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落榜生写了本无用之书，被中国抛弃，却震惊了全世界|举人|天工开物|宋应星|明朝|清朝|罗振玉

文｜老达子

本文共5300字，阅读时长大约11分钟

前言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俗语传了上千年，大家都以为，只要把圣贤书背熟了，就能在贡院里一举夺魁，从此平步青云，光宗耀祖。

当满朝文人都在为了功名利禄摇头晃脑背八股文时，一个被科举彻底淘汰的落榜生，却默默把双手伸进了黑泥里。他用大半生心血，记录了一具肮脏、开裂、在作坊里随处可见的铸铁锅泥模——釜范。

这个人叫宋应星，他写下的那本被说成无用之书的天工开物，将在几百年后的异国他乡激起惊天动地的巨浪。

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本被中国抛弃却震惊世界的奇书，以及那个在黑泥里摸到时代钥匙的落榜生～

折断的朱砂笔

明朝万历四十三年秋天，江西省城南昌的乡试放榜了。江西奉新县的宋氏家族迎来了他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根据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记载，宋应星从小就天资敏悟。那一年的乡试，他和哥哥宋应升一同去考，结果双双中举。

宋应星拿下全省第三，哥哥宋应升名列第六。在那个极其看重科举的年代，整个奉新县只有他们兄弟二人中举，当地人都叫他们奉新二宋。那时的宋应星二十八岁，正值黄金年华，意气风发，满脑子都是报效朝廷、建功立业。

可惜这场少年得志的喜剧，很快就演变成了二十年的漫长悲剧。接下来二十年里，为了拿到那张通往大明权力中心的入场券——进士及第，宋应星兄弟俩先后五次买舟北上，去京城参加会试。

明朝末期的会试是一条布满白骨的道路，全国数万名顶尖才子，要坐着马车、顶着风沙，去争夺区区三百个进士名额。每一次，宋应星都满怀希望走进考场，用朱砂笔写下精美的八股文章；每一次，他又只能在放榜后看着光秃秃的榜单，默默收拾行李，踏上回乡的旅途。

五次赶考，五次落榜。崇祯七年，四十八岁的宋应星第五次在京城落榜时，他站在客栈的镜子前，看着自己满头的白发，听着窗外大明江山在风雨中飘摇的哭声，他终于彻底绝望了。他明白，自己这辈子是不可能通过这条窄窄的科举独木桥了。

这种被国家选拔体制无情淘汰的痛苦，是古代所有天才知识分子共同的宿命。清代批书人脂砚斋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第一回中，针对贾宝玉那块无材补天的顽石，写下过一段让人落泪的朱批：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随后又叹息这是惭愧之言，呜咽如闻。对宋应星来说，大明朝的科举制度就是那个高不可攀的天。他努力了半辈子，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去补天。

宋应星不是甘于在惭恨中枯萎的人。他看着镜子，做出了一个在当时文人看来无异于自绝于士林的决定。他折断了写八股文的朱砂笔，走出了舒适的书房，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被主流文人鄙视的农田、煤窑和手工作坊。

他在崇祯九年刻印的野议·学政议中，写下了对这个僵化制度最愤怒的控诉：计无复之，则窜入流寇之中，为王为佐；呈身夷狄之主，为谍为官，不其实繁有徒哉？他大声警告朝廷，统治者若用这种毫无用处的八股文来束缚天下的才子，逼得那些空有真才实学、报国无门的人走投无路，他们终究只能跑去参加李自成的造反大军，或者投奔关外的敌人。

事实证明，宋应星的这个预言在几年后完全变成了现实。而他自己，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既然当不成大明朝补天的栋梁，他就要用一双粗糙的手，去抚摸这片大地的真实骨骼。

被大业文人扔掉的救命之书

因为屡试不第，宋应星只能以举人的身份接受朝廷的挑选，去当一些没有实权的地方小官。刚开始，他在江西分宜县担任学正和教谕，这是一个极其寒微的差事，每天的工作就是管理学校里那些调皮的生员。可正是这个远离权力中心、被边缘化的穷酸职位，给了宋应星极大的自由。

当别的读书人聚在精致的茶馆里，穿着宽大的儒衫，手里拿着茶杯，唾沫横飞地讨论着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莒鼎，写着空洞的道德文章时，宋应星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脱下了象征读书人身份的长衫，换上了一身短打，直接走进了浑浊、闷热、充满煤烟味的手工作坊。

他不在乎什么圣贤的大道理，他只关心眼前的生活。他蹲在铸铁作坊的炉子旁，眼睛死死地盯着匠人们如何用黑乎乎的黏土，一点点捏出铁锅的模型。在天工开物中，这个用来铸铁锅的黏土泥模，被称为釜范。

釜就是老百姓每天用来煮饭的铁锅，范就是它的模具。在宋应星眼里，这具肮脏、开裂、在地上随处滚落的泥模，比庙堂上那些象征着权力的青铜大鼎要重要得多。因为没有这一具具黑泥糊成的釜范，天下的老百姓就没有锅来做饭，大明的江山就会崩溃。

崇祯十年，宋应星倾尽心血的著作天工开物终于艰难问世。在这本书的序第一中，他用极其辛辣、甚至带有攻击性的笔墨，痛击了当时整个虚伪的文人集团：乃枣梨之花未赏，而臆度楚萍；釜之范鲜经，而侈谈莒鼎。画工好图鬼魅而恶犬马，即郑侨、晋华，岂足为烈哉？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业文人，连身边枣树、梨树的花什么时候开都不知道，却喜欢在纸上凭空猜测那些荒诞的古董传说；他们连铸铁锅的泥模都没有摸过，却能在金殿上奢谈三代的礼乐兵器。

宋应星非常清楚，自己写的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国会面临怎样的命运。他在序言之末写道：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乏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缺陈思之馆……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他几乎是带着自嘲和悲愤在祈求那些追求科举、渴望成就宏图大业的文人雅士：若翻开此书意在寻觅升官发财之捷径，那便干脆将其弃置于书桌角落，切莫虚度宝贵光阴。因为这本书里记录的如何种田、如何冶铁、如何造纸、如何做衣服，跟科举功名一点关系都没有。

正如宋应星所料，在当时的出版和消费市场上，这本能拯救千万人生计的实用科技之书，面临的是冷漠的窒息。明代学者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中，曾经收录了一篇名为比岁以来书坊非举业不刊的记载，里面写道：比岁以来，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

也就是说，当时的书商只印刷跟科举考试有关的教辅书，书店也只卖跟考试有关的书，而读书人更是连看都不看一眼跟考试无关的书。整个大明朝的图书市场，呈现出一种极其畸形的生态。这种现象，跟今天许多大城市里那些生意火爆的考公考研教辅专柜何其相似。当所有人都在为了考试而买书、读书的时候，那些记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工业文明进步的科学书籍，只能在冷清的角落里慢慢发霉、落满灰尘。

晚明有一首极其辛辣的绝命诗：年年岁岁笑书奴，生世无端同处女。世上何人不读书，书奴却以读书死。那些为了考试而死记硬背的读书人，在李贽眼里不过是书奴而已。他们虽然读了一辈子的书，但思想早就窒息了。

清代的著名评点家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第一回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以后千变万化，无非从此四个字现出地狱变相。当整个社会的所有聪明脑袋，都陷入了对功名富贵这四个字的病态追逐中时，实用科技自然就成了没人看得起的奇巧淫技。这就是宋应星和他的天工开物不得不面对的一堵冷漠的高墙。

帝国落下的禁书铁幕

像宋应星这样智商极高、动手能力极强、能够把复杂的工业和农业流程梳理得井井有条的天才，为什么一连考了二十年，却连一个进士都考不上？

答案并不是因为他愚笨，而是因为当时科举制度那极其残酷的解额限制。根据明史卷七十选举二的记载，明朝的乡试录取名额有着极其严格的省份定额：乡试之额……江西六十五名，他省又自五而杀，至云南二十名为最少。

宋应星所在的江西省，是当时全国文化最发达、才子最聚集的高考地狱赛区。江西的读书人虽然多，但是朝廷给江西的名额却被死死地卡在六十五个人。这也就意味着，几万个名震一方的优秀秀才，要去拼死争夺这六十五个中举名额。而到了全国统一的会试中，录取的名额通常也只有三百人左右。在这样残酷的制度漏斗下，绝大多数像宋应星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注定会被无情地刷下来。

更关键的是，明朝的文官选拔制度，给非进士出身的读书人设置了一道无法逾越的政治天花板。根据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四的规定，举人出身的读书人，在铨选官员时只能担任极低的职位。宋应星的首任官职是分宜县教谕，专管学校里那几个学生的功课，没有任何行政实权。

在大明的官场上，一直流传着一句话：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这就意味着，就因为宋应星没有那张进士的考卷，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进入朝廷的决策层，只能在基层的地方官位置上打转。

尽管如此，宋应星在地方官任上依然表现出了惊人的实干能力。根据清朝同治年间重修的奉新县志卷九记载：宋应星，字长庚，北乡人。官至亳州知州。崇祯间，邑贼李肃十等为乱，应星破产募死士，与司理胡时亨等讨。

当亳州面临乱兵土匪围攻的危急时刻，这个平时只在作坊里研究黑泥和风箱的落榜生，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血性和果断。他毫不犹豫地变卖了自己全部的家产，招募了一支敢死队，亲自带着队伍和土匪拼命，保卫了亳州百姓的安全。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能文能武、写出了世界级科技巨著、又在乱世中保家卫国的大才，在正史明史中，却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正史的作者们把宝贵的笔墨留给了那些整天在朝堂上党同伐异、空谈误国的内阁大臣们，却唯独遗忘了这位记录了中国古代科技巅峰的知州。

如果说大明朝的冷落，只是让天工开物在民间默默无闻，那么清朝统治者的到来，则对这本书实施了毁灭性的致命一击。

清朝乾隆年间，为了在文化上实行高压控制，乾隆皇帝下达了严厉的修书和禁书令。根据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九十四的记载，乾隆在谕旨中明确写道：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

在这样地毯式的政审下，凡是带有北虏、夷狄、建州等字眼，或者记录了明代火药、武器制造的书籍，都成了必须销毁的违碍书籍。宋应星不仅在天工开物的弩和火药等章节中使用了这些敏感词汇，而且他撰写的野议、思怜诗中，更是充满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对北方入侵者的批判。

在政治高压下，地方官僚为了讨好皇帝，开始在民间疯狂收缴、销毁宋应星的所有著作。其结局是，天工开物被彻底排除在四库全书之外，民间的印版被毁，书本被烧。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这本凝聚了中国古代工匠无数智慧结晶的奇书，在它的诞生地中国，竟然彻底绝版了。

流落东瀛的孤本与逆向归途

当中国的主流文人把天工开物当成一堆废纸扔掉、清廷甚至要将其彻底烧毁时，在海峡对岸的日本和遥远的欧洲，这本书却被当成了无上的至宝。

明末清初，天工开物通过海上贸易的商船，悄悄流传到了日本。当时正处于江户时代的日本，正在努力发展自己的农业和手工业。当日本的学者和幕府官员拿到这本书时，他们的震撼程度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日本的萨摩藩和长州藩，立刻将天工开物作为农业和冶铁、制糖的官方指南。书里记录的养蚕技术、金属冶炼方法、甚至造纸流程，被日本匠人原封不动地照搬过去，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当时的产业革命。在日本，这本书被反复翻刻、注释，成了家喻户晓的治国宝典。

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命运，并不是宋应星一个人的特例。两百年后，另一个在考场上屡屡受挫的落榜生魏源，面对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写下了一本介绍西方地理和科技的巨著——海国图志。

魏源在这本书里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在天朝上国自我陶醉的迷梦中，守旧的官僚和文人们却将这本书视为溃夷夏之防的毒草。根据晚清经学家姚莹在中江两先生文集卷八答魏默深书中的记载：举世讳言之，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已犯诸公之忌。

在当时，谈论魏源和海国图志甚至成了一种士大夫之间的忌讳。这本书在中国的印数只有一千册左右，绝大多数都被堆在仓库里吃灰。可是，当海国图志流传到正面临黑船事件、陷入亡国危机的日本时，却引发了海啸般的疯抢。

根据清咸丰四年日本江户训点版翻刊海国图志中，日本学者盐谷宕阴所写的序记载：此书为客岁清商所舶载，左卫门尉川路君获之，谓其有用之书也，命余翻刊……其土地品物名称，则津山箕作摩西注详音于行间。

日本的幕府重臣川路圣谟拿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认为这是一部可以拯救日本的有用之书。他命令汉学家盐谷宕阴和兰学家箕作阮甫连夜进行校对、翻译、翻印。在短短几年内，海国图志在日本被翻印了数十个版本，书的价格在江户和京都的书市上暴涨了好几倍。

这就像是历史在开一个黑色的玩笑。中国最优秀的头脑在痛苦和绝望中写出的救国、强国之书，在自己的国家被弃之如敝履，甚至连印刷的纸张都被拿去糊墙；而在异国他乡，它们却被那些渴望变革的异族精英们用颤抖的双手捧起，成了照亮明治维新前夜的开国圣经。有些时候，好东西在自己家里被当成垃圾，只有等隔壁邻居拿去当成宝贝，世人才会回过头去，假装震惊。

直到民国时期，中国人才重新想起了自己曾经拥有过这样一本书。

一九一四年，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丁文江，在云南那满是泥泞和矿野的红土地上考察矿产。当他翻阅云南通志时，偶然看到了一段关于冶金方法的记载，内容极其精妙、专业。通志里注明，这段话引自天工开物。

丁文江如获至宝。当他结束考察回到北京后，他跑遍了北京所有的书市，问遍了当时全国最著名的藏书家。得到的答复却如一盆冷水浇下，令其彻骨冰凉：无人知晓这本书，它早就失传了。

一个拥有四万万人口、自诩为文明古国的土地上，一本记录了中国古代最巅峰科技的工艺百科全书，竟然连一本残页都找不到。

最后，历史是由金石学家罗振玉完成救赎的。根据丁文江在民国十七年撰写的重印天工开物跋中记载：后于日本内阁文库始见菅生堂翻刻本。罗叔韫先生寻此书三十年，卒于日本钱币商处以古钱易得一册……非邻国流传，天幸遇合，则毕生之业，没世而无闻矣。

罗振玉整整寻找了这本书三十年。直至后来，他才在日本东京的一个角落里，从一个穷困的日本钱币商手里，用几枚极其珍贵的中国古代稀有钱币，换回了日本明和年间翻刻的天工开物。

这一幕，成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最让人心碎、也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这本漂泊海外数百年的孤儿，终于通过这种以物易物的奇妙方式，重新回到了它那饱经沧桑的母亲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