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伯纳姆很擅长政治包装。他把自己与所领导城市的象征紧密绑定，并将自己的政治经济理念命名为“曼彻斯特主义”。但“曼彻斯特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
有人把它视为曼彻斯特城市区域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经济模式的代名词。正是这种模式，让这座城市逆转了英国整体增长乏力的趋势，吸引了大量私人资本进入市中心，一栋栋崭新的高楼拔地而起。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研究称，自2008年以来，曼彻斯特已成为“英国经济中表现最亮眼的城市”。
不过，对希望借助地方人气重返威斯敏斯特、甚至入主唐宁街10号的伯纳姆来说，这个概念还有更深一层含义。按他的说法，增长只有在通过市政厅——如果他未来出任首相，则通过议会——转化为每一位公民都能切实感受到的好处时，才有意义。伯纳姆在发布的竞选视频中说，曼彻斯特主义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涓滴经济学的终结”。
但这个概念还有第三层含义，这对伯纳姆的政治品牌至关重要。在一个对威斯敏斯特和传统政治积怨已深的国家里，“曼彻斯特主义”也是“非威斯敏斯特主义”的代号。
伯纳姆的亲密盟友说，这一口号让他能够以挑战者姿态参选，向威斯敏斯特和白厅的既有秩序发起冲击，承诺把权力从伦敦转移出去，分散到全国各地。他们希望，这也能让他抢在另一批政治挑战者前面占据先机——即奈杰尔·法拉奇领导、受特朗普启发的英国改革党。该党目前在民调中领先，并有望在预计于2029年举行的全国大选中获胜。
工党议员、前内阁大臣、伯纳姆竞选联合负责人露西·黑格说，所谓曼彻斯特主义的“核心”是权力下放。
繁荣中的城市至少在曼彻斯特，许多选民确实有理由对伯纳姆抱有好感。不论这是否完全归功于他，这座城市正在蓬勃发展。牛津经济研究院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报告指出，曼彻斯特的增长“不仅在英国内部令人瞩目，在国际上也同样突出”。报告称，自2008年以来，曼彻斯特市中心的就业增长“位居欧洲前五”。前大臣、高盛前首席经济学家、总部位于曼彻斯特的投资公司“北方砥石”董事长吉姆·奥尼尔，将这座城市长期的经济轨迹——从后工业衰退走向以服务业为主、并由强大的大学科研基础支撑的成功——比作20世纪下半叶的波士顿。
但他说，这一故事“早于安迪”，其基础是多年来政治和政策上的稳定。1998年至2017年担任曼彻斯特市议会首席执行官的霍华德·伯恩斯坦，被许多曼彻斯特人视为这座城市复兴的“主要缔造者”。《曼彻斯特磨坊》在他2024年去世时曾这样评价他。尽管如此，奥尼尔说，伯纳姆2017年出任该城市区域联合管理机构首任市长后，“以极大的热情把这件事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他任内最显眼的政绩，是广受欢迎的大曼彻斯特公交和有轨电车网络公营化接管，也就是高度可见、品牌鲜明、单程票价2英镑的“蜜蜂网络”。在这一成功经验鼓舞下，伯纳姆如今主张把“公共控制”扩大到能源、水务等其他“生活基本事项”。不过，如果这一理念推广到全国层面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的团队说得并不清楚。
这种表述似乎也与大曼彻斯特长期形成的亲商环境存在张力，而正是这种环境帮助当地吸引了来自阿联酋、亚洲金融中心和美国的数十亿外资。奥尼尔指出：“说安迪属于温和左派——显然他在政治上也在利用这一点——其实和曼彻斯特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完全吻合。他们吸引了大量私营部门资金。”但伯纳姆把曼彻斯特主义描述为兼取两者之长：既欢迎全球化背景下的私人投资流入，也不回避由公共部门积极介入，把增长成果在地方层面重新分配。
伯纳姆竞选联合负责人黑格承认：“曼彻斯特很多增长来自市中心。”但她同时表示，增长收益能够在整个大曼彻斯特范围内分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在这里增加公交服务投入，也能增加警力投入，帮助压低犯罪率”。伯纳姆的盟友还提到，自2010年以来，曼彻斯特市中心贫困程度下降幅度为全国最大。不过，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报告也指出，这种由城市核心带动的增长模式，“未能转化为大曼彻斯特部分非繁荣市中心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实质改善”。
谈到全国层面的政策议程时，伯纳姆使用的是对能源和其他公用事业实行“公共控制”这一说法，而不是“公有制”。黑格坚持说，这种措辞是“经过斟酌且有明确针对性的”。换句话说，他并不是主张国有化。“重点是更严格的监管、更严厉的制裁。”黑格说。但私营部门一些人士担心，适用于曼彻斯特公交网络的做法，未必适用于一个国家的公用事业，尤其是能源行业——这是伯纳姆瞄准的最大、也是对经济最重要的领域。
一位能源行业高级人士在匿名接受采访时直言：“这更像是在模仿国有化和公有制的姿态，而现实政治是，根本没有足够的财政空间在大规模层面这么做。”同一位人士表示，具体方案不同，所需成本也会不同，但如果要通过公共投资把能源系统部分环节置于直接公共控制之下，“所需金额将极其庞大——会是数百亿、数百亿、再数百亿”。
不过，伯纳姆使用“控制”这一表述，也
是在借用英国政治史上最有力的反精英口号之一：“夺回控制权”。这是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脱欧派”阵营获胜时使用的核心口号。伯纳姆本人在脱欧问题上支持留欧，也曾表示希望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返欧盟。尽管如此，他仍把脱欧投票视为那些在多年生活水平停滞中遭受重创的选民发出的变革呼声，并承诺如果自己出任首相，不会重新挑起脱欧争论。事实上，他甚至愿意借用部分“脱欧派”竞选语言。伯纳姆在与朋友兼政治盟友、利物浦城市区域市长史蒂夫·罗瑟勒姆合著的2024年著作《向北看》中写道：“对我们来说，‘夺回控制权’并不止于把权力从布鲁塞尔收回到威斯敏斯特。”他写道，这还意味着“长期被忽视的北方地区能够为自己做更多事情，比如重新监管公交系统、建设市政住房”。
黑格说，如果伯纳姆真的入主唐宁街10号，他会把这一进程进一步推进。“英国是权力最集中的国家之一，”她说，“安迪相信这样一个原则：影响人们生活的决定，应尽可能在离他们最近的地方作出。”她和伯纳姆团队在采访中回避了许多具体政策承诺，但《向北看》一书中仍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建议。伯纳姆和罗瑟勒姆建议，以一个民选的“国家与地区参议院”取代英国未经选举产生、负责复审法案的上议院。这个新机构将部分由“来自那些长期被议会忽视的地方和职业群体的人”组成。他们认为，这一改革最快可在下一次全国大选——即2029年——前后完成。
书中还谈到，应把目前由白厅掌握的部分权力下放出去，使地方区域能够自主制定帮助失业者重返工作的政策。奥尼尔预计，如果伯纳姆出任首相，白厅向地方区域转移的权力将“不只是多一点点”。他说：“据我对安迪本人及其团队想法的了解，白厅和威斯敏斯特恐怕会受到不小冲击。”地方主义能否走向全国
但问题在于，权力下放和宪制改革，真的足以平息英国街头弥漫的不满情绪吗？如今，许多父母已经疲惫地预期，自己的孩子会过得不如自己；而这个国家似乎也总是距离边缘政治势力引发的下一场愤怒爆发只有几天之遥。民调机构“公共优先”民调主管塞布·赖德说：“关键还得看落实。”该机构曾与POLITICO一起，就伯纳姆和梅克菲尔德补选举行焦点小组讨论。他说，民众必须能够把“伯纳姆说了这些话，是在回应我正在经历的问题”，与“我现在能看到我所在地区确实有事情变好了”联系起来。“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他马上就会被视作和其他人一样——一个什么都没做成的人。”
赖德说，在那种情况下，失望的选民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我们不如让改革党试试看。”尽管如此，对伯纳姆来说，地方主义议程仍代表着“左翼对激进右翼唯一可行的回应”——至少他和罗瑟勒姆在《向北看》中是这样写的。
两人在书中写道：“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唐纳德·特朗普和奈杰尔·法拉奇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他们成功与那些觉得政客忽视了自己居住之地的人建立了联系；这些人觉得，政客关注的是别的家庭面临的问题，而不是他们自己
的问题。”他们还指出，美国和英国在由华盛顿与威斯敏斯特主导的中央政治引发民众幻灭方面，存在明显相似之处。他们写道，两国都面临“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不平等水平”，都出现了“利用这种疏离感的新激进右翼”，同时也都存在一个脱离现实的左翼进步派建制，“没有直接回应工人阶级选民的关切”。在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当选几天后，他们写道：“卡玛拉·哈里斯获得名人背书，似乎只进一步强化了她与精英阶层的联系，而不是她对日常问题的关注。”伯纳姆与另一位美国民主党人更为接近——同样以市长身份成名的皮特·布蒂吉格。两人相识已有数年。布蒂吉格2019年提出“里根式新自由主义时代已经结束”的判断，这与伯纳姆的看法不谋而合。
一位了解两人关系的人士说，布蒂吉格“对他评价很高”，两人一直保持联系。黑格认为，正是担任市长、远离威斯敏斯特权谋运作的经历，让伯纳姆重新与所谓“日常问题”建立联系，而这恰恰是美国民主党在2024年未能回应的部分。她说：“政客挨家挨户敲门时，日复一日听到的都是同样的问题，我们知道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社区里的反社会行为，是道路状况，是糟糕的公共交通。”
如今，伯纳姆想做的，是设法把地方主义变成全国政治。赖德说：“谈论曼彻斯特主义，几乎是一种民粹式传播方式。它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他所做事情的地方属性上。我认为，人们通常对自己的本地社区更有认同感，也通常更容易对身边的人产生好感。”但赖德也指出，在全国层面，这种方式未必同样有效。“他不可能像在地方那样始终在场，也不可能推出同样具体可感的措施，”他说，“这将是他在公众观感上面临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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