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桑·派克与“第三条道路”之间的争论，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围绕民主党走向的争夺。有一点几乎无可否认：在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的问题上，民主党选民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盖洛普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全国民调显示，41%的美国人同情巴勒斯坦人，36%同情以色列人。这是自盖洛普2001年开始追踪这一指标以来，以色列首次未能在美国民意中保持明显领先。在民主党人中，这一差距更为悬殊：65%站在巴勒斯坦人一边，只有17%支持以色列人。
皮尤研究中心3月的一项调查则发现，60%的美国人如今对以色列持“非常不利”或“有些不利”的看法，较前不久上升7个百分点，较2022年上升近20个百分点。在民主党人及倾向民主党的选民中，这一比例升至80%。
这种变化发生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及以色列随后在加沙发动残酷战争之后，并且正越来越多地对两党民选官员构成挑战。尤其是民主党人，似乎更公开地质疑本党在向以色列提供进攻性武器等问题上的立场。
但除了政策层面，民主党在以色列问题上面临的新困境，也关乎语气和边界：对以色列政府的哪些批评是正当的？哪些会滑向反犹主义？又该由谁来决定这场争论中什么是可以接受的？
从这两场对话中，我得出了三点认识。第一，“第三条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派克的过去，也误读了他的政治目标。考恩的核心论点是选举层面的：与派克走得太近，会让民主党“比主流更极端”，削弱该党赢下共和党地盘和摇摆选区的能力。他对我说：“这个国家不需要两个极端政党。”
作为证据，他不断回到选举成绩上。考恩说，自2018年以来，得到温和派支持的候选人大约把50个原本属于共和党的众议院席位翻成了民主党席位；而他认为与派克有关联的左翼团体——“我们的革命”和“正义民主党人”——按他的说法，“一个都没翻过来”。
但这种说法忽略了派克更大的目标。无论派克是否存在，民主党都必须面对一些促成他走红的问题：如何在新的互联网传播经济中争夺注意力，如何接触年轻男性，如何回应一个对本党外交政策越来越失望的支持基础。正如我对考恩所说，“哈桑·派克的政治信息显然是有受众的”，而有关以色列的民调显示，这个受众如今已不是边缘群体，而是民主党基层中的大多数。
从两场采访中可以清楚看出，派克并不打算帮助大多数民主党人当选。他想扶持的是特定候选人，并借此拉动整个政党的重心，就像“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通过初选重塑共和党那样，而不是靠赢下摇摆选区来实现。
派克对我说：“改变民主党并不是什么虚荣心工程。改变民主党，确保我们拥有一些真正敢斗争的人……实际上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持久的变化。”即便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的目标也不是传统意义上在红州翻蓝，而是把更多资金、注意力和政治筹码引向他支持的候选人和政治主张。用考恩那套“翻转席位”的尺子来衡量他，抓不住他真正要做的事。
第二，派克的挑衅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有意为之。当然，“第三条道路”的批评也并非凭空捏造。派克说过的一些话，确实令人不适，而且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面对一段数年前贬低麦莉·赛勒斯的视频片段，派克承认自己失言了：“太尴尬了……我当然为此道过歉。这显然不代表我现在的价值观。”
但这种悔意显然有边界。对于把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称作“近亲繁殖”的说法，他没有道歉，而是将其重新解释为自己针对“族裔民族主义者”和“激进定居者”使用的贬称。对于“第三条道路”指认为反犹辱骂的“猪狗”一词，他称自己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说法的历史含义，随后又质疑批评者是否真诚。
至于最受抨击的那句话——“我每一次都会投票给哈马斯，而不是以色列”——他完全没有退让。“我要把这个立场再加码四倍。”他说。此前，他已经在别处“三倍加码”地坚持过这一说法。他说：“这就是故意挑衅，但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他的政治立场，这种挑衅都是一种策略，而不是意外失言。
第三，精英式的边界管控已经不再奏效。我从两场对话中得到的另一个判断是，“第三条道路”试图进行的那种把关，可能已经失灵，甚至会适得其反。在一个以争议驱动流量的直播经济中，建制派若试图把派克塑造成“不可接触的人物”，效果更像是在给他免费做广告，而不是把他隔离出去。
谈到民主党内部的批评者时，派克说：“你们的嘘声对我毫无意义，因为我见过什么样的东西会让你们欢呼。如果他们想站在一个90比10议题中的10%那一边，那对我来说会非常有利。”
派克对我说：“在2023年10月8日，说出我现在说的这些话时，处境要孤独得多。现在已经不那么孤独了。”这正是民主党中间派守门人面临的困局：“第三条道路”对派克最反感、最想把他清除出去的那一点，恰恰越来越成为他持续爆红的原因。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