前算，现在老了，手不稳了。”
可他演示给我看的时候，那双手精得像机器。
他让我拆一个旧齿轮箱，我拆了三个小时，他在旁边喝茶，时不时看一眼，说一句。
“拆齿轮之前，先看油迹。”
“油迹在哪儿，毛病就在哪儿。”
“这颗螺丝拧紧的方向不对，你使反力了。”
“停，那根轴别动，你先看它的磨损面。”
我蹲在地上，满手机油，额头上的汗水淌下来，他递给我一块抹布。
“长明，你手里有活儿。”
“但我以前没机会学。”
“现在有了。”
我点点头，把抹布扔回桌上，继续拆。
那两个多月，我每天晚上都去，雷打不动。
有时候一天搬完米面，两条腿已经软了，坐在那儿听讲，眼睛都在打架。
谢广泽说：“你要是困了就先睡一觉，醒了接着学。”
我说：“不行，我今天拆不完，明天就没时间了。”
他就让我继续。
后来我干脆把他那间地下室收拾出一个角落，搬来了一个旧床垫，困了就躺着眯一会儿，精神了继续学。
妻有时候晚上送饭来，就坐在旁边看着我学。
有一次她看我趴在地上拆机器，手指头冻得发紫，眼眶红红的。
“长明，要不别学了，咱做点小生意也行。”
“做生意也要本钱，我学出来，咱就有吃饭的本钱了。”
妻没再说什么，从包里摸出一个暖水袋，塞在我手里。
“明天给你带点姜汤过来。”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
地下室没有暖气，干起活来手脚都木了。谢广泽拿了一台旧电暖器来，放在我旁边，但离远了不暖，离近了烧腿。
“谢厂长，有句话我一直想问您。”
“说。”
“您这手艺那么好，当初厂里为啥让您提前退休？”
谢广泽沉默了。
过了很久，他说：“有些人不想我好好活着。”
我没敢再问。
后来有一次，在一个老同事的聚会上，我喝了两杯，有个同事说漏了嘴。
“长明，你还不知道吧？当年给谢广泽打小报告的人，就在你们车间。”
“谁？”
“还能有谁？马永富啊。他说谢厂长那些技术都过时了，留着也是白搭，不如把这个位置让给年轻人。”
我手里的酒杯差点掉地上。
那一瞬间，我想起了马永富在厂门口接我扳手的样子。
我懂了。
他那个人，从来不怕得罪人，就怕别人挡了他的路。
可我还是不明白。
他抢了我的工作，可以说他是没办法。
可他为啥要对谢广泽下手？
谢广泽多大年纪了，有那个必要吗？
我想不明白，也不愿意往下想了。
回到家，妻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
那天晚上，我学得更狠。
拆齿轮、调凸轮、磨滑块，手上的茧子一层加一层。
谢广泽有一次看着我磨零件，说：“你这是在跟自己较劲。”
“别把自己逼太紧，身体吃不消。”
他看了我一会儿，没再说什么。
那天走之前，他突然叫住我。
“长明，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自己干？”
“自己干？”
“对，开个维修店，帮人修机器。你的手艺已经差不多了。我那些关系，也还能用。”
“可是，开维修店要钱。”
“钱的事，你不用操心。”
“谢厂长……”
“别喊，我这是相信你不会把事情搞砸。”
那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有分量的一句话。
一个月后，我辞了送粮的活。钱胖子不高兴，说我不够意思，撂挑子不干。
我没跟他多解释。
妻说她去街口租了一个小门面，月租八百块。她把她攒的私房钱全部掏出来，一共八千多块。
“不够的，我去找王姐借。”
“我上哪儿去借？”
“不用你管，你别愁。”
我看着她，心里酸得说不出话来。
门面开张那天，谢广泽来了。他站在门口看了看，说：“地方小了点，但是位置不错。”
“附近有几个厂子，以后有活干。”
他递给我一个纸袋子。
“我攒了一些工具，质量还行。你拿去用。”
我接过袋子，拉开拉链，里面是一整排扳手，新的，油亮亮的。
“谢厂长，这太贵重了……”
“别废话，你那把破扳手早该换了。”
他转身要走，我喊住他。
“谢厂长，晚上我请您吃饭。”
“行。”
他走出去，拐了个弯，不见了。
我站在店门口，清点着那排扳手，有点恍惚。
这时候手机响了，是一条短信，号码我不认识。
“长明，听说你开了一家维修店？我刚升了车间主任，正缺人手。你要是愿意，来我这儿干？—马永富”
我看着那条短信，嘴角抽了一下。
我没回。
05
维修店开了两个多月，接的活不多。
主要是给人修一些破机器，收个三五十块钱，赚不了几个。
谢广泽隔三差五过来看看，有时候顺手帮我干点活。
“你这活干得还行，就是路子太少。”
“我知道，可方圆十里内，有需要的机器就那么几台。”
“那你就走出去。”
“去哪儿？”
“我给你指个方向。城西那个外资厂，前几年进口了两台设备，听说哪家都修不了，平时都是发回原厂的。”
“那得多少钱？”
“运费加上维修费，够你干一年的。”
“那人家能让我修？”
“就看你敢不敢去。”
谢广泽掏出一个名片，上面写着一个地址。
“这是那家工厂设备负责人的电话，你明天找他。”
我第二天去的时候，负责人姓刘，四十多岁，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说话有点官腔。
“听说你能修那台设备？”
“可以试试。”
“试？我这设备好几百万，坏了你赔得起？”
我笑了笑。
“刘经理，厂里肯定已经找过维修公司了，他们是不是说修不了，要返厂？”
“你怎么知道？”
“因为那些公司的水平我清楚，他们只会修能拆的东西。这台机器的壳体是整体铸造的，打开一次成本太高，他们修不了。”
刘经理看了看我，眼神有点变化。
“你以前在哪干？”
“哦，就是那个裁员裁得厉害的厂？”
“你被裁了？”
刘经理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能修，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但先说好，修坏了，你得赔偿。”
我让人把那台设备拆开，一看里面的结构，心里就有底了。这种东西我以前在谢广泽那儿见过，原理一样，就是设计上复杂了一点。
那台机器我修了整整一周。
白天在店里干活，晚上就到那家工厂加班。刘经理有时候半夜来转一圈，看我还在干，也不说话，看看就走了。
第七天晚上，我装好最后一个螺丝，把机器启动起来。
机器转了两圈，发出沉闷的轰鸣声。
刘经理站在旁边，凑过去听了听，又让我把机器停了。
“好使了？”
“应该没问题了，后续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他点点头，掏出一张支票，填了个数字。
我一看，眼睛瞪直了。
“刘经理，这太多了。”
“不多，这是你应该得的。以后厂里有活，我直接找你。”
我把支票收好，回到店里，那条路我走得特别轻快。
第二天，我把那笔钱存进银行，回来对妻说：“今晚咱们去吃顿好的。”
妻说：“你有钱了？”
我笑了笑：“还行。”
那是我下岗以后，第一次觉得日子有盼头了。
第二个月，我又接了两个外资厂的活。一个在城北，一个在城东。都是大设备，修一次至少能赚半年的钱。
我的手艺逐渐在圈子里传开，有人叫我“陈师傅”，也有人叫我“老三车间出来的那个”。
一天接了个电话，是以前厂里的一个老同事。
“长明，听说了吗？马永富要升副厂长了。”
“他还搞了一个大的技术改造项目，找了好几个维修公司的人去谈，都是大活儿。”
“那跟我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你是咱们这些人里最能干的，你就不想让他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我笑了：“没那个必要。”
挂了电话，我继续干活。可说实话，那一下午心里不太平。
我知道，我的活迟早会跟他碰上。
那天晚上，我提前收工回家。妻在厨房做饭，陈浩在写作业，一切很平静，就像以前一样。
可我知道，不一样了。
06
几个月后，谢广泽的身体越来越差。
他本来就有肺病，一到冬天就咳嗽得厉害。我去看他，他缩在那间地下室里，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谢厂长，您要不搬到我家来住？”
“不用，我这破地方挺好。”
“可这太冷了。”
“冷就多穿点，我没那么娇气。”
他说完又咳嗽起来，咳得整个人弯成虾米。
“谢厂长，您别硬撑了，咱去医院看看。”
“医院有啥看的？吃那堆药有啥用？浪费钱。”
“钱的事您别担心。”
“你少给我来这套。”他摆摆手，“你挣的钱，那是你自己挣的。我一个老头儿，花那么多钱干啥？留着给你儿子读书。”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那天回去，我跟妻商量，想把谢广泽接来同住。妻说：“行。”
第二天，我拿了一床新被子，还有一袋米一桶油，送到他那儿。
“谢厂长，我带了些东西来……”
话没说完，我愣住了。
谢广泽躺在床上，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脸蜡黄蜡黄的，眼窝陷进去一大块。
“进来吧，别站门口。”
我走进去，把东西放在桌上。那台旧电暖器开着，可屋里还是冷。
“谢厂长，咱们去一趟医院吧。”
“您这身体……”
“我知道是啥毛病。肺上的，治不好了。”
我蹲在他床边，看着他那双曾经灵巧无比的手，现在瘦得骨节突出。
“谢厂长，有句话我一直想跟您说。”
“您教我这门手艺，我这辈子都记着。您放心，我不会把您的本事丢了的。”
谢广泽看着我，眼睛有些浑浊，但还是亮的。
“长明，你是个好样的。我这辈子没看走眼过，你是我带过的最后一个徒弟，也是最对得起我的。”
“行了，别哭了。你一个大男人，哭啥？”
我擦了擦眼睛，把一个信封放在他枕头底下。
“您给我的那些工具，我供起来了。这是复刻的一个小扳手，您留着当个纪念。”
谢广泽拿着那个小扳手，看了很久。
最后，他把它握在手里，闭着眼睛，呼吸变得平稳。
“长明，有空的时候，把我那个工具箱里的东西，都拿走吧。”
“那些东西……”
“我用不上了，你留着，以后有用。”
我点点头，把他那间地下室的工具整理了一遍。
傍晚回家的时候，我坐在路灯下面抽了根烟。妻打电话来催我吃饭。
“长明，你咋还没回来？”
“就回。”
“谢厂长咋样了？”
“不是很好。”
妻在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去照顾他吧，家里有我。”
我挂了电话，看着空荡荡的马路，心里发酸。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店里忙活，谢广泽的大徒弟小刘突然冲进来。
“陈师傅，快！谢厂长住院了！”
我手里的扳手掉在地上。
“咋回事？”
“昨晚咳血了，我送他到市医院去了，医生说情况不太好。”
我跟着小刘去了医院。病房里的消毒水气味熏得我眼睛疼。
谢广泽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氧气管插在鼻子里，呼哧呼哧地喘气。
“谢厂长，是我。”
他睁开眼，看见是我，嘴角动了动。
“长明，你来了。”
“那个扳手，我放在枕头下面。你帮我收好。”
他从枕头下面摸出那个小扳手，递给我。我看着那只干枯的手，心里像有虫子在咬。
“谢厂长，您好好养病，等您好起来了，咱们还有好多活要干呢。”
“好不了了。”
“您别瞎说。”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他呼了一口气，胸口剧烈起伏，“长明，我手里的活，到头了。你以后，别走弯路。”
他闭上眼睛，呼吸渐渐平稳下来。
我坐在病床边，坐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医生说情况稳定了，但还要继续住院观察。
我回到店里，刚进门，电话就响了。
“你好，是陈长明师傅吗？”
“我是。”
“我们是华通机械的，想请你来竞标我们厂的两台进口设备的维修项目。这是个大活儿，有兴趣吗？”
“有。”我说。
“那好，下周三上午九点，请您到华通工业园三号会议室来，带上你们的资质和方案。”
我挂了电话，心里一阵莫名的紧张。
那两家进口设备，我早就知道。全城的维修公司都在盯着。
我能不能拿下，就看这一次了。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找了几个人打听情况。最后一个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人说：“陈师傅，你不必来了，这次竞标，已经内定了。”
“内定了？谁？”
“马永富，他们团队。你知道的，他是副厂长，人脉广，资金也足。咱们这行的人，谁跟他争？”
我挂了电话，坐在椅子上发愣。
妻端着饭过来：“咋了？”
“没事。”
“你的手在抖。”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果真正在抖。
我把手按在膝盖上，深吸了一口气。
“华通的项目，有人已经内定好了。”
“马永富。”
妻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打算咋办？”
“去。”
“人家都内定了，你去了不是白费力气？”
“白费力气也要去。我总不能连争都不争。”
妻没再说话，把饭放在桌上，转身走了。
我看着那碗面，热气腾腾，但我吃不下去。
07
周三那天，我起了个大早。
我穿了一件干净的工作服，还特意刮了胡子。妻看着我，说：“你紧张不？”我说有点。
“别紧张，你是去证明你自己的。”
我骑摩托到了华通工业园，把头盔摘下来，看见马永富他们的人已经到了。
六个人，都穿着棕色夹克，其中一个还夹着一个公文包。
马永富站在前面，看见我来了，愣了一下。
“长明？”
“挺巧的，你也来竞标？”
马永富上下打量我一遍，笑了笑：“穿成这样来竞标？你别逗了。”
我没接话。
他旁边一个穿夹克的工程师凑过去小声说了句什么，马永富笑了一下，点点头。
“长明，要不这样，你也别上去浪费时间了。那个项目我已经拿下了。你实在想干，以后我给你介绍几个小活儿。”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还是两年前的样子，透着一股子精明和算计。
“不用了，我自己行。”
“行吗？”他靠在走廊的墙上，点了一根烟，“长明，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是啥人我清楚。你太老实了，以前在厂里就不争不抢。这样的人，在哪儿都干不长。”
我听着，没说话。
“那台机器，进口的，技术含量很高。你那个小维修店，能修得了吗？”
“试了才知道。”
“你这个人吧，就是太倔了。当年让你低头，你不低。现在让你走，你也不走。你折腾来折腾去，有啥意思？”
“有意思。”
我推门走进会议室，会议室不大，摆了一张长条的办公桌，对面坐了一排人。
刘经理也在，他坐在正中间，看见我进来，点点头。
“陈师傅，请坐。”
我坐在第一排，把图纸和方案放在桌上。
接下来的人一个个上去演讲，有的用PPT，有的拿数据表，都讲得头头是道。
轮到马永富的时候，他走到讲台上，朝着下面的人笑了笑：“各位领导，我们公司有五年的进口设备维修经验，曾经服务过十多家外资企业。那台机器的构造和技术细节，我们有全套的技术方案。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团队都是科班出身，出不了任何差错。”
下面的人皱着眉听了，有人问了一个技术问题，他旁边那个穿夹克的工程师抢着答了。
答得还行，但我听得出，还是套话。
轮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走到讲台前。
台下所有人看着我，有的人在低声议论，大概是说我穿得太寒酸了。
我把图纸展开，铺在桌上。
“各位，我不太会说话，也做不了PPT。但我能告诉你们，这台机器是什么毛病。”
我拿起笔，在图纸上画了一条线。
“它的主轴承箱，有焊渣残留，导致主轴运转出现微小的窜动。这一问题本应在出厂前就处理好，但显然被忽视了。”
“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时处理，三年之内，那台设备的寿命就会大幅缩短。而如果换一个常规的维修方案，就是换轴承，治标不治本。”
有人拿起话筒，问了一个问题。
“陈师傅，你怎么能肯定问题出在主轴承箱？你连机器都没见过。”
“我见过。”
所有人都愣了。
“上个月，我路过华通门口，那台机器的振动频率，听声音我就听出来了。”
会议室安静了。
刘经理愣了一下：“听出来的？”
我点点头：“机器运转的声音，就像是咳嗽。你的耳朵只要练过，就能听出来毛病在哪儿。”
“那你的解决方案是啥？”
我转向图纸，在上面画了几个红圈：“主轴承箱的焊渣残留，需要把它拆出来，把焊渣打磨干净，再重新校准装配。这个活，只有手工做得了。那些机械设备进不去，精度不够。”
有人问：“那你怎么保证你的手工操作不会搞坏那台机器？”
“因为我自己拆过两台同款的。谢广泽教过我。”
提到谢广泽，全场安静下来。
刘经理开口：“你说的谢广泽，是不是三车间那个技术大拿？”
“是的，他是我的师傅。”
“他人还在吗？”
“在，在市医院住院。”
刘经理沉默了。
最终，他说：“那这个项目，我们决定给你。”
我愣住了。
马永富站起来：“刘经理，你这是什么意思？”
刘经理不紧不慢地说：“我们的技术组全程观察了陈师傅的演讲。他能现场听出机器的问题，当场给出解决方案。而且他有谢广泽的真传，这是我们能拿到的最大的保障。至于你们团队，方案很好，但你们自己都说了，没开过这机器。”
马永富的脸涨红了。
“刘经理，你这是……”
“好了，下一个项目我们再合作。今天就到这里。”
马永富站在那儿，嘴巴张了张，说不出话来。
我收拾好图纸，走出会议室。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融融的。
身后传来脚步声。
“长明。”
我回头，看见马永富站在台阶上，脸上的笑容已经不见了。
“恭喜你。”
“谢谢。”
“你这一步，走得挺大的。”
“但你还记得两年前吗？那天在厂门口，我跟你说，你太老实了，在哪儿都干不长。”
“记得。”
“现在你证明了一件事。”
“什么事？”
“你那个老实人，干得比别人都长。”
他说完这话，扭头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走远，心里五味杂陈。
回了店里，我第一个给妻打电话。
“拿下了。”
“真的？”
妻在电话那头哭了。
“长明，我就知道你能行。”
08
项目做完了。那台设备修好了，性能比以前还好。
华通那边非常满意，刘经理直接跟我说：“以后厂里的设备维修，优先找你。”
挂上电话，我坐在店里的折叠椅上，喝了口热茶。
妻站在柜台后面算账，算着算着，抬头看我一眼。
“怎么了？”
“没啥，就是想歇会儿。”
“那你歇吧，饭好了我叫你。”
我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却没有睡着。
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这两年的事。
抢我工作的马永富，教我手艺的谢广泽，起早贪黑给人家送米面的日子，摸黑在谢广泽的地下室里学技术的夜晚。
每一段日子都不好过。
但咬着牙，也就过来了。
傍晚，我买了点水果，去医院看谢广泽。
他那间病床上的东西少了很多，床头柜上放了一杯水，半杯没动。
“谢厂长。”
他睁开眼，看见我进来，眼睛里有点光。
“长明，华通那事，我听说你拿下了。”
“嗯，您也知道了？”
“小刘来看我的时候说了。”谢广泽喘了一口气，“好，是个好苗子。”
“谢厂长，您教我的那些东西，我都记住了。”
“那你以后打算咋办？”
“继续干呗，把咱的手艺传下去。”
谢广泽点点头，慢慢说：“能传下去就好。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这些本事跟着我一起埋了。你替我传下去，我就瞑目了。”
“谢厂长，您别这么说，您身体会好的。”
“好不了，我自己知道。”
他闭上眼，呼吸渐渐平稳。
我握着他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但特别暖和。
那天夜里，我一直守在他床边。
天快亮的时候，他醒了，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话。
“长明，好好活着。”
说完，他闭上眼睛，像是睡着了。
可他的手，凉了。
护士走进来，看了看监护仪，又看了看我，轻轻摇了摇头。
我站在床边，过了很久，才说出话来。
我打电话给妻，告诉她谢广泽走了。
那天下午，我和小刘一起，把谢广泽送回了他老家。
他老家的院子很大，但房子已经空了。墙角堆了一堆旧零件，都是他以前拆下来的。
我和小刘把那些零件收拾好，装进箱子里，准备带回店里。
等以后，我也教徒弟的时候，就拿这些东西给他们练手。
回到店里，我推开那扇铁门，看见妻在等我。
“回来了？”
“吃点饭吧。”
“不想吃。”
“那喝点水。”
我倒了一杯水，坐在桌前，不知道该干什么。
手机响了，是一条短信，马永富发来的。
“长明，谢师傅的事我听说了。节哀。”
我放下手机，没回。
妻坐过来，把手放在我手背上。
“难受就哭出来。”
我摇了摇头。
“没啥好哭的，他教我的，我都记住了。”
妻看着我，没说话。
隔了很久，我说：“我想把谢厂长的那些工具，摆一个柜子。”
“你打算放哪儿？”
“就放店里，进门的地方。”
“好。”
09
日子一天天过。谢广泽走后的头几个月，我总是觉得少了点什么。
不是少了东西，是少了那个人。
以前每次干活遇到难题，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虽然他教了我很多东西，但真遇到没见过的机型，还是想打电话给他。
现在打不了了。
只能靠自己。
店里生意越来越好。华通的活做完后，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出去，其他几家大厂也找上门来。
妻算过一笔账，说我那一年赚的，顶以前在厂里干好几年。
我说不能这么比，以前是稳定钱，现在是血汗钱。
妻说，不管什么钱，能养家就行。
年底的时候，我给谢广泽置了个牌位。
小刘说，谢师傅这辈子没孩子，咱们就当他的儿子。
牌位摆上去的那天，我对着牌位磕了三个头。
“谢师傅，您放心，我不会给您丢脸的。”
又过了几个月，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店里修一台空压机，门口突然走进来一个人。
我抬头一看，愣住了。
马永富。
他穿着一件旧夹克，头发花白了不少，比上次见面的时候老了。
“长明，忙呢？”
“嗯，你先坐。”
我放下扳手，擦了擦手，拉了一张小凳子给他。
他在店里转了转，看着墙上挂着的那些奖状和锦旗，看了好久。
“混得不错。”
“还行。”
“你这两年的活，我听说了一些。华通、晶达、盛凯，都是大客户。刘经理他们都挺认可你。”
我给他倒了一杯茶，问：“你来，有事？”
马永富接过茶杯，捧在手里，没喝。
“长明，我今天来找你，是想跟你说一件事。”
“你说。”
“两年前，我抢你那份工作的时候，你觉得我是啥人？”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已经不闪了，反而有一点浑浊。
“我当时觉得，你是个小人。”
“那现在呢？”
“现在，我还是觉得，你是个小人。”
马永富笑了，笑得很苦。
“你说得对，我确实不是个好东西。”
他把茶杯放在桌上，低下头：“长明，我那两年当上车间副主任以后，以为这辈子就稳了。可工厂改制以后，我那个位置也不稳了。我原本以为，这门手艺这辈子都够用了。可等那批老师傅一走，我才发现自己啥都不会。”
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来放在我面前。
那是一份辞职报告。
“我辞了。”
“为什么？”
“因为我也明白了，我就是一个靠关系上去的人。那些活根本干不了。现在厂里搞改革，没人再认我的关系了。”
他抬起头看着我：“长明，我想跟你学点东西。你愿不愿意教？”
我看着他那张脸，那张以前圆润的脸，现在已经瘦得颧骨突出。
“谢师傅教我的那些东西，他说过，不能只教一个人。”
“那你的意思是……”
“可以教，但从头学起。东西你得自己动手，错了得改。”
马永富站起来，看着我，眼眶有泪。
“长明，我欠你一句对不起。”
他说完这句话，扭头走了出去。
我站在店里，看着他走远的背影，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马永富算是我这辈子的仇人，但谢广泽走的时候，他发了一条短信过来。他不是一点良心都没有。
我拿起扳手，回到那台空压机前面。
继续干活。
10
一年后。
我的维修公司搬到了新地方，城东的一个小工业区，租了一整栋楼，一楼当车间，二楼做办公，三楼是仓库。
员工从五个人发展到二十多人。
原来的老店面，我改成了一家社区维修站，专门帮街坊邻居修修家电、修修自行车，收个成本价就行了。
每天上下班，我都会去谢广泽住过的那条巷子转一圈。
那条巷子早拆了，现在是一片新开发的商业街。
我记得谢师傅站在门口教我拆齿轮的样子，记得他那双粗糙的手，记得他在医院里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以前我不爱哭，现在有时候不知怎么回事，眼睛就湿了。
那天中午，妻打电话说送我一份礼物，让我去店里拆开看看。
我走到店面，门口停着一辆三轮车，上面盖着一块红布。
妻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我。
“你揭开来看看。”
我走过去，拉开红布。
是一辆崭新的三轮车，跟以前我骑的那辆一模一样，不过是新的，车漆锃亮。
“你买这个干啥？”
“你忘了？你以前蹬那辆三轮车送米送面的时候，你说过，等你发财了，要买一辆新的，把名字印上去。”
她指了指车斗侧面，上面印着几个字。
长明机械。
我站在那里，眼睛发酸。
“进去吧，妈熬了汤，等你喝呢。”妻转身走了。
我跟着她走回店里，陈浩放学回来，趴在桌上写作业。
“爸，你公司门口那台机器，是啥机器？”
“冲压机。”
“你修的啊？”
“你厉害啊。”
“少拍马屁，写你的作业。”
那天晚上，我坐在三楼阳台上，端着一杯茶，看着工业区的夜景。
妻端了一盘花生米上来，坐在旁边。
“以后有啥打算？”
“继续干呗。等陈浩念完书，我就把厂子给他，我去找谢师傅。”
“找谢师傅？上哪儿找？”
“我也不知道，就坐在他那间地下室里，听听他的声音。”
妻没说话，靠在我肩膀上。
远处，有一辆车驶过，灯光扫过工业区的围墙，又消失了。
这时候我的手机嗡了一声。
马永富发来一条消息：“长明，我这边有一个客户，需要维修一台老式德国设备。我搞不定，明天你能来帮忙看看吗？”
我看着那条消息，想起了两年前他给我发的第一条消息。
那时候他说，长明，你太老实了，在哪儿都干不长。
现在，他求我帮忙了。
我回了一条：“明天上午九点，你带资料过来。”
发完消息，我放下手机，喝了一口茶。
风有点凉，但茶是热的。
我想，人生嘛，就是这样。
有些债，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
有些路，不是走不通，是还没走到头。
我把茶喝完，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妻问：“你明天去吗？”
“不怕他耍你？”
“他不敢了。”
妻笑了，把花生米的盘子端起来，递给我。
“那就好好休息，明天精神好点，别让人家看了笑话。”
我走进屋，把那把谢广泽送我的小扳手放在床头柜上，关了灯。
明天的活，还有得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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