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重新选择,我宁愿当个平平凡凡的教授,不想再过那种二十四个小时随时待命、连过春节都不知道身在何处的日子——这是陪伴了蒋介石三十二年的贴身医官熊丸,在垂暮之年面对自己后半生交出的总结。

从1943年那个在重庆官邸中拿着手术刀、初生牛犊不怕虎一般割下蒋介石屁股上疖疮的青年,到1975年清明节深夜在士林官邸亲手为蒋介石签下死亡诊断书的人,熊丸不仅是端坐一旁听诊的医生,更是数十年来近距离目睹蒋介石吃下什么药、发了什么脾气、在会议桌上如何强撑着最后一口气维持威仪的最后局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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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丸人生的转折点,来自于那一场并不起眼的臀部手术。

1943年,年仅二十七岁的熊丸刚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不久,便被调入陪都重庆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工作,那时的他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医生,脑子里还装满了回同济大学当讲师的美梦,根本不了解侍从室里那一套近乎森严的行事规矩。

他后来回忆说,那天走进房间,看到蒋介石因疖疮化脓而坐立不安、疼痛难忍,整个人的状况已经非常糟糕。年轻的熊丸心里只想着赶紧把脓排掉、解除病人的痛苦,根本没多想什么礼仪规章,直接手脚麻利地上了手术台,非常干净利落地处理了创面。

等他做完这一切,才有人悄悄拉着他到一旁告诉他:这哪儿行啊?侍从室那一套规矩,是要先小心翼翼请蒋先生到医院去治的,就算要开刀也得院里最有资历的老大夫亲自动手,哪能随便让一个小年轻上来就在官邸里动刀?万一出了差池,这责任谁担得起?

然而熊丸的运气恰恰在于这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正好迎合了蒋介石某种军人的实用主义心态——既然伤口已经处理好了,人也舒服了,那这个年轻人就留下吧。

事后熊丸回忆起来,自己也忍不住笑着说:“当初给蒋介石割痔疮,不知害怕,凭着一股勇气,正是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时候”。

此前一直怀揣着教授梦、正打算回同济大学当讲师的熊丸,就这样被蒋介石一句话框住了大半辈子。从那以后,蒋介石到前线去也要带着他,去台湾也要带着他,几十年间他跟着蒋介石跑遍了大江南北,用他自己的话说,从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了自己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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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入侍从室的那天起,熊丸就注意到,蒋介石的生活就像一个精确到分钟的钟表,几十年如一日几乎从未有过变动。

每天清晨五点,天还没亮,整个官邸还沉浸在寂静之中,蒋介石就已经雷打不动地起床了。第一件事是用冷水洗脸,这个习惯据说是他在日本当兵时就养成的:先将毛巾浸在冷水中反复搓洗,交叉绞扭拧干之后再使劲捂在脸上反复擦拭,一直把脸皮擦得微微发红为止。

蒋介石相信这样做能让血液循环更为通畅,整个人也跟着清醒过来。漱口时必须在凉白开水里加一定比例的漱口药液,这个细节看起来微不足道,但蒋介石从来没有一次忘记过。洗漱完毕之后喝一杯温度严格控制在三十到四十摄氏度的温开水——水温必须恰到好处,太烫不行,太凉也不行,侍从们在这件事情上从不敢有丝毫马虎。

真正让熊丸印象深刻的是蒋介石每天清晨半小时的早操。这套体操其实大有来头——熊丸在口述中回忆说,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跳窗逃跑摔了一跤,脊椎骨受到了严重损伤,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腰伤一直困扰着他。骨科医生当时告诉他,需要坚持做一套特定的康复运动,帮助脊椎骨的恢复和腰背肌肉的保健。蒋介石听了医生的话,从那以后每天清晨必定做这套运动,从来没有间断过一天。

后来腰伤彻底痊愈了,蒋介石的身体已经感觉不到任何不适,按理说这套康复运动也可以停下来了,但有一天清晨五点,蒋介石派人把熊丸叫到面前,认认真真地问:“现在我腰部的伤已经完全好了,没有感到任何不适,这运动是不是还要继续?”

熊丸当时考虑了一下,回答说这个运动并不完全只是为了脊椎骨和腰部的伤,它对于全身肌肉的运用、关节的活动乃至脊椎骨的整体保养都很有好处,恐怕一辈子都应该坚持,不知先生是否方便。蒋介石听完之后只说了两个字:“好,好。”

就是这两个字,蒋介石从此每天起床之后必定做半小时的运动,不论是在城里还是郊外,也不论是在船上还是陆上,几十年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而静坐则是蒋介石另一项必修的功课。

熊丸在口述中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里带着几分微妙的谨慎。他回忆说,静坐是一位元老级人物推荐给蒋介石的,据说每天静坐一段时间,天人合一,对人体的气血流通有所助益。

蒋介石曾经问过熊丸关于静坐的看法,但熊丸作为一个接受严格西医训练的人,坦率地说他对静坐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资料可以引证,也不能正面给出科学依据。他想了想之后老老实实地告诉蒋介石:静坐对身体不会有什么害处,而且可能对心情的陶冶和心灵的修养有帮助。从此蒋介石就开始了每天静坐,哪怕公务再繁忙、日子再兵荒马乱,他也必定抽出时间来静坐,静坐时绝对不受任何打扰。

另一位侍从医官陈耀翰对蒋介石的静坐功夫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蒋公每天早晚固定有两次静坐,每次三十到四十分钟,抛开外界的一切事务,让大脑完全休息。陈耀翰曾悄悄在旁观察过蒋介石静坐的样子:闭上眼睛,深呼吸,双手平放在身体两侧,整个人一动不动,仿佛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有时蚊子叮在他脸上和手上,他都完全察觉不到,直到静坐完毕才缓缓挥手把蚊子赶走。

抗战后期在蒋介石身边担任侍卫官的钱漱石也有一段记述:有一次在重庆黄山官邸,蒋介石晚上在卧室静坐,突然风雨交加,钱漱石从旁边走过去替他关好窗户,蒋介石浑然不觉,直到静坐完毕,他才抬起头来问了一句“谁关的窗”。

而做过蒋介石侍从秘书、后来担任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委员的秦孝仪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蒋介石静坐时到底在想什么:“在静坐中,反省一天的言行,同时默念孟子养气章,以及曾文正公、王阳明等的修身文章,从反省中获得新的启示。”

但是,不管蒋介石表面上多么自律、多么讲究养生的章法,在熊丸眼里,这个他跟了几十年的强人后来所呈现出的,完全是一个被顽症反复折磨、被迫在细微处吞下狼狈的普通人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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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最大的噩梦来自他的前列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