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深秋，我拄着双拐，从县城的班车上下来，站在那条走了十几年的土路上，看着远处的青石岭发了很久的呆。
我叫周大勇，今年二十三岁，三年前参军入伍，走的时候全村人来送我，敲锣打鼓的，我爸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眼睛红红的，嘴角却咧到了耳朵根。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大勇，好好干，给咱老周家争光。”
可我没有争光。
我带着一条断腿回来了。
三个月前，我们在边境线上执行任务，我踩中了一颗地雷。幸运的是那不是一颗防步兵雷，威力没那么大，但我的右腿还是被炸得血肉模糊。军医尽了最大的努力挽救，可是最后——从膝盖以下，什么都没有了。
我还不算最惨的，至少命留下来了。周围的战友有的全须全尾地复员回家了，有的永远留在了边境线上，连名字都刻在了烈士碑上。但知道自己留了一条命的那个瞬间，我没觉得幸运。我只觉得天塌了。
我出院的时候，指导员拉着我的手说：“大勇，你是好样的。回家以后好好过日子，部队会给你安排好的。”我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我不敢张嘴，我怕一出声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是怎么从千里之外的部队医院回到村里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一路转了好几次车，每次都没人帮我提行李。那会儿快入冬了，天气冷得直打哆嗦，我扛着那个旧行李袋，拄着双拐，一步一步地往家的方向挪。
村子叫柳树沟，不大，百来户人家，散落在青石岭脚下的山坳里。我还没走到村口，就远远看到一个人影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走近了才看清，是我妈。
我妈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眼睛红得像兔子。她看到我的第一眼，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只说了一句话：“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她没看我那条空空的裤管，但我知道她看到了。她只是不敢看，不敢问，不敢哭。因为哭了，她就撑不住了。
我爸不在家。他去镇上给我办残疾证去了。我一瘸一拐地走进那个住了二十多年的院子，院子里的柿子树上挂着几个红透了的柿子，被风一吹，摇摇晃晃的。
我坐在堂屋的板凳上，看着我那条空荡荡的裤管，第一次认真地、完整地想了一件事：周大勇，以后你就是一个瘸子了。没有姑娘会嫁给你，没有单位会要你，你甚至连种地都干不了。你完了。
可是我想错了。
第三天，我爸从镇上回来了。他一进门就看到我坐在门槛上看着远山发呆。他在我旁边坐了很久，最后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大勇，爹对不住你，小时候没让你好好念书。”
我看了一眼我爹满是老茧的手和我爸花白的鬓角，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爹，你别这么说。”
“那个……”我爸搓了搓手，“许家那边……我已经让人去说了，你跟秀芝的亲事……”他顿了顿，声音越来越低，“许家说，想让你亲自去一趟。”
许秀芝，是我定了十几年的娃娃亲。
说起来，这门亲事是我太爷爷那辈定下来的。许家在村东头，祖上跟我太爷爷是拜把子的兄弟，两家感情好，就给我们这一代定了娃娃亲。我跟许秀芝从小一起长大，十几岁的时候，村里人总拿我们俩开玩笑，说“大勇，你媳妇来了”，每次我都脸红到脖子根。许秀芝长得好看，两条长辫子又黑又亮，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是村里公认漂亮姑娘。
当兵之前那一年，我十九岁，她十八岁。两家大人商量好了，等我当完兵回来，就给我们把婚事办了。我走的那天，她站在村口送我，塞给我一双她亲手纳的布鞋，低着头说：“大勇哥，我等你回来。”
可现在，我回来了。坐着班车回来的，拄着两根拐杖回来的，一条裤管空空荡荡地回来的。
我该怎么去见她？难道让她看到一个缺了半条腿的残废，然后跟她说“秀芝，我回来了，咱们结婚吧”？
但她让我去，我还是去了。
第二天下午，我在我妈的搀扶下，拄着拐杖走到了许秀芝家门口。一路上遇到好几个村里人，他们都停下脚步看着我，目光里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怜悯和复杂。有个小时候一起光屁股玩泥巴的发小跑过来扶我，我冲他摆了摆手，让他先去忙自己的——我还不习惯接受别人的搀扶，哪怕这条腿已经没了，我也想把腰杆挺直一点。
到了许秀芝家门口，她爸许大柱正蹲在院门口抽旱烟。看到我来了，他站起来，在裤腿上拍了拍手上的烟灰，脸上挤出一个不太自然的笑容：“大勇来了，进屋坐吧。”
院子里晒着一地玉米棒子，金黄黄的，太阳照在上面晃得人眼睛有些发酸。我拄着拐杖小心翼翼地走进去，刚在院子里的板凳上坐下，许秀芝就从屋里出来了。
她穿着一件碎花的衬衫，辫子还是那么黑那么亮，脸上干干净净的，跟三年前一点都没变。可她的眼睛里，那个我曾经熟悉的、亮晶晶的光，消失了。她的目光在我空荡荡的裤管上停了一瞬，很快移开了，像是不小心看了一眼不该看的东西。
“大勇哥。”她叫我，声音很轻，轻到差点被风吹散。
“秀芝。”我咧嘴笑了一下，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一点，“我回来了。”
她没有接话，低下头，用手扯着衣角，把那条碎花的衣角攥成一团又松开，松开又攥成一团。许大柱在旁边咳了一声：“秀芝，你跟你大勇哥说说话。”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双眼睛里我什么都读到了，唯独没有重逢的喜悦。她咬着嘴唇，像是鼓足了所有勇气才开口：“大勇哥，这三年……你辛苦了。”
“不辛苦，当兵嘛，哪有不辛苦的。”
又是沉默。
院子里的鸡咕咕叫着，在她脚边啄食。她蹲下来抱起一只芦花鸡，轻轻摸着鸡冠：“大勇哥，我……”
“秀芝，”我突然有了一种预感，在她那些话说完之前先帮她说出来，“你是不是不想嫁给我了？”
她愣住了，抬起头看着我。我那双眼睛在部队里炼得又黑又亮，此刻看过去，正对上了她躲闪的目光。
“不是的，大勇哥，我只是……只是……”她支支吾吾地说着，眼神始终不肯直视我。
“只是什么？”
“我家里的条件你也知道，”她低着头，声音越来越小，“我爸妈年纪大了，弟弟还在念书，家里需要人撑起来。你要是……”她顿了顿，“你要是好好的，我愿意等，可你现在这样了，以后咱俩怎么过？”
她说得不算难听，甚至还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歉意。但我听懂了——她嫌我废了。
“秀芝，部队有伤残补助，我每个月能领钱，不会让你跟着我吃苦的。”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稳。
“可你能干重活吗？你能像以前一样下地干活吗？家里的农活谁干？总不能全指望我吧？以后要是有了孩子，谁养？”她一口气把话说完了，像是早就打好了腹稿，只是等着一个合适的时机说出来。
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就在那一瞬间彻底断了。不是懊恼，不是愤怒，而是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心寒。
“行，我明白了。”我把拐杖往腋下一夹，站起来，看着她，“秀芝，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换作我是你，我也不想嫁给一个瘸子。你好好过吧。”
说完，我转身就走。她在我身后喊了一声：“大勇哥！”我没有回头。拄着拐杖走了好长一段路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的嘴唇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咬出了血，咸咸涩涩的味道混在嘴里。
回家的路上，我把那双手工布鞋——她三年前送我的那双，我当兵时一直舍不得穿、压在行李袋最底下带回来的那双——放在了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
我坐在村口的桥栏上，看着远山发了一下午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种地种不了，做工没人要，连定好的媳妇都跑了。我周大勇这辈子，是不是就这么完了？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周大勇，你坐这儿干嘛？风这么大，也不怕着凉。”
我回头，看到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站在桥头，穿着一件浅蓝色的棉布外套，脖子上系着一条红围巾，被风吹得一飘一飘的。
她叫陈小满，是柳树沟小学的老师。
陈小满在我们村里是个特殊的存在。她是县城下来的，中专毕业，被分配到我们村小学教书，来了三年了。她不怎么跟村里人来往，整天就是学校、宿舍两点一线。村里人议论她，说她城里姑娘待不久的，迟早要走。可她愣是待了三年，而且教得特别好，村里孩子们的成绩年年往上涨。
我跟她不太熟，平日里见面顶多点个头。可她叫我名字的时候，声音很大方，一点都不躲闪，不像村里那些大姑娘小媳妇，看到我这个残废就赶紧低下头假装没看见。
“陈老师。”我从桥栏上跳下来，腿落了地才想起来自己如今只剩一条好腿了，差点没站稳。“你放学了？”
“嗯。”她走过来，在我旁边站定，歪着头看了看我那条空裤管，“我听说了你的情况。在部队受的伤？”
“嗯。踩地雷了。”
“疼吗？”
“现在不疼了。”
她点了点头。我以为她要走了，可她没有，反而在桥栏上坐了下来，看着远处被夕阳染成金黄色的田野：“我有个叔叔也是在部队受的伤，腰椎骨折，在床上躺了两年才好。那段时间他也觉得自己完了，后来慢慢恢复，现在开了一家小卖部，日子过得挺好的。”
我看了她一眼，搞不清她是在安慰我还是在说闲话。但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远山，语气平平淡淡的，像是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那种感觉，不像是在同情我，反而让我觉得，她说得对——人受了伤不代表就完了。
“你可能觉得没什么，”她又开口了，“但人活着，总得有个念想。你现在要是觉得什么都没意思了，那就真没意思了。”她说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冲我笑了一下，“明天你要是没事，来学校帮我修修窗户吧。冬天的风太大，教室窗户关不严，孩子们冻得直哆嗦。”
我愣住了：“我……我这腿，能行吗？”
“又不是让你爬房顶，修个窗户而已。你那双手总没受伤吧？”
她说得理直气壮的，一句客套话都没有，好像使唤我是个天经地义的事。我张了张嘴，半天才挤出一句话：“行，我明天去。”
她点点头，转身就走了。走出几步又回头说了一句：“对了，别空着手来，带几个钉子。”
我站在桥头，看着她走远的背影，那条红围巾在她脑后一甩一甩的，在灰扑扑的村子背景里像一团跳动的火苗。
这是我回到家后，第一次有人用这么正常的方式跟我说话。没有怜悯的眼睛，没有刻意的回避，没有任何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废人”的态度。
第二天一早我吃完饭，从工具箱里翻出几颗钉子，揣在兜里，拄着拐杖去了学校。柳树沟小学不大，一溜三间平房，前面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歪脖子柳树。陈小满正在教室里带着孩子们早读，看到我来了，从窗口探出半个身子，冲我招了招手：“你先看看窗框，我去把坏的那扇指给你看。”
我拄着拐杖绕到教室后面，看到那扇窗户果然坏了。木制的窗框有一边已经翘了起来，关不严实，风一吹就哐啷哐啷地响。我看了看结构，心里有了数。虽然不是木匠出身，但好歹从小在农村长大，家里什么东西坏了也是自己动手修，这点活对我来说不算太难。
我把拐杖靠在墙边，坐在窗台上，掏出锤子和钉子开始干活。陈小满下了课走出来，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点点头说：“手艺不错。”
“农村人，什么活都得自己干，能不会吗？”
“那你以后可以靠这门手艺吃饭。”她说。
我愣了一下，手上的锤子顿住了。靠修窗户吃饭？我从来没想过这个可能。可陈小满这句话，就像是往一潭死水里扔了一块石头，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修完窗户，陈小满非要留我吃饭。她说食堂今天做红烧肉，让我尝尝她的手艺。我推辞不过，就留了下来。那顿饭其实做得一般，红烧肉有点咸，青菜炒过了头，可我吃得特别香。不是因为菜好吃，而是因为这是我这段时间以来，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安安心心地吃了一顿饭。
吃完饭，陈小满把碗筷收了，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周大勇，你在部队这几年，学过什么技术没有？”
“学过一点汽车修理。”
“那你不正好可以干这个？”她眼睛一亮，“咱们镇上修车铺不多，你要是开一家，生意肯定不会差。”
我苦笑了一下：“说得容易，开修车铺得有钱租店面，得买工具，得进货。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钱可以借，工具可以慢慢攒。你总不能因为现在什么都没有，就什么都不做吧？”
我看着她，她坐在我对面，双手捧着搪瓷缸子，眼睛亮晶晶的。那一刻，我觉得她不像个村小老师，倒像个给人指路的算命先生，一句话就点破了我的困境——我什么都没做，不是因为没有条件，而是因为我自己先放弃了自己。
那天之后，我三天两头往学校跑。不是刻意去找她，就是路过的时候顺便进去看看，帮她修修桌子椅子、疏通一下下水道、在操场上画几条新的跑步线。她也不跟我客气，有活就直接喊我，干完了就留我吃顿饭。
我们之间慢慢建立了一种奇特的默契。她不叫我“周大勇”，也不叫我“瘸子”，她叫我“喂”。我也不叫她“陈老师”，有时候叫她“小陈老师”，有时候直接就“哎”。
村里人看在眼里，闲话渐渐传开了。有人说：“你看那个瘸子周大勇，天天往学校跑，是不是看上陈老师了？”也有人说：“一个瘸子，人家城里姑娘能看得上他？做梦呢！”
我都听到了，但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知道，我跟陈小满之间根本不是他们想的那样。她是老师，我是修窗户的，我们之间隔着的，岂止是一条腿的距离。
可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我的预料。
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十月底就开始下雪了。一场大雪过后，村里的路全被盖住了，孩子们上学成了大问题。陈小满那天挨家挨户去通知家长，说学校停课三天，让孩子们在家自习。她跑了一整天，天黑透了才回来。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脚下一滑，摔了一跤，崴了脚踝。
第二天我去学校修屋顶的时候，看到她一瘸一拐地在院子里蹦着走。我放下工具，问她：“你脚怎么了？”
“没事，昨天摔了一跤，有点肿。”她轻描淡写地说。
我蹲下来看了一下，脚踝肿得跟馒头一样，按下去就是一个坑。我急了：“你这叫没事？都肿成这样了，你还不去医院看看？”
“去镇上的路全冻住了，车开不出去，我怎么去？”她有点不耐烦地看着我，“你别管了，我自己养几天就好了。”
我没说话。我转过身，在她面前蹲了下来。她愣住了：“你干什么？”
“背你回去休息。”
“你、你少来！你自己走路都要拄拐杖，你怎么背我？”她急了，声音都变了调。
“我一条腿也能背你。”我没回头，“上来。”
她站在雪地里，半天没动。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地趴到了我背上。我拄着一根拐杖，另一只手托着她的腿弯，一步一步地往前挪。雪很厚，踩上去嘎吱嘎吱响，我走得满头大汗，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
那一段路，我走了很长时间。她在我背上一声不吭，但我能感觉到她呼出的热气喷在我脖子里，温温热热的。趴着趴着，她忽然笑了一声。
“怎么？”
“你背我的样子，跟猪八戒背媳妇似的。”
我被她这一句话逗得差点笑岔气：“你瞎说什么呢？”
“我没瞎说，”她把下巴搁在我肩膀上，声音轻轻的，“你就是个猪八戒。”
那天晚上，我把她背回宿舍，找村里的赤脚医生给她看了脚，上了药，又帮她烧了一壶热水，把暖水袋塞到她手里。她靠在被子上，看着我来来回回地忙活，半天说了一句：“周大勇，你这个人挺好的。”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但很快按住了。我没敢接话，低着头把她的暖水袋又灌了一次热水，放在她旁边：“你早点休息，明天我再来给你换药。”
“哎，”她在我身后喊住我，“明天……你给我带碗热粥来行不行？”
我回头，看到她坐在床上，红围巾搭在脖子上，脸上带着一个浅浅的、像小孩一样的笑。我说：“行。”
从那以后，我每天给她送饭。一开始是送粥，后来变成送菜，再后来干脆连碗筷都一起带过去，陪她吃完再收回来。村里人看到了，少不了又说闲话。我妈也听到了风声，有一回吃晚饭的时候，小心翼翼地问我：“大勇，你跟那个陈老师……”
“妈，你别瞎想，我就是帮她干点活。”
我妈没再追问，但我看到她的眼神里亮起了一簇光，那是自打我退伍回家以后，第一次在她眼睛里面看到的。
寒假前一天，陈小满的脚好了。她跑到我家来找我，手里拎着一袋橘子：“这是学生家长送的，我一个人吃不完，给你带一半。”
我接过橘子，让她进屋坐。她坐在堂屋的板凳上，看了看我们家四面透风的墙和漏雨的屋顶，半天没说话。
“怎么了？嫌我家破？”我故意开玩笑。
“不是。”她低下头，剥了一个橘子，掰了一半递给我，“周大勇，你过年怎么过？”
“能怎么过？跟我爸妈一起吃顿饺子，看看电视，睡觉。”
“那你……有没有想过，明年怎么过？”
我嚼着橘子，酸得我眯起了眼睛：“想有什么用？我想开修车铺，没钱；我想出去打工，没人要瘸子。我只能待在家里，种那几亩地，能收多少是多少。”
“我借你钱。”
我愣住了，橘子从手里滑落，滚到了地上。
“你、你说什么？”
“我说我借你钱。”她又重复了一遍，表情认真得像个在课堂上讲课的老师，“你开修车铺的钱，我先垫上。等你挣了钱再还我。”
“陈小满，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她站起来，走到门口，背对着我，“周大勇，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容易认命了。腿断了怎么了？腿断了你还有手，你还有脑子，你还能修窗户、能做饭、能背人，你能做的事情多着呢。可你自己把自己困住了，困在那条断腿里，困在‘我没用了’这个念头里。我帮不了你别的，但我能帮你迈出第一步。”
我站在屋里，看着她的背影，那句话像是有人在我胸口开了一扇门。
“可是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她转过身看着我。冬天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她脸上，把她的睫毛染成了金色。她笑了笑，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因为我喜欢看你修东西的样子，特别认真，特别帅。”
过完年，我用陈小满借给我的两千块钱，在镇上的国道边租了一间小门面，开了一家修车铺。刚开始的时候没什么生意，我就每天坐在门口，看到有拖拉机或者三轮车路过，就主动招呼人家：“师傅，车坏了没有？我帮你看看。”一开始没人理我，觉得一个瘸子能修什么车。后来有个拉货的司机，车在半路抛锚了，实在找不到人修，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推到了我店里。我钻到车底下捣鼓了一个多小时，给他修好了。那师傅试了试车，竖着大拇指跟我说：“小伙子，你手艺真行！”
从那以后，我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我修车技术好，收费又公道，慢慢在镇上有了口碑。半年后，我还清了陈小满借给我的钱，还攒下了一点积蓄。
可我跟陈小满之间的关系，我始终没敢往前走那一步。不是不喜欢她，是太喜欢了，所以更怕。我怕她只是一时心软，怕她只是一时冲动，怕她以后会后悔。她一个城里姑娘，中专毕业，年轻漂亮，凭什么要嫁给我一个瘸子？
转机出现在那年夏天。
陈小满的爸妈从县城来了。他们是来劝陈小满回城的——她爸在县城给她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小学当正式老师，有编制，比在村里当民办老师强多了。
她爸妈到学校的那天晚上，我去给她送西瓜。还没走到宿舍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争吵声。她妈的声音很大：“你到底图他什么？一个瘸子，没文化，没本事，你嫁给他你图什么？”
“妈！”陈小满的声音带着哭腔，“他很好！他比很多健全的人都好！”
“好什么好？他连走路都走不稳，以后怎么照顾你？你跟他在一起，吃苦受罪的日子在后面呢！”
我没再听下去，放下西瓜，转身走了。那天晚上我坐在修车铺门口，抽了整整一包烟。我知道她妈说得对——我一个瘸子，凭什么拖累人家姑娘？
第二天，陈小满来找我。她眼睛红肿着，一看就知道哭了一整夜。她站在我面前，开门见山地说：“周大勇，我爸妈让我回县城教书，我不想去。”
“你应该去。”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
她愣住了：“你说什么？”
“你应该去县城教书。”我抬起头，看着我用了半年时间一点点攒钱置办起来的修车铺——那些工具、那个千斤顶、那箱扳手，全是靠她的钱和信任才有的，“你一个师范生，窝在这个破村子里当民办老师，浪费了。县城有更好的学校，有更好的发展，你应该去。”
“那你呢？”她的声音在发抖。
“我就在这儿，开我的修车铺。”
“周大勇，你是在赶我走吗？”
“我不是在赶你走。”我终于看向她，“我是在替你着想。”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眼眶越来越红，最后眼泪掉了下来：“周大勇，你以为你这样很伟大是不是？你以为你把我推开了，就是为我好是不是？你有没有问过我，我到底想不想要这种‘好’？”
“小满，我配不上你——”
“你配不配得上我，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她上前一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你腿断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喜欢你，跟你腿断不断没关系！你知不知道你修窗户那天，我躲在墙后面看了你多久？你知不知道你背我去医院那天，我在你背上哭了，是因为我想，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
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站在那儿，像被雷劈中了一样，整个人都是僵的。
“周大勇，你给我听好了，”她抹了一把眼泪，指着我的鼻子说，“我陈小满不是许秀芝，我不管你断了哪条腿，我只看你这个人，我要不要嫁给你，我自己说了算。”
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把她拉进怀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用力地抱着她。
那年秋天，陈小满没有回县城。她留在了柳树沟小学，继续当她的民办老师。我们的婚礼办得很简单，没有婚纱照，没有大摆宴席，就在学校食堂里做了几桌菜，请了村里几个要好的朋友和学校的老师们。
我爸那天喝了很多酒，拉着陈小满她爸的手，絮絮叨叨地说着“好儿媳、好儿媳”。陈小满她妈坐在桌前冷着脸一言不发，但后来看到陈小满给我夹菜、给我盛汤的样子，她的眼神慢慢软了下来。散席的时候，她走到我面前，说了一句：“大勇，你要对得起小满。”我说：“妈，我会的。”
现在是我们结婚的第五个年头了。
修车铺的生意越来越好，我收了一个徒弟，又招了两个帮工。陈小满还在柳树沟小学教书，不过她已经不是民办老师了——三年前通过转正考试，成了一名正式在编教师。她妈也不再念叨让她回县城了，每次来村里看她，都会给我带一罐自己腌的咸菜。
去年，我用攒的钱在镇上买了一套小房子，两室一厅，不算大，但是暖洋洋的。陈小满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回来给我做饭。我跟她说过很多次，我下班晚，让她别等我吃饭。她嘴上答应，可每次我推开家门，饭菜都热在锅里，她坐在沙发上备课，听到门响就抬起头来笑一下：“回来了？”
我有时候蹲在修车铺门口抽烟，看着国道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会想起1995年那个秋天的事。那时候我以为我完了，以为这辈子就这么交代了。可我没有想到，在村口那座桥上，会遇到一个系红围巾的姑娘，她会对我说——“你那双总没受伤吧。”
说起来，我是真的没有遗憾了。
没了半条腿，但我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许秀芝那年退婚后退婚的消息传出来以后，嫁到了隔壁镇的砖瓦厂一个工人家——那家人户条件不错，但我也没再去打听过。倒是陈小满有一次冷不丁冒出一句：“听说秀芝姐嫁了人，生了两个孩子，日子过得还不错。”我说“是吗”，然后低头修我的自行车，连头都没抬。
因为我心里清楚——我妻子叫陈小满，不叫许秀芝。
那天是她的生日。我专门提前收了工，去镇上买了一束花——不是啥值钱的玫瑰，是花店老板娘帮着扎的几支百合和雏菊，包在牛皮纸里。我回来的时候经过学校，正赶上她放学。孩子们像出笼的小鸟一样呼啦啦散出来，她站在学校门口，正在跟一个小女孩说话。
夕阳照在她身上，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头发扎成低马尾，嘴角带着笑。那个瞬间，眼前的画面跟我多年前在桥头看到她的时候完全重叠在了一起。一样的光线，一样的安静笑容。
“喂，”我站在路对面，朝她喊了一声。
她回过头来，看到我手里的花，愣了一下，然后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她快步向我走过来，那条红围巾在她风里一甩一甩的。
“今天什么日子？怎么想起买花了？”
“你生日你忘了？”
“哎呀！”她一拍脑门，“我真忘了。”
她把花接过去，低头闻了闻，又抬起头看我：“谢谢。”
“谢什么，应该的。”
她挽住我的胳膊，我们一起沿着那条走过无数次的土路往家走。落日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最后在路上交汇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了。
“哎，周大勇，”她忽然叫我。
“嗯？”
“你后不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那天去修窗户？”
我停下脚步看着她。晚风把她的碎发吹到脸颊上，我伸手帮她拨到耳后：“不后悔。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好的事，就是那天去修了那扇窗户。要是没修那扇窗户，就娶不着这么好的媳妇。”
她笑了起来，声音清脆得像学校上课时挂在走廊里那串风铃。她把头靠在我肩膀上：“那你再给我修个东西呗。”
“修什么？”
“给我修一辈子的日子。”
“行，”我说，“保质期长着呢，一辈子包修包换。”
然后我弯下腰，在她面前蹲下来：“来，我背你回家。”
“哎呀不用，你现在腿不方便……”
“我这条腿背了你五年了，”我没回头，“再背个五十年也没问题。快上来，一会儿饭凉了。”
她笑着趴上了我的背。我站起身，稳了稳重心，一步一步稳稳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夕阳把整个村庄染成了金色，远山如黛，田野金黄。前方那扇虚掩着的家门里，暖黄的灯光亮了起来。
我背着我这辈子最珍贵的宝贝，一步一步，稳稳地走进门里。手里那束开得正好的百合花在她怀里微微摇晃着，像一个安静的、幸福的承诺。
那承诺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手艺活儿——修不完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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