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侦察兵不幸被俘，生死之际意外发现，眼前敌人竟是苦寻之人|伪军|侦察员|军区|排长

两名侦察兵危急时刻意外得知，对面俘虏他们的敌军正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重要人物！

1942年初夏，华北大地刚刚收完麦子，许多村子却已空空荡荡——日军在“坚壁清野”令下，把能搬走的粮食都卷走，只留下烟灰与脚印。清河军区的仓库很快见底，前线连队一天只发两把小米。指挥部随即拍板：必须摸清敌军后续扫荡路线，抢在下一次搜索前转移储粮。被点名的人是李干事和王恺，一个老练沉稳，一个机灵泼辣，两人操着地道的本地口音，最合适在敌占区乔装打探。

他们换下灰军装，穿上褪色的粗布衣，又借来一辆破独轮车，车上堆满刚从集市兑来的金丝小枣。枣是个好幌子，平常百姓也常进城卖果子，既能遮掩，又能在关键时刻拿来套话。夜里出发前，参谋长压低声音嘱咐：“暗号记牢，先问‘这枣甜不甜’，对方要是答‘甜里带酸’，那人才是自己人。”李干事点点头，拍拍王恺，“记住，嘴紧，腿快。”王恺咧嘴：“哥，你瞧我像会掉链子的人？”

城门的哨索得紧。良民证递上去，守备司令还要拿刺刀挑挑枣堆，生怕有人藏枪。李干事故意抱怨：“就几筐小枣，还能整出花儿来？”伪军被他乡音蒙得一愣，放他们进了城。两人把车推到顺义货栈门口，支起竹筐，一边招呼行人，一边细看周围。可三天过去，暗号一句也没等来。负担的粮食卖掉一半，不见“甜里带酸”的回声，空气里却多了杀气。

第四天拂晓，他们决定撤回根据地。谁知刚出东关，就撞见巡逻队。几条毛色黯淡的军犬先扑上来嗅味，紧跟而至的伪军小队长盘问来历。王恺右手握着暗藏袖中的驳壳枪，脊背已冒汗。李干事抢先答话：“给老娘送病号饭，买卖不成，只好回乡。”小队长却盯上车底那只麻袋，一脚踹翻，露出一捆被油纸包得紧密的地图筒。短促的拉栓声划破寂静，枪口全指向他们。

逃是不可能了。两人被拖到县署废仓，麻绳勒腕，灯光刺眼。刑具上来，皮鞭裹了盐水，抽得皮开见肉，李干事咬牙不吭。王恺被吊起来，汗水顺着下巴滴落，他只回一句：“不知道。”审讯毫无结果，伪军头目无奈，只好把俘虏押去见防守县城的黄队长——此人曾在中央军里当过排长，如今却穿着伪装甲，传说心狠手辣。

牢门“吱呀”一响，黄队长踱进来，端详二人片刻。他挥退左右，沉声问：“这枣，甜不甜？”王恺怔住，旋即脱口：“甜里带酸。”屋里空气像被针扎破，寂静得可怕。黄队长眼神一敛，似乎松了口气，低声回道：“酸里回甜。”短短六个字，暗号对上。两名侦察员心里石头落地，却仍面不改色。

原来，黄队长正是军区苦苦寻找的地下联络员杨仲信，他潜伏伪军已三年，只等合适机会递交日军防区布防图。要在狭窄缝隙里生存，表面越冷酷，越能避人耳目。审讯中，他故意唱黑脸，既保自己身份，又给李、王争取时间。那份油纸包的卷宗，正是下一轮“铁壁合围”作战计划。确认暗号后，他命人悄悄松绑，又补上一脚大骂：“送去看牢！”其实是暗示手下别再为难他们。

深夜，三人以押解为名出了县城，借荒草坟前换装。月色惨白，杨仲信递上地图，声音很低：“告诉首长，敌人下月要拔掉西北根据地，这是他们的集结线。”李干事将图纸塞进贴身衣兜，回敬一句：“老黄，等战后再聚。”对视一笑，什么也没多说。次日清晨，枪声响起，黄队长在城内假演一出“击毙逃犯”的戏码，自此消失在城区的档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