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的转型与挑战——第四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总结与反思论坛|与会者|学术|学界|李怡文|社会史|议题

2026年5月31日，为期四日的“无垠之中？第四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The Middle Without Boundaries? The Fourth Middle-Period China Humanities Conference）的最后一部分“总结与反思论坛”在香港城市大学的李宗德讲堂召开。该会议由田家炳基金会慷慨资助，并由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承办。新加坡国立大学王锦萍与香港城市大学李怡文共同担任此论坛主持。170余名海内外学者汇聚一堂，在三日的密集学术交流后，一起思考中古中国研究的新趋势与新挑战。

一、“无垠之中”与代际转型

本次会议的总结与反思论坛包含整体观察（Overall Observation）、高频议题深度讨论（Deep Dive into Recurring Themes）、新时代的期许与挑战（Expectations and Challenges in the New Age）与终场反思（Final Reflection）四个部分。

王锦萍首先对本届会议反映出的学术趋向进行了总结。她指出，以往作为中国中古史核心议题的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在本届会议中趋于隐形。王教授继而邀请与会者思考：在英文学界的宋史研究中，地方社会史曾作为主流议题存在数十年。但在本次会议上，该主题趋于隐没，这一重要变化对学界而言意味着什么？她回忆起2014年第一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召开时来自前辈学者的质询：包弼德（PeterBol）教授直言后辈学者未能突破以“唐宋变革论”为代表的宏观研究范式，仍然在前人奠定的框架内进行以“地方精英”与“社会转型”为代表的中观研究。然而，本届会议中宏观与微观并举的议题令王教授意识到，不是后辈学者未能提出新范式，而是学科整体发生了代际转型。

早稻田大学的饭山知保分享了自己对于唐宋变革论的看法。他指出，在日本的学术训练中，唐宋变革论几乎成为一种“信仰”。年轻学人如果不想在此学术框架下度过学术生涯，就需要与唐宋变革论保持距离，求新求变。因此，饭山教授有意转向了日本学界鲜少关注的华北研究，探讨当地人如何理解、接受与表述异质文化与传统。耶鲁大学的韩森（Valerie Hansen）则提示与会者从此次会议的讨论入手，思考代际转型的问题，比如本届会议的论文是否符合“无垠之中”这一主题，又在哪些方面与之契合。作为会议统筹者的李怡文指出，“跨时段、跨地域、跨学科”正是本届会议的核心宗旨。本届参会论文在时间上跨越唐、宋、元、明，地理上跨越中土、边疆与域外，方法上则跨越不同学科。在时间、地理与方法上的三重跨越不仅让学者接触到平时鲜少关注的研究，亦是新一代学者正在走出传统范式的明证。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左娅认为，饭山知保与王锦萍基于石刻资料所建立的华北实证研究可以代表中古中国研究的新范式。她注意到，自首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举办以来，类似的新范式不断涌现，年轻学生往往不再以前辈学者筑造的宏观框架为先决条件，而是先去接触自己感兴趣的海洋史与全球史知识，再去了解郝若贝（Robert Hartwell）教授的研究与唐宋变革论。如果说宏大的唐宋变革论是美国六七十年代结构主义盛行背景下的产物，当今年轻学者的研究取径则是对宏观范式的反叛。在此潮流下，当代学者是否还需要结构、主流与边界，这一问题值得思考。巴克内尔大学的陈松认为，当代学者依然需要在结构之下理解时间、变化与延续。华北地域、物质文化与情感议题固然具有突破性，但是学者仍然需要重新回答中古中国的转型等问题。中国的不同地域往往具有不同的时间节奏与变化周期，当今学人应建立以多元地域为基础的范式。康奈尔大学的艾媞捷（TJ Hinrichs）认为，上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恰好是世界不同文明体发生冲突的时段，因此当时的美国汉学研究会将中古中国视为一个文明整体，采取宏大叙事的方法。如今的年轻学人普遍对大国叙事产生怀疑，他们看似“碎片化”的研究其实是时代语境塑造的新范式。台湾地区“中研院”的童永昌则指出，经济史的隐形在首届会议上即有趋势，这并非经济史的衰落，而是研究框架的转型。传统的宏大叙事亦非仅仅趋于衰退，而是表现出个体化特征。

王锦萍与李怡文主持总结论坛（香港城市大学彭瑾拍摄）

二、高频议题与AI时代的挑战

本届会议的小组讨论可提炼出三组高频议题：物质文化与物质性（Material & materiality）、他者与他者性（The others & otherness）、经典议题的新方法（New approaches to old topics）。这些跨学科讨论中反复出现的核心主题既是当下研究潮流的剖面，也可视作研究方法上的新探索。

在物质文化与物质性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不再把文本或艺术品当作回望过去的静态窗口，而是关注物品的物质维度，探讨其如何形塑社会。过去侧重于文本阅读的学者们逐渐关注文本的物质形态，尝试突破既有的研究方法，提出新问题。里德学院的迪磊（Alexei Ditter）认为，将碑刻录文与实物对照研究能解决文本校勘、释读的问题。以墓志为例，版式本身便携带大量信息，如补刻文字、字体大小变化等，也能直观看出书法水平的高低。再向外延伸，物质维度还可关联同类器物、死后传世文本、墓葬整体环境等。拓片与实物包含大量文字以外的信息，可以对文本阅读形成补充和修正。阿育王大学的芮雪（Eloise Wright）也指出，文本的物质性有助于理解历史中的空间问题，对丧葬仪式、文本流通等问题的考察可以回应南北、边境等宏大问题。塔夫茨大学的许曼则从妇女史的角度切入，强调物质文化研究中的阶层问题。不同于对上层精英和文化发达地区的研究，学者若要重构唐宋社会边缘群体与底层人群的生活经历与思想世界，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这些低识字率群体的物质遗存。

艺术史学者则从物质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了补充。台湾大学的陈韵如观察到目前研究中存在图像与文献整合的焦虑，她概括出两条解决路径：一、让视觉材料自行登场，不依赖文字佐证，承认图像有独立的证据价值。二、关注视觉材料上的文化反刍。不同于过去使用的“复古”一词所蕴含的再延续内涵，反刍更强调跨时空借用、重构与再造既有的视觉资源。台湾大学的许雅惠从自身研究经验出发，认为学者在面对器物与文献两种不同性质的材料时，可以先从器物本身的性质入手，再将文献引入讨论。麦吉尔大学的洪知希（JeeheeHong）继而分享了艺术史研究的新动向，学者们试图超越视觉中心（oculocentric）及人类中心的视角，将身体与知识、环境与生态等议题纳入研究视野。

麦吉尔大学洪知希教授分享艺术史研究新动向（香港城市大学杨晓清拍摄）

第二场讨论聚焦于他者与他者性。他者既可指向不同以往的研究对象，也可指因应对象变化而采取的新方法、新视角，以及作为他山之石的相关领域。普林斯顿大学的文欣提及，在大量墓志石刻资料出土以后，年轻学者渐渐不再以二十四史为出发点，而是直接根据感兴趣的议题进入具体研究。这一研究取向的变化可概括为“空间的崛起”与“时间的衰落”：当下的中古史研究愈发淡化朝代限制，更加注重探讨地域、人物与物质文化。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殷守甫指出，本届会议的初衷是要走向长时段（longue durée），但不同时段的研究往往各有脉络，如何让不同子时段的研究学者能够相互对话，至关重要。他认为，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走出以转型为中心的提问方式，更多关注“断裂”与“遗忘”。北京科技大学的高柯立回应，转型往往与结构主义有密切关系。欲谈转型，便需对转型背后的结构主义进行反思。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子奇继而讨论跨领域对话的可能性，在考古学界，隋唐研究的关注重点为墓葬制度，宋辽金研究的重点则是族群问题。不同时段与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在讨论同一领域时，需要思考如何面对各自脉络中的问题意识。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殷守甫教授发言（香港城市大学杨晓清拍摄）

第三场讨论围绕着经典议题的新方法展开。中国人民大学汤元宋提到，当下思想史学者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突破过去的道统及其相关的叙事表达，以朱子学为例，日韩地区新发现的文献材料可以为既往研究带来新刺激，蕴含了突破旧有范式的契机。弗吉尼亚大学的张聪亦分享了两点观察：一是社会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等子领域结合在一起，边界在消融，领域在融合；二是微观史的兴起既展现了历史的丰富性，也丰富了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西方学院的张楣楣根据所在跨学科讨论组历史学者与文学学者的不同观点，反思文学书写与历史记载之间的缝隙，比如苏轼笔下的惠州在文学研究中是蛮瘴之地，但在历史研究中则是宋代海洋走私贸易的重要据点，她认为文学研究者应当思考如何平衡不同的叙述。独立学者白睿伟（Benjamin Ridgway）亦补充强调文化记忆在文学研究中的独特作用，它有助于学者从社会学的视角思考文本。

学者们尤为关注历史中“人”的角色。北京大学罗祎楠提出，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将关键词从“走出”改为“找回”，找回作为主体的人（bring the people back in）。在研究中不再将人简单地判定为追求理性利益的主体，也关注主体如何感知现实、关注人的意识。中山大学李丹婕也认为，历史学者应当从自身的理解力和感受力出发去读史料，在研究中要像活生生的人那样思考。北京大学博士生刘邦栋进一步补充，研究者既要将多个切面汇聚为一个整体来贴近行动主体，也要把个体经验放置在社会结构中考察，真实、立体地理解历史中的人。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杨云飞发言（香港城市大学彭瑾拍摄）

在高频议题之外，学界如何在教学与研究中因应AI技术带来的挑战亦是本次会议的关切所在。香港中文大学张晓宇认为，学者既不应固步自封，也不能放弃传统训练，仍应培养学生对原始材料最基本的阅读能力。高柯立指出，学者应当把AI当作对话的对象，而不仅仅是工具。香港城市大学的李依卓与台湾大学的吴洁莹则分享了自己作为青年学者在当下研究与教学中的困惑，比如如何实现跨学科教学、在新议题与新方法之间如何抉择等。

作为在AI时代成长起来的新生代研究者，博士生们在学术生涯的起始阶段便需要面对新技术的挑战。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生杨云飞和疏沛原讨论到AI给学生群体带来的新刺激。一方面，新一代学者应当更加关注基本功，阅读核心史料，推陈出新。另一方面，AI已经可以取代考古研究中的部分技术性工作，在此背景下，学界需要思考如何处理学术伦理问题，导师应该如何调整自身角色，学生又该如何在研究中融入AI。此外，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潘雨希和汉堡大学的施天宇也讨论到自己在研究上的困惑，比如跨学科的讨论、宗教史的新路径等。

会议小组讨论回顾与思考环节现场（香港城市大学彭瑾拍摄）

三、回首缘起与展望未来

会议尾声，论坛两位主持人共同邀请前三届“中古中国人文研究”会议的组织者总结发言，分别为北京大学邓小南、鲁汶大学魏希德（Hilde DeWeerdt）与耶鲁大学韩森（Valerie Hansen）。

邓小南教授首先回溯了2014年6月5日至7日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举行的首届中古中国人文会议。该会议由包弼德（Peter K.Bol）与伊佩霞（Patricia Ebrey）等教授发起，与会学者近两百人。邓教授指出，该会议之所以引人瞩目，部分原因在于其首次明确将“Middle Period”（约公元750至1550年）这一跨时段框架公开提出。她回忆当年讨论时，曾有学者笑言：从“安史之乱”前夕一路排到“朱元璋”以后，恰可贯穿二十六个英文字母（A至Z）。

邓教授进一步强调，“唐宋变革”与“唐宋变革说”应予严格区分，二者所涵盖的内容并非完全重合。她提醒，所有框架皆具提示性质，意在启发思考，而非限制思考。回顾首届会议，邓教授指出其在组织形式上的多项突破：一是要求所有申请者于会前提交论文全文；二是不以单一朝代或研究方向划分小组，而是依时间跨度、研究主题、分析方法三个维度进行交叉编组；三是每篇论文均被纳入三个不同维度的小组之中，会议现场以评议与讨论为主，不再安排论文宣读。论及跨学科研究，邓教授指出，跨学科不应流于拼盘式的简单并置，而须以问题意识为引领，以深化对特定议题的探讨。关于人工智能，她认为，无论视之为“盟友”抑或“对手”，其对人文研究的意义皆已无可回避，人文学者理应主动介入，与这一“盟友”共同成长。最后，邓教授指出，本次会议呈现出更为充分的互动与更趋平等的相互启发，年轻一代学者在议题设置与方法探索上所展现的主动性令人印象深刻。

魏希德教授接续发言，她回顾了自己于莱顿大学筹办的第二届会议，指出前两届主要聚焦于晚唐至元代，而后两届在时段上向前后两端进一步延展，这部分得益于耶鲁大学韩森教授的推动。就组织形式而言，每篇论文的讨论频次后来由三次改为两次，也是因为对于方法论这一维度的讨论早已嵌入每场讨论之中。

魏教授进一步反思了学科与跨学科之间的关系。她指出，欧洲汉学学会今年恰逢成立百年，将于六月推出专辑，回顾中国研究在欧洲的现状与未来。在为该专辑撰写回顾文章的过程中，她惊讶地发现，过去四五十年间，欧洲的中国史研究大体上并未真正实现学科化，若学科本身尚未确立，所谓跨学科或交叉学科亦无从谈起。她因此建议与会者思考：历史、艺术史、文学作为各自独立的学科，究竟意味着什么？以中古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又应如何与各自所在学科的更大共同体建立有效对话？此外，魏教授就日后会议的组织形式提出若干建议：可鼓励与会者依据会议讨论形成跨越多个时段的专题成果；可参照本次会议的安排，保留留白的下午时段以容纳更多自由交流；可就AI等新兴议题增设专题讨论。

韩森的发言则以个人回忆的方式展开。她坦言自己在日本从事博士论文研究期间阅读了大量材料，但真正留存于记忆的并非这些文献，而是一次与友人同往日本寺院观看“虫干し”（晾晒法会）的经历——每逢秋日干燥时节，寺院便将所藏的卷轴、典籍等珍宝取出晾晒通风，以防霉蛀。这一源自宋代的晾晒传统在日本延续至今，令她得以亲见大量平日难得一睹的珍品。她以此为例说明，时过境迁后真正沉淀于记忆中的，往往不是当时埋头从事的“正事”，而是那些鲜活的人与事。就会议而言，她认为或许留存在学者记忆中的并非论文本身，而是与人的交谈，以及那些因讨论而获得启发的瞬间。比如在第二届莱顿会议，她最难忘的便是参观图书馆时所见的一台带摇柄的阅读机，可使多层书架上的书籍同时摊开以供翻阅，在当时堪称革命性的设计，恰如今日之人工智能。至于本届会议，韩森教授印象最深的则是第二天的考察，会议主办方组织学者参观了港铁宋皇台站内的“圣山遗粹”考古展，将学术成果引入公共空间的做法令她颇受触动。发言最后，韩森教授向所有与会者提出一个朴素的建议：思考未来之时不必过于严肃——研究下一阶段做什么、论文将发表在哪里、下一步打算如何安排……凡此种种固然重要，但研究本身应当是有趣的，这也是会议最初构想中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