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刷手机，看到网上又开始热议“第一批去深圳的人”。有人成了老板，有人开了公司，更多的人默默无闻，最后回到了老家。我是1986年去的深圳，算算日子，快四十年了。
我叫老张，山东临沂人，现在在济南做点小工程，偶尔回深圳看看老地方。这三十年，从扛沙石料的打工仔，到包工头，再到小老板，最后又回到山东，一路走来，心里头总有些话想说。
睡在通铺上，活得像野草
1986年秋天，我跟村里几个人一起去的深圳。
那时候我二十三岁，家里穷，弟兄三个，我是老大。在村里种地，一年到头也赚不了几个钱。听人说深圳特区搞得好，去了就能挣钱，我就动了心。我妈不让我去，说我去了谁种地。我说：“种地能种出个啥来？”
临走那天，我妈给我煮了十几个鸡蛋，塞给我五十块钱。她说：“路上省着点花。”
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硬座，到了深圳火车站。
我站在出站口，整个人都傻了。那地方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到处都在建房子，到处都是叮叮当当的声音。马路上人挤人，说话的口音我听不懂。我背着用化肥袋子改的行李，站在那儿，心里头空落落的。
先得找地方住。一个同乡带我去了龙华那边的一个工棚。那工棚是用竹子和油毡搭的，四面漏风，里头通铺，一排能睡十几个人。被子是那种军绿色的，硬邦邦的，不知道多少人睡过。
我问老板：“多少钱一晚？”
老板是个湖南人，矮矮胖胖的，说：“五毛，包水，不包电。”
我说：“行。”
第一天晚上，我躺在那个通铺上，听着周围此起彼伏的鼾声、磨牙声，闻着汗味、脚臭味，怎么都睡不着。蚊子特别多，嗡嗡地在耳边响。我拿衣服蒙着头，可还是被咬得满身包。
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去找活儿干。
那时候深圳建筑工地多，我去几个工地问，人家看我瘦，都摇头。我说我力气大，能吃苦。人家说：“你这身板，搬砖都够呛。”
我在街上转了两天，钱快花完了。
饿了就买两个馒头，就着自来水吃。晚上回到那个工棚，看着周围那些跟我一样的打工仔，一个个累得倒头就睡，我心里头忽然有点慌。我说：“我这是干啥来了？”
第三天，我找到一个砂石场。老板是潮汕人，看我一眼，问我能干吗。我说能。他说一天两块，包午饭。
我说干。
第一筐沙石料背起来，我差点栽倒。那筐少说也有百十来斤，得从河滩背到卡车上。一天下来，肩膀磨破了，血粘在衣服上，晚上脱衣服都扯着疼。
同住的四川人老李说：“第一天都这样，过两天就好了。”
我说：“老李，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
他说：“啥时候是个头？啥时候你不想干了，就是头。”
我那时候年轻，二十来岁，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我咬咬牙，坚持下来了。
日子一天天过，我在砂石场干了小半年。每天天不亮就起，天黑才回。工棚里热得要命，晚上睡不着，就跑到外头树底下乘凉。有时候看着深圳的灯火，心里头想，我啥时候能在这个地方有个自己的窝？
那时候最盼的就是下雨。一下雨，工地不能干活，我们就可以休息一天。可下雨天工棚漏水，被子都湿了，睡起来更难受。
跟我一起去的同乡，有的熬不下去，回家了。有个河南的小伙子，干了两个月，攒了五十块钱，买张火车票回去了。走的时候跟我说：“老张，我受不了了，这哪儿是人过的日子？”
我没说话。
我心里头憋着一股劲儿，我不想就这么回去。我不想让村里人看笑话，说老张家的老大出去没几天就灰溜溜回来了。
从工头到“赌徒”
在砂石场干了大半年，我认识了一个人，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他姓陈，是个包工头，潮汕人。有一次他来砂石场要料，看到我干活卖力，就问我想不想跟他去工地干。我说想。
他让我去了他的工地，先是干杂活，搬材料，打扫卫生。我什么活都抢着干，不怕脏不怕累。陈老板看我实在，就让我跟着他学看图纸，算物料。
我这人没什么文化，初中都没毕业。那些图纸我看不懂，那些数字我算不过来。可我知道，这是个机会。
我晚上回到那个四面漏风的工棚，就对着图纸和本子，一点点琢磨。看不懂就问工地上懂的人，一遍不行就两遍。有时候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可我还是坚持。
陈老板说：“你小子有股子韧劲儿。”
我说：“我不韧，我就没出路。”
慢慢的我开始能看懂简单的图纸，能算一些基本的物料。陈老板就让我带几个工人，干一些小活。
到了1988年，我在深圳已经待了两年多了。
我从一个单纯的搬运工，变成了一个小工头。带着十来号人，跟着陈老板在几个工地之间跑。我的收入也涨了，一个月能挣一百多块钱。
这在当时，算不错了。
可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我还是住在那个工棚里，吃的还是馒头咸菜。我想着，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1989年，机会来了。
陈老板接了一个项目，是盖一个商业广场。那项目很大，他一个人吃不下，想找人合伙。他问我想不想入伙。
我说：“陈老板，我没钱。”
他说：“你没钱，可你有技术，有经验，还有人。”
我说：“那我能干啥？”
他说：“你技术入股，我给你一成。”
我那时候哪懂什么叫技术入股。我只知道，这是个机会，不能放过。
我咬咬牙，答应了。
可项目一开工，我就后悔了。
那项目太大了，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工地。几百号工人，几十台机器，天天叮叮当当。我白天在工地上跑，晚上算账，几乎没睡过囫囵觉。
最要命的是资金。项目需要垫资，陈老板的资金也不够。有好几次，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我去跟陈老板说，他说：“再等等，钱马上就到位。”
可等了好几天，钱还是没来。
工人们开始闹情绪，有的说要罢工。我急得嘴上起泡。我把我所有的积蓄——两千块钱——拿出来，先给工人们发了工资。
陈老板知道了，骂了我一顿：“你自己的钱都拿出来了，万一项目黄了怎么办？”
我说：“不发了工资，工人都跑了，项目就真黄了。”
那段时间，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时候。
有时候半夜睡不着，我就爬到工地的楼顶，看着深圳的万家灯火。我想，我要是失败了，怎么办？我这几年攒的钱全搭进去了，我还有脸回山东吗？
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
我想起我离家时候，我妈给我煮的那十几个鸡蛋。想起我答应她的话：“妈，你放心，我一定混出个人样来。”
不行，不能退。
我硬着头皮，到处去跟人借钱。求了很多原来我求都够不着的人。好多人把我赶出来。也有人帮我，比如几个工友，他们凑了几千块钱给我，说：“老张，我们相信你，干完了记得给我们发工资就行。”
我这心里头，热乎乎的。
项目终于竣工了。那个商业广场落成那天，我站在底下抬头看，玻璃幕墙在太阳底下亮得刺眼。
我和陈老板，成功了。
我分到了六万块钱。六万块！这个数字让我觉得，我之前吃的苦全变成了甜。
陈老板跟我说：“老张，你现在是老板了，以后可以单干了。”
我说：“不，我就跟着你干。”
他说：“也行。咱们一起再做大一点。”
身份迷思：在哪儿才是家？
1991年到1995年，是我事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期。
我跟陈老板又合作了几个项目，手头慢慢宽裕了。我在福田区租了个小房子，终于有个像样的住处了。我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深圳。
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在深圳，我是“外地老板”。跟本地人打交道，人家表面上客气，可骨子里还是把你当外人。回山东老家，我又成了“归乡陌生人”。村里的老少爷们见了我，都说：“老张发达了，成大老板了。”可我知道，他们看我的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有时候问自己：我到底算哪里人？
1996年，我父亲病重。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工地上开会。我二话没说，买了最近的一班火车票回山东。见到父亲的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了。他拉着我的手，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泪。
我跪在床边，说：“爸，我回来了。”
他点了点头，闭上了眼睛。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我在老家住了几天。看着熟悉的老院子，看着村口那棵老槐树，我心里头忽然很难受。我在外面打拼这么多年，父母老了，病了，我都没能在身边尽孝。
回到深圳后，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这辈子拼死拼活，到底为了什么？
为了钱吗？我现在有钱了。为了面子吗？我在村里也算有面子了。可我心里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深圳的建筑行业受到了很大冲击。很多项目停工，很多公司倒闭。我跟陈老板的公司也遇到了困难。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三个月没发工资。
我老婆跟我说：“要不，咱们回山东吧？在老家，日子总不会比现在差。”
我说：“再等等，再等等。”
可等来的，是更大的打击。
1998年，我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合作伙伴跑路了，尾款收不回来，我还得倒贴工人的工资。前前后后亏空了二十多万。
那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我真想从二十层楼跳下去。
那段时间我整宿整宿睡不着，头发一把一把掉。我老婆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把她婚前攒的压箱底的钱全掏出来给我，她说：“不够的话，我去找我哥借点。”
我说：“你别管我，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她没说话，就拿了一碗面条放在桌上。我气得拍桌子，把碗摔了。她也红了眼圈，但还是蹲下来，默默收拾了地上的碎片。
收拾完，她说了一句：“穷日子咱们又不是没过过。去讨饭，我跟着你也能讨一口。你别把自己逼垮了。”
我一个大男人，蹲在客厅地板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
寻根与回归
2000年以后，我开始慢慢把事业重心往山东挪。
我在济南注册了一个小公司，开始接山东的活儿。原本以为挺简单的一件事，但还是遇到了大问题。我在深圳的团队，不愿意跟我北上。很多人都说吃不惯北方的面食，受不了北方的冷。
我说：“那你们留下，我在山东重新招人。”
2001年到2005年，算是我又一次从零开始的经历。虽然手头有了些资本，但在新市场里，你的资历、关系和人脉全都得重新建立。各种饭局、喝酒应酬，累得我怀疑人生。
有时候我在济南的酒桌上，看着那些笑眯眯的本地老板，不知道他们心里对我想的是什么。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把我当回事。
有那么一次，我觉得特别难受。一个看着比我还年轻的后生，在酒桌上当着很多人拍桌子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一个外地人，凭什么来分这块蛋糕？”
我那天没忍住，当场把酒杯摔了，指着他骂：“凭我这个人不认输！我他妈从山东临沂到深圳，睡过通铺，扛过水泥，没靠过任何人。你算老几？”
后来那单生意自然黄了。
我老婆知道我受委屈了。她没说什么大道理，就说：“咱不对自个儿生气。”
我心里头舒服多了。
人到了这个岁数，也渐渐不那么容易上头了。2006年以后，我在山东的摊子才慢慢有了一点起色。
最重要的是，我跟几个本地有实力的企业搭上了线，合作了几个大项目。我不再是孤身作战，有了靠谱的盟友。
对于深圳的公司，我慢慢退出了日常的经营管理，放权给原来的副总。我每个月回去开一次会，处理一下重大问题。我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陪伴家人上。
女儿已经上高中了。她开始嫌弃我穿得土，嫌我不懂得流行。她跟她妈更亲近。我有时候给她讲我小时候的事，她头都不抬，在手机上刷来刷去。
儿子倒是爱缠着我，让我讲工地上的故事，讲怎么开挖掘机。他是真的崇拜我。
看着他那双崇拜我的眼睛，我仿佛又看到了自己当年那种做什么都想要试试的虎劲儿。
三十年的回响
现在，我六十岁了。
前几年，我在济南买了栋带院子的房子，有空就种些花、豆角。老婆在院子里养了两只鸡。
有一天傍晚，我和老婆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看着天边的晚霞。我问她：“你说，当年我要是没去深圳，现在过的会是啥日子？”
老婆白了我一眼：“你是不是傻？哪有男人愿意一辈子在村里种地的？”
我俩一起笑了。
隔壁老王偶尔会过来跟我们聊天。他问我：“老张，你这辈子最得意的是啥？”
我说：“娶了个好老婆。”
老婆在旁边收拾碗筷，听了这话，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她没回头，但我看到她嘴角翘起来了。
有一次女儿从大学放假回来，带了本杂志，上头有一篇文章讲的是几个第一代去深圳打工的人。她给我看，说里面有个跟你经历很像。
我翻了翻，没说什么。
我不好跟后辈讲太多个中滋味。在外头打拼的苦，只有牙打碎了往肚里咽的人才懂。
可我心里清楚，每一个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身上可能都背着一座山。
现在这个时代好了，年轻人想做什么，选择多得很。他们不用像我一样，背井离乡去拼命，去试图打破那仿佛一成不变的命运。真好。
今年国庆节，我带全家人回了一趟临沂老家，给我父母上坟。
我跪在父母的坟前，烧纸，磕头。
老婆和我并肩跪着。俩孩子站在我们身后。
我们谁也没说话。风从田野上吹过来，把纸灰卷得老高。
儿子问我：“爸，你许愿了吗？”
我说：“没许。爸这一辈子，最想要的，都已经得到了。”
女儿在旁边嗤笑了一声：“爸，你这文艺得不像你。”
我也笑了。有些话，大概只有亲闺女才能当你的面讲出来。
我想起1986年，我离开村子去深圳的前一天，我妈给我煮的那十几个鸡蛋。
——那是我的起点。
也是我一辈子的光。
从一无所有到站稳脚跟，你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财富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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