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后，我撑着墙慢慢站起。
告别厅里外婆的遗像还亮着灯，照片里她穿着我寄回来的绛红色毛衣，笑得眉眼弯弯。
“外婆，”我小声说，“他要跟别人相亲了。”
照片里的人只是笑，不说话。
走出殡仪馆时天已经黑透，我躬着背沿路边慢慢走，胃疼让我的步幅变得很小。
手机震了几下，是之前联系过的花店老板，问我明天要不要去看铺面。
若水街，离殡仪馆步行只要八分钟。
第二天下午，我站在花店门口。
然后我看见陈恪也穿着灰色卫衣，袖子撸到手肘，正低头跟花店老板说话。
我们两年没见，却在两天之内遇见了两次。
“梁小姐是吧？”花店老板迎上来，“这位是陈恪也，我朋友，帮忙清点库存。你们认识？”
我和陈恪也同时沉默。
“认识。”他先开口，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事实，“前女友。”
三个字落在地上，砸得我心口闷疼。
花店老板干笑两声，识趣退开。
“你要盘这个店？”陈恪也走近两步，声音压低，“梁小满，你在上海拼了那么多年，说不要就不要了？一个花店能赚几个钱……”
他突然收住了话。
因为我的手正无意识地摁着上腹，拇指关节用力泛白。
在一起三年，他太熟悉这个动作了，每次胃疼发作我都是这个姿势。
“你胃又疼了？”他的声调变了，那层疏离感裂开一道缝，露出底下藏了很久的担忧。
我赶紧放下手，笑笑：“没事，老毛病。”
他盯着我看了五秒，眼神里有种我看不懂的东西：“梁小满，你该去医院看看。”
苦涩漫上舌尖。
医院。
上个月我在上海瑞金医院的走廊里坐了四个小时，等来一份判决书：胃癌，低分化腺癌，IV期，最多半年。
我笑笑，语气轻得像在讨论今晚吃什么：“看过了，没什么大事。”
他皱眉，没有追问。
这就是前男友这个身份给他的权利，可以关心，但不能深究。
我转身看店面，三十几个平方，带小阁楼，阳光从落灰的玻璃窗照进来，打在墙角一只空花盆上。
如果养一盆茉莉，夏天应该能开花。
可我不一定能活到夏天。
“我盘了。”
陈恪也拿起笔，低头开始拟合同。
我看着他右边鬓角，忽然发现那里藏了两根白头发。
原来两年也会在一个二十八岁的男人身上留下痕迹。
他把合同推到我面前，指尖压着纸边没松手。
“想好了？”他声音很轻，“真的不回上海了？”
我拿起笔，一笔一划写下自己的名字：梁小满。
外婆取的名字，她说小满小满，小小的满足就好。
可我这辈子最大的错就是贪心，贪上海的霓虹，贪看不见的未来，最后什么都丢了。
“不回了。”我抬头笑笑，“上海没有若水街这样的梧桐树。”也没有你。
我起身告辞，刚走出两步，他的声音从身后追上来。
“梁小满。”
我回头，就见陈恪也站在洋甘菊桶旁边，卫衣帽子被风吹得微微鼓起，手里还攥着那支笔。
他说：“你脸色很差。”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已经恢复了那种公事公办的语气，快得像翻了一页书。
“胃不好就少碰凉的，冷水桶别自己搬，别到时候死在店里了，还得别人给你善后。”
我攥了下手心，朝他挤出一抹笑。
“你放心，我不会麻烦别人的。”
他顿了一下，没有回头：“那样最好。”
门关上了。
三月微凉的风灌进来，我站在原地，手不自觉摁在外套口袋上。
我不会麻烦别人，可陈恪也，你应该不算别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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