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恶势力跑哪儿了？早已换了马甲|保护伞|涉黑|犯罪|黑恶势力|黑社会

文丨易书生

午餐的时候，与一位年轻人闲聊八九十年代的那些事儿，少不了讲到八十年代的“严打”、九十年代“扫黑除恶”，年轻人闻罢颇为感叹，认为已经立竿见影，遏制了黑色势力发展的锋芒。我却摇了摇头，叹息一声说道：这个世界正与负、阴与阳、善与恶对立共生，再不喜欢，也是彼此依存、动态平衡。世间的恶念从来不会彻底绝迹，依附恶念生长的恶人也从来不会灭绝。所以，数千年来，恶人如蚊虫打不完灭不尽！无非是换个马甲蜕了壳。

八十年代的初期，伴随门窗的打开，蚊虫苍蝇纷纷冒头，只不过都是一个个的零散“流氓”，在街头耍横斗殴，或抢劫盗窃，特征鲜明，极易识别。随着港台片的火爆，“古惑仔”“帮派”粉墨登场，“黑社会”开始形成势力、团伙，猖狂为恶，为害一方。那时候，京广线的一个地方，但凡绿皮火车进站，即便敢于打开车窗，车厢小桌上也不敢摆放物品，因为这里的恶人会明目张胆地隔窗抢夺小桌上的物品，久而成名，在铁路沿线臭名远扬，旅客皆知警惕。辽东的一个地方，车匪路霸是出了名的，他们或驱车尾随货车，行进中登车卸货；或马路上横车拦截，与长途公共客车内的同伙里应外合，光天化日之下暴力胁迫全车人掏钱，不给就打人，甚至动刀子。九十年代初，我曾途经那里去拜访一位老师，虽然没有遇到，但是那一路上的提心吊胆，记忆犹新。

其实，早在“打黑除恶”之前，也就是九十年代初，黑恶势力就已经开始变化。那一年，我与朋友在南京的秦淮河畔，偶遇一位台商，他给我们讲了不少台湾黑社会的事情。随后，我也查阅了不少资料，对于那时候港澳台的黑社会及其发展有了初步的了解：

进入80年代后，以原青帮、洪门为“魂”、势力强大的黑社会组织，逐渐被新兴的、具有“现代意识”的“现代帮派”所取代，趋向国际化、政治化、企业化、现代化。他们仿效意大利黑手党的组织模式与运作方式，将黑帮包装为企业，以合法公司面目示人。帮中的老大等则在公司、企业中充任经理、董事之类的角色。他们经营的“讨债公司”在社会上更是横行霸道，甚至拥有各种合法的商店，建有名目繁多的机构，从事建筑、水电、桥梁及公路、铁路工程的承包施工工作，并开设银行，投资金融事业代办运输，插手营运事业。尤为骇人的是，他们介入地方选举，操纵地方政务，有相当一部分帮派骨干分子跻身政界，直接参与政务活动。这些情况，我在1994年2月就曾形成过一篇文章，发表于《羊城晚报-港澳海外版》。时隔数十年，再看很多黑恶势力的发展，如出一辙。

港澳台黑社会组织的发展轨迹，并未停留在影视剧或遥远的媒体消息，而是悄然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说当年的暴力令人恐惧，如今，披着“合法外衣”的侵害则更让人防不胜防。

与公众密切相关且是媒体曝光量最高的，当数物业霸凌业主。比如：某物业经理因与业主争执，持空心钢管追打业主；一名女业主遭四名男子围殴长达30分钟，期间被拖入卫生间、衣物被扒至仅剩内衣，物业居然回应称“超出管控范围”；小区业主因反感催费短信，被限制车辆进出小区及车库，形同“有家难回”；物业封停门禁卡，强制业主缴纳费用后才恢复使用；为催费，指使保安深夜猛烈拍打业主家门，惊醒熟睡儿童，持续多日实施精神骚扰；业主投诉公摊费不透明后，物业拒收其正常缴纳的物业费，并禁止其车辆进入小区；霸占业主空置新房7年，私自改造成员工宿舍，杂物堆积、环境脏乱，业主持房产证维权时反遭辱骂：“有本事你去告我！”诸如此类，物业乱象涵盖暴力伤害、限制业主权利、精神骚扰、非法催收、侵占财产与公共空间等多个方面，还公然对抗司法与监管，将物业服务异化为“管理霸权”，滋生系统性侵权，为恶一方，业主苦不堪言。

物业霸凌尚且依托于“服务合同”这一幌子，而在城市建设领域，黑恶势力则更进一步，直接将暴力行为伪装成商业行为，使得非法与合法的界限更加模糊。

比如，有一种“拆迁公司”，黑恶势力通过注册拆迁公司或与拆迁公司合作，将暴力手段“合法化”：以“协助拆迁”为名实施恐吓、殴打、非法拘禁，通过合同形式将非法行为包装为“协商谈判”，一旦发生冲突，公司可主张其为民事纠纷，大幅增加执法部门的介入难度。

还有“讨债公司”，以“商务咨询”“资产管理”等名义注册，实则从事暴力催收，以完整的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将传统的暴力讨债行为“制度化”，导致被追债人陷入生活乃至生命困境、企业无法正常经营。

还有“沙石建筑材料公司”，因其资源稀缺性、运输依赖性和地方保护色彩，已经是垄断经营的传统阵地，也是“洗白”的天然土壤，吸引黑恶势力控制矿山、砂场，牟取暴利！

还有很多家庭谈虎色变的“校园贷公司”“金融贷款公司”，更是披着金融外衣的暴力掠夺。他们利用大学生、低收入群体金融知识匮乏，以“金融创新”“普惠金融”为名，设置陷阱条款，通过电话轰炸、上门滋扰、曝光隐私等软暴力手段催收，毁掉了不少年轻人的人生乃至生命。

还有传统小微企业被迫接受‘投资入股’‘合作经营’，实为黑恶势力渗透……

面对这些乱象，普通民众看到的往往是孤立的事件，但在专业人士眼中，这恰恰是一条清晰的黑恶势力演进链条。

一位政法部门工作的朋友曾给我解读：

恶人，街头暴力只是最原始的形态，比如纠集刑释人员，开赌场、放高利贷，暴力讨债、故意伤害，以此垄断本地某种业务，形成基层的“村霸”雏形。

公司化伪装则是洗白转型的进阶，他们成立土石方、混凝土公司，以“合法经营”为掩护；核心成员成“老板/高管”，打手变“员工”；“以黑护商、以商养黑”，暴力阻拦外来施工，强揽本村工程，用“合同”强迫交易。

行业垄断形成区域寡头则是又一次的进阶，他们深耕某一个或者多个行业，形成区域性垄断，并通过暴力、串标、排挤对手控制定价与渠道。这些寡头资产过亿、跨区经营、多层公司架构，被俗称为“沙霸”“市霸”“房霸”“贷霸”。

他们不会就此甘于止步，于是，又有了再一次的升级：红顶漂白，向体制内渗透。通过贿选、买官、拉拢进入基层政权或获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或深度“围猎”官员，建立保护伞网络；垄断工程、土地、矿产等公共资源的审批；黑、商、权深度绑定，乃至对立法和行政施加影响。这样的典型案例很容易看到。

恶人转型的最高级形态，最终演变为政、商、黑三方勾结的一体化形态。

大方向上，大家看的也很明白：黑恶势力“五层进化”的关键识别点，在于表面是什么，背后有什么；主营业务是否垄断，利润是否异常，竞争对手是否还“活着”；公司架构、资金往来、合同及诉讼是否正常；与地方官员的交往及项目审批进程状态。以已经发生的诸多案例来看，近些年来，他们高频渗透、需要重点盯防的行业主要包括基建、物业、金融、农贸、资源、基层。新的演变，还需要持续观察剖析。

面对不断“升级换代”的黑恶势力，其越来越难以界定的隐蔽性，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遗憾的是，现行的法律武器在面对这些新形态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现行法律对黑恶势力犯罪缺乏专门规定，法律框架的“过时”也是突出问题，亟需与时俱进地完善刑法相关条款以加强打击力度。比如《刑法修正案（八）》加大了对涉黑犯罪的刑罚力度，但仍存在没有配置财产刑、针对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法定刑偏低等问题；涉黑案件中取证难是普遍的问题、黑恶势力涉案财产处置面临多重困境，以及行刑衔接不畅、执法协同不足等等的问题都亟待解决。

这样的局面难免让人忧心。法律条文的修订固然重要，但若只盯着条文而忽略了人性的本质，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因为无论法律如何完善，恶总会寻找新的缝隙生存，就像自然界中那些善于伪装的生物一样。

自古以来，恶人从来没有被清理干净过，当然，也是不可能清理干净的。原因不仅在于恶是人性使然，人类根本无法彻底切割；另一方面，则是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年代，会换“马甲”，会“蜕壳”。

我们都清楚，换了马甲蜕了壳的东西，无外乎有两种，一种是美丽的升华，一种是毒恶的升级。譬如蛇与蜥蜴，当它们的角质鳞片无法随身体生长的时候，就会蜕去旧皮，适配新的躯体。恶人们会换“马甲”、会“蜕壳”是很可怕的，就比如，都知道蜱虫之害足以致命，但是，没有吸血的蜱虫只有黑芝麻大小，趴在草叶之上，根本不起眼，叮咬人之后，才会觉察它的存在，防不胜防。

老子云：“名可名，非常名”。现代人总有一种错觉，以为历史上的那些都有“历史局限性”，以为自己及这几代人，超越了历史，胜过了古人，今昔对比，历史上的很多东西已经湮灭于历史的车辙里，殊不知，奸还是奸，佞还是佞，恶还是恶，仅仅换了面孔，裹了一层现代的包装。不囿于名目，不惑于表象，直指本质，方能去伪存真，除恶务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