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停机的第七天
陪男闺蜜去外地完成"遗愿清单"，
睡了一周旅馆，
回家发现老公电话停机，
银行卡被注销，
门锁换了密码。
我站在旅馆房间的镜子前，用旅馆提供的一次性牙刷第无数次刷着牙齿。镜子里的人眼窝深陷，下巴尖得能戳破气球，头发油得贴在头皮上，像是刚从什么灾难现场爬出来的。事实上也差不多。七天前我跟着陈默上了南下的火车，他说这是他“遗愿清单”上的最后一项——在海边的小城里住满七天，什么也不做，只是看海。
牙膏沫顺着嘴角流下来，我赶紧用手背擦掉。手指上的倒刺刮过嘴唇，拉出一道细微的血痕。六月的海边小城又湿又热，空气里拧得出水来，皮肤在这种气候里会像脱水的纸一样起皮。陈默说这是海洋的馈赠，我说这是他妈的受罪。
但陈默笑得很开心。他总是笑得很开心，哪怕是在他确诊了那该死的病之后。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手心烫得像块刚出炉的烤红薯：“林溪，就这一回了，以后你想陪我受罪都没机会了。”
所以我就来了。
我从洗手间出来，陈默已经醒了，靠在床头看手机。晨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落在他苍白的脸上，让他看起来像一尊被岁月侵蚀的石膏像。床头柜上摆着两瓶矿泉水，一瓶已经空了，另一瓶还没开封。他听见我的脚步声，抬起眼睛笑了一下：“早安，昨晚打呼噜了吗？”
“你睡得跟死猪一样，我怎么知道。”我走过去把窗帘拉开，海面在阳光下碎成一片银箔，晃得人睁不开眼。楼下已经有早起的老头老太太在沙滩上遛狗，狗比人精神，拖着主人在浪边跑。
陈默把手机放下，盯着天花板发呆。这是我们住进这家旅馆的第七天，也是最后一天。下午三点的火车，回程。我订好了票，两张硬卧，陈默说他想再坐一次绿皮车，慢悠悠地晃回去，像年轻时那样。
我转过身，看见他正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本子，用旅馆的圆珠笔在上面写写画画。那是他的“遗愿清单”，我来之前看过一次，上面列着二十几条稀奇古怪的事。比如“在午夜十二点对着大海喊前女友的名字”“连续吃七天同一家店的同一款冰淇淋”“和一个陌生人聊到天亮”。最后一项是“和一个认识超过十年的人一起看七天的海”，旁边打了个勾。
陈默把本子合上，塞回枕头底下，拍了拍：“完成了。”
“恭喜。”我说，声音干巴巴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种话。我们认识十五年，从大学到现在，他是我认识的人里最不正经的一个，但现在他要死了。医生说他还有半年，也可能更短。他的肝上长了个东西，恶性的，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你脸色不太好。”陈默坐起来，脚踩进拖鞋里，“是不是没睡好？我就说我打呼噜了。”
“没有，就是有点累。”我转身去收拾行李箱。七天的衣服堆在椅子上，分不清哪些是干净的哪些是穿过的。我把它们团成一团塞进箱子，拉链拉到一半卡住了，我使劲拽了两下，拉链头啪地掉下来，滚到床底下。
陈默从床上探出半个身子：“你别急，慢慢来。”
“没事。”我趴在地上找那个拉链头，床底下除了灰就是一只死掉的蟑螂。我用手指头把它拨出来，随手扔进垃圾桶。那只蟑螂干瘪瘪的，像一片枯叶。我突然想起陈默最后也会变成这样，干瘪瘪的，轻飘飘的，风一吹就走了。鼻子一酸，我把脸埋进行李箱里，假装在找东西。
陈默没说话。他大概知道我在哭，但他从来不戳穿。我们之间的默契就是这样，给彼此留一个假装没事的空间。
中午我们去了那家吃了七天的冰淇淋店。老板已经认识我们了，看见陈默就笑：“还是香草味？”
“对，还是香草味。”陈默把硬币放在柜台上，七个硬币排成一排。这个城市很奇怪，所有店铺都只收现金，不收手机支付。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差点饿死，后来才从钱包里翻出几百块救命钱。
老板把两个甜筒递过来，陈默接过一个，我接过另一个。我们坐在店门口的小塑料凳上，旁边是一棵歪脖子榕树，树荫洒下来，在地上投出一片碎影子。冰淇淋化得很快，甜腻的液体顺着蛋筒往下淌，陈默伸出舌头去接，像个孩子。
“回去以后，”他咬着蛋筒边，“你打算干嘛？”
“上班。”我说，“请假一星期，回去肯定堆了一堆活。”
“你们老板没意见？”
“我说我老家有事，他总不能不让我回老家。”
陈默笑了：“你撒谎的时候耳朵会红，你老板没看出来？”
我下意识摸了摸耳朵：“他近视。”
“那就好。”陈默把最后一口蛋筒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下去，“林溪，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陪我来。”他看着我，眼神认真得让我心里发毛，“我知道你老公肯定不高兴。你跟他解释了吗？”
“解释了。”我说，“我说陪一个老朋友出来散心。”
“他怎么说的？”
“他说好。”
实际上周明只说了一个“嗯”。那天晚上我收拾行李的时候，周明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大，综艺节目里的笑声此起彼伏。我说我要出门一个星期，他说嗯。我说是跟陈默，他说嗯。我说你没什么要问的吗，他说有什么好问的。
我当时有点生气，但更多的是松一口气。不用解释，不用吵架，不用看他那张写满不信任的脸。我们的婚姻大概从第三年开始就变成这样了，各过各的，相安无事。他下班回来吃饭，吃完看电视，看完洗澡睡觉。周末他打游戏，我逛淘宝。偶尔做爱，像完成某种每月一次的考核指标。
陈默说这很正常，婚姻的常态就是平淡。他自己结过一次婚，离了，前妻说他太不靠谱。陈默确实不靠谱，大学时候翘课去西藏，工作三年辞职去骑行，三十五岁还穿着印有卡通图案的T恤。但他是个好人，这一点我比谁都清楚。
火车是下午三点零八分的。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到了车站，小城的火车站很小，候车厅里只有两排塑料椅子和一个卖茶叶蛋的小卖部。陈默去买了两瓶水，回来递给我一瓶：“车上喝。”
“嗯。”
我们坐在候车厅里，头顶的风扇吱呀吱呀地转，吹出来的风带着一股铁锈味。陈默把腿伸直，两只脚交叠在一起，看着进站口的方向发呆。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可能是想他这辈子的那些荒唐事，也可能是想他死后会去哪里。
“林溪。”他突然开口。
“嗯？”
“我要是死了，你每年去我坟上看看我呗。”
“不去。”我说，“你坟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就在西山公墓，我买好了。”他说，“位置挺好的，面朝东边，早上能晒到太阳。”
我鼻子又酸了，转过头去假装看墙上的列车时刻表。那表上的字糊成了一团，我一个字也看不清。
“你别哭啊，”陈默用胳膊肘碰了碰我，“我又不是今天死。”
“谁哭了。”我使劲吸了一下鼻子，“你少咒自己。”
上车以后陈默就睡了。他的铺位是下铺，我是中铺。火车晃晃悠悠地开动，车厢里弥漫着泡面和汗臭混合的味道。对面铺位是个带孩子的女人，孩子一直在哭，女人怎么哄都哄不好。陈默在孩子的哭声里睡得很沉，呼吸均匀，嘴角还微微翘着，像是做了什么好梦。
我趴在中铺上，看着窗外掠过的风景。农田、村庄、小河，都是些寻常景色。太阳从西边往下沉，把天烧成一片橘红色。手机在枕头边上震动了一下，我拿起来看，是周明发的微信：“什么时候到？”
“明天早上六点。”我回。
“嗯。”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盯着那一个“嗯”字看了半天，把手机塞回枕头底下。车厢里的灯暗下来，有人打起了鼾，此起彼伏的，像一场简陋的交响乐。我闭上眼睛，却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一些有的没的，想陈默的病，想周明的冷淡，想自己这十五年是怎么过来的。
我和陈默认识在大一的迎新晚会上。他是学生会的，负责维持秩序，我是新生，挤在人堆里看表演。晚会进行到一半，有人喊“起火了”，所有人往门口涌，我被推倒在地，膝盖磕在台阶上，疼得直抽气。然后一只手把我拎起来，陈默的脸出现在我面前，他笑着说：“同学，跑啊，愣着干嘛。”
后来发现是虚惊一场，是后台的烟雾机出了故障。但我的膝盖青了一大块，陈默陪我去校医院上药，路上他问我叫什么名字，哪个系的，有没有男朋友。我说没有，他眼睛一亮：“那考虑一下我？”
我们没在一起。我那时候喜欢的是另一个男生，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那种。陈默太闹了，像只停不下来的猴子。但我们成了朋友，很好的那种。他会在我失恋的时候陪我在操场坐到凌晨三点，会在我考试前把笔记借给我抄，会在我生日那天零点准时发消息说生日快乐，连续十五年，一次没断过。
后来他结了婚又离了，我也结了婚。婚礼上他当司仪，把我老公周明损得体无完肤，台下的宾客笑得前仰后合。周明面上在笑，但我知道他心里不高兴。那天晚上回家他就说：“你这朋友怎么回事，没大没小的。”
我说他就那样，你别往心里去。
周明说我没往心里去，就是觉得这人不太正经。
我说他不正经归不正经，人挺好的。
周明不说话了。从那以后他就很少提陈默，我提的时候他也只是“嗯”一声，把话题岔开。
火车在凌晨四点左右停了一次，我迷迷糊糊地醒来，看见陈默坐在铺位边上喝水。车厢里很暗，只有走廊尽头一盏小夜灯亮着。他的侧脸在昏黄的灯光里显得格外瘦削，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下去。
“醒了？”他听见动静，转过头来。
“嗯，到哪儿了？”
“不知道。”他说，“反正还没到。”
我从中铺上爬下来，坐在他旁边。火车重新启动了，窗外的夜色浓得像墨汁，偶尔闪过一盏路灯的光。
“林溪，”陈默把水瓶拧上，放在小桌上，“我想跟你说件事。”
“说。”
“我其实……不是突发奇想要来这儿看海的。”他搓了搓手指，“医生说我最多还有三个月，我想着总得做点什么。”
“我知道。”我说。
“你知道？”
“你那个本子上都写着呢。”我看了他一眼，“‘最后一项’之后还有一行小字，写了‘回家以后好好跟朋友道别’，我看见了。”
陈默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你偷看我东西。”
“你自己放枕头底下的，我拿充电器的时候不小心翻到的。”
“好吧。”他往后靠在车厢壁上，“那你也知道我是专门找你来的了？”
“知道。”
“你不生气？”
“生什么气。”
“利用你的同情心什么的。”
“你没有利用我的同情心，”我说，“你直接开口让我来，我就来了。你要是利用我，应该先编个什么苦情戏，比如你得了绝症想见最后一面什么的。”
“那不就是现在这样吗？”
“现在是实话实说，不一样。”
陈默又笑了一下，这次笑得没那么大声，只是嘴角往上弯了弯。他把头靠在车厢壁上，闭上眼睛：“林溪，你是我认识的最好的朋友。”
“少来这套。”
“真的。”他说，“我前妻都没你对我好。”
“你前妻是被你气跑的。”
“我知道。”他睁开一只眼睛看我，“所以我没怪她。”
天快亮的时候我又睡着了，再醒过来是被乘务员叫醒的，说到站了。陈默已经收拾好了东西站在过道里，背着那个破旧的登山包，像是要去远行的旅人。我揉着眼睛从中铺爬下来，脚踩进鞋子里，鞋底冰凉。
“走吧。”他说。
我们出了站，清晨的空气凉丝丝的，裹着城市特有的那种灰尘和尾气混合的味道。天边泛着鱼肚白，路灯还亮着，光线惨淡。出租车候车区排着长队，我和陈默站在队伍末尾，谁也没说话。
陈默的家在城西，我家在城东，正好是两个方向。出租车来了，他让我先上。我坐进后座，他弯腰从车窗外面看我：“林溪，回去好好过日子。”
“你也是。”我说。
他笑了：“我尽量。”
车子开动了，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站在原地，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清晨的薄雾里。我突然想起大学时候有一次也是这样，他送我去火车站，我上车以后他在站台上挥手，越挥越小，那时候我们以为毕业以后还能常见面，结果后来一年也见不了几回。
手机响了一声，我低头看，是陈默发来的消息：“到家告诉我一声。”
“嗯。”我回。
周明的电话就是从那天开始打不通的。我到家是早上七点多，拖着行李箱上楼，在门口翻钥匙，翻了半天没翻到。我这才想起来临走的时候把钥匙放在玄关鞋柜上了，想着反正周明在家。我按门铃，没人应。又按，还是没人应。我掏出手机打周明的电话，电话里传来机械的女声：“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停机？
我愣了一下，又打了一遍。还是停机。
我站在家门口，行李箱立在脚边，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周围暗下来。我靠着墙站了一会儿，脑子里空空的，不知道在想什么。可能是想陈默说的那句“回去好好过日子”，也可能是在想周明为什么停机了还不充话费。
他平时手机不离手的，不可能不知道停机。
我又按了两下门铃，里面安静得像一口枯井。对面的邻居开门出来扔垃圾，看见我，表情有点奇怪：“回来了？”
“嗯，回来了。”我说，“您看见我老公了吗？”
邻居迟疑了一下，摇摇头：“没注意。”
她拎着垃圾袋下楼去了，高跟鞋在楼梯上敲出一串急促的声响。我还站在门口，盯着门板上那个小小的猫眼。透过猫眼看不见里面，但我总觉得有人在那儿看着我。
我拖着行李箱去了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买了瓶水，顺便问店员能不能借个充电器。我的手机快没电了，一路在火车上没充。店员是个年轻小姑娘，把充电器借给我，我蹲在店门口的台阶上充电，顺便又给周明打了一个电话。
还是停机。
我给他充了一百块钱话费。过了十分钟再打，这次通了，但响了很久没人接。我挂了，又打，还是没人接。我坐在台阶上，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拨号界面，周明的名字在上面一闪一闪的。夏天的太阳升起来了，晒得人后颈发烫，我往台阶上面挪了挪，躲进那一小片阴影里。
最后是物业的人帮我把门打开的。我说我钥匙忘带了，老公电话打不通，物业的大叔拿着备用钥匙来开了门，还叮嘱我下次记得带钥匙，备用钥匙不能随便给人用。我连声道谢，推开门进了屋。
屋里很干净，干净得不像话。茶几上没有烟灰缸，电视遥控器端端正正摆在电视柜上，沙发靠垫拍得整整齐齐。厨房的水池里没有碗筷，垃圾桶是空的，冰箱里只有一盒过期的牛奶和一袋蔫了的青菜。
卧室里也是。被子叠成豆腐块，衣柜里周明的衣服少了一半。抽屉拉开，他的身份证不见了，户口本也不见了。床头柜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个字：“我去外地工作了，别找我。”
纸条下面压着一张银行卡，我的名字，副卡。我拿着那张卡去楼下的ATM机查余额，屏幕上显示的是零。主卡被注销了，副卡自然也就废了。
我坐在ATM机旁边的小花坛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个老太太牵着条泰迪从我面前走过，泰迪在我脚边闻了闻，被老太太拽走了。我低头看着自己脚上的鞋，那双鞋是去年周明给我买的，打折的，三百块两双，他一双我一双。我脚上这双已经开胶了，鞋头磨得发白。
我又给周明打了个电话，这次直接就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我猜他是看到了我的未接来电，懒得回，索性关了机。
我蹲在花坛边上，把脸埋进胳膊里。太阳晒着我的后背，暖洋洋的，可我浑身发冷。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想起周明那张纸条上的字——“我去外地工作了，别找我”，一会儿想起邻居看我时那个奇怪的表情，一会儿又想起陈默在火车上说的那句“回去好好过日子”。
好好过日子。这日子怎么过呢？
我在花坛边上坐了很久，久到太阳从头顶偏到了西边。手机又响了，我以为是周明回电话，拿起来一看是陈默。我犹豫了一下，接起来。
“喂，到了吗？”陈默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那种他特有的懒洋洋的调子。
“到了。”我说，声音哑得自己都吓了一跳。
“怎么了？”他立刻听出来了，“出什么事了？”
“没事。”我说，“就是有点累。”
“林溪。”他的语气严肃起来，“你别骗我。”
我张了张嘴，想说真的没事，但话到嘴边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周明走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陈默的声音再响起来的时候，那种懒洋洋的调子没有了：“走了？什么意思？”
“就是走了，”我说，“留了张纸条说去外地工作了，电话打不通，卡注销了，东西拿走了一半。”
陈默那边又沉默了。我听见他呼吸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很重。然后他说：“你在哪儿？家里？”
“楼下。”
“你等着，我过来。”
“不用——”
“你等着。”他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拿着手机坐在花坛上，太阳继续往西沉，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小区里有小孩在玩滑板车，车轮碾过地砖的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一个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从我面前过去，后座上的外卖箱印着红色的广告语。
陈默来得比我想象的快。他住在城西，到我这儿打车要四十分钟，但他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他出现在小区门口的时候还在喘气，额头上全是汗，T恤前胸湿了一片。他看见我，快步走过来，在我面前蹲下。
“你没事吧？”
我摇摇头：“没事。”
他看着我，眼神里全是担心。我这才注意到他瘦了很多，脸颊凹进去，颧骨支棱着，嘴唇干得起皮。他明明自己也是个病人，跑这么一趟不知道要缓多久。
“走吧，”他站起来，把手伸给我，“上去说。”
我跟在他后面上了楼。进了屋，他在客厅里转了一圈，看了看茶几，看了看电视柜，又去卧室门口探头看了一眼。然后他走回来，在我对面坐下。
“他什么时候走的？”他问。
“不知道。”我说，“我一回来就这样了。”
“你们之前……吵架了？”
“没有。”我摇头，“我来之前他还好好的，还问我要不要带伞。”
陈默皱起眉头，想了一会儿：“他是不是早就打算走了？”
“可能吧。”我把那张纸条递给他看。他接过去扫了一眼，眉头皱得更紧了。
“就这几个字？”他把纸条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没别的了？”
“没了。”
陈默把纸条放在茶几上，用手指头按了按：“林溪，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对面那面墙。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是我和周明的结婚照，两个人穿着白衬衫笑得一脸傻气。那是四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们还住在出租屋里，为了一块钱的菜价跟菜贩子讨价还价。后来攒够了首付买了这套房，房贷三十年，我们刚还了三年。
“你饿不饿？”陈默站起来，“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我不饿。”
“不饿也得吃。”他往厨房走，“你冰箱里有什么？”
“过期牛奶和蔫了的青菜。”
陈默打开冰箱看了一眼，叹了口气，把冰箱门关上：“走吧，下楼吃。我请客。”
楼下的沙县小吃还开着门，陈默点了两碗馄饨面，加了两颗卤蛋。馄饨端上来冒着热气，我拿勺子舀了一个送进嘴里，烫得舌头尖疼。陈默坐在对面吃他的那碗，吃得很慢，偶尔抬头看我一眼。
“林溪，”他把卤蛋切开，把蛋黄推到我这边，“你要是想哭就哭，别憋着。”
我盯着那颗蛋黄，金黄色的，圆圆的。眼睛突然就酸了，眼泪啪嗒啪嗒地掉进馄饨汤里，溅起小小的水花。我用手背去擦，越擦越多，最后干脆把脸埋进胳膊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陈默没说话，只是把纸巾盒推到我手边。馄饨店里的电视机放着晚间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四平八稳地念着什么政策文件。老板娘在后厨切菜，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咔咔咔的。
我哭了大概有五分钟，然后抬起头，用纸巾把脸擦干净，继续吃那碗已经快凉了的馄饨面。陈默把他碗里的馄饨又拨了几个给我：“多吃点，你看你瘦的。”
“你才瘦。”我说。
“我是病人，瘦是正常的。”他说，“你又没病。”
我吸了吸鼻子，把那几个馄饨吃了。味道其实还不错，汤里放了虾皮和紫菜，鲜得很。
吃完东西陈默把我送回楼下，临走的时候他站在楼道口看着我：“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我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
“你早点休息。”我说，“你脸色不太好。”
“死不了。”他笑了一下，“至少今天死不了。”
我看着他转身走了，背有点驼，步子也没有以前那么轻快了。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拖在身后，像个不肯离开的尾巴。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周明走了这件事像一颗钉子钉在我脑子里，不想它的时候还好，一想起来就钻心地疼。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计划的，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四年婚姻，就这样结束了，连个正式的告别都没有。
第二天我去公司上班，把请假落下的活补上。同事问我玩得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们没问我老公怎么没去，我也没说。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偷偷查了一下周明的信用卡记录，发现他在我走后的第二天买了去成都的机票。成都。他在成都有什么？我想了半天，想起来他有个大学同学在成都，男的。
我给那个同学打了个电话，对方说没见到周明。我又查了他其他的银行账户，所有的钱都被转走了，转到一张新开的卡上，开户行在成都。我坐在工位上，盯着电脑屏幕上的转账记录，心里凉透了。他不是一时冲动，他是计划好的。我走之前他就在准备了，把所有的钱转走，把副卡注销，把东西收拾好，只等我出门就行动。
他甚至算好了我回来的日子，在那个时候关掉了手机。
下午我请了半天假，去了我们当初买房的房产中介那儿。中介的小伙子还记得我，热情地招呼我坐。我说我要卖房，他愣了一下，说这房子才买三年啊。我说我知道，我要卖。
从房产中介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站在路边等公交，手机响了一声，是陈默的消息：“今天怎么样？”
“还行。”我回。
“晚上一起吃饭？我知道一家湘菜馆不错。”
“不了，我累了，想早点回去。”
发完这条消息我犹豫了一下，又打了一行字：“陈默，我打算离婚。”
过了几秒钟，他回：“我陪你。”
我看着那三个字，站在公交站台上，眼泪又下来了。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上次是委屈，这次是感激。我身边还有这么一个人，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跟我说“我陪你”。
公交来了，我上了车，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城市灯火从窗外掠过，红的绿的黄的，像一条流动的星河。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想着接下来的日子要怎么过。房子要卖，婚要离，钱要分。虽然周明把钱都转走了，但他这是转移婚内财产，我有证据，我可以告他。
至于陈默……我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停了很久，最后打了一行字发过去：“你也好好的，别让我操心。”
他回了个笑脸。就一个笑脸，跟过去十五年里他发过的无数个笑脸一样。我对着那个笑脸看了很久，然后关了手机，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的夜色。
公交车晃晃悠悠地往前开，穿过了半个城市，把我送回了那个已经没有了周明的家。我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今天还没给陈默打电话问他身体怎么样。他的病还在那儿，不会因为我这边出了事就停下。
但那都是以后的事了。今天先活着，先把今天活过去。
我推开门，屋里黑漆漆的，我伸手去摸灯的开关，在墙上摸了两下才摸到。灯亮了，照亮了空荡荡的客厅。我把包扔在沙发上，去厨房倒了杯水，喝了一半，剩下的放在茶几上。
手机又响了，我拿起来看，是陈默发来的一张照片。照片里是那片海，就是我们看了七天的海，夕阳正往下沉，在海面上铺了一条金色的路。照片下面是他的留言：“下次再去看，好不好？”
我拿着手机，站在客厅里，看着照片上那片海。海浪在照片里定格成一道白线，太阳正要落下去。我打了两个字：“好。”
发完之后我把手机放下，抬起头看了看窗外。今晚的月亮很亮，圆圆的挂在天上，跟那天我们在海边看见的月亮是同一个。陈默说得对，日子总能过下去的。不管发生什么，天亮了太阳还会升起来，海还在那儿，人还在那儿。
只要人还在，就没什么好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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