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一所著名学府的招牌，竟源于一个信封上的地址吗？这绝非杜撰，山东大学的校名题字背后，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机缘。
1964年3月18日，一封来自中南海的信件几经辗转送到济南。收信人是山东大学教授高亨。信封上赫然写着“青岛 山东大学”。此时的山大早已由青岛迁至济南。毛泽东主席凭记忆写下旧地址。这一笔误，反倒成就了一段传奇。信封上“山东大学”四字笔走龙蛇，气吞山河。校方如获至宝，顺势将其镌刻于门楣，沿用至今。天下事往往无巧不成书。谁能料到，百年名校的招牌竟源自这般无心插柳？
翻开历史的画卷，高亨其人跃然纸上。1900年生于吉林双阳的农家。八年私塾寒窗苦读，四书五经烂熟于心。1923年踏入北京师范大学。次年转入北京大学。1925年更名高亨，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彼时学界泰斗梁启超、王国维皆为其师。梁任公见其论文《韩非子集解补证》才气纵横，欣然赠联：“读书要最识家法，行事不须同俗人。”高亨自此立志追随清代朴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的步伐，扎根文字、声韵、训诂之学。此后半生颠沛流离，先后辗转东北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西北大学执教。1953年南下青岛，扎根山东大学中文系。在山大期间，他笔耕不辍，完成《诸子新笺》《周易古经今注》《诗经今注》等皇皇巨著，学术声望日隆。他的一生，生动诠释了何谓“板凳甘坐十年冷”。
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1963年10月至11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京召开。高亨应邀出席。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将高亨引荐给毛泽东。主席亲切握住他的手，笑问是研究文学还是研究哲学。高亨谦逊作答，自认于古代文学与古代哲学皆有兴趣，惜无建树。主席微笑着说，早已读过他关于《老子》《周易》的论著，多有嘉勉。一介布衣学者得逢知己，高亨内心的激荡可想而知。返济后，他立即将六种著作附上一信，托周扬转呈主席。这是两人的第一次鸿雁传书。
时光流转至1964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版《毛泽东诗词》，增补十首新作。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顺势组织笔谈。高亨挥毫写下《水调歌头·读毛主席诗词》：“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此词气象万千，上阕赞主席经天纬地之才，下阕叹其诗词横绝古今，纵是李杜苏辛亦难望其项背。高亨将此词连同贺年短函，再次寄呈中南海。
月余之后，毛主席亲笔回信。信文寥寥数语：“高亨先生：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安吉！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这“高文典册”四字，典出晋代葛洪《西京杂记》，原指朝廷重器之文，主席借此盛赞高亨著作堪称经典。主席未评那首《水调歌头》，想来被赞者不便自夸，留白亦是君子之风。高亨得此墨宝，视若珍宝，特制镜框悬于书房。上世纪70年代初，北京图书馆征集主席手迹，高亨万般不舍，终为顾全大局慨然上交。
那首《水调歌头》流传开后，因气势磅礴，竟被民间误传为毛主席新作，广为传抄。1966年，《人民日报》特意重新刊发此词，郑重标明作者乃山东大学教授高亨，方才正本清源。
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高亨亦受冲击。1967年8月，在主席直接关怀下，他被借调进京，先住中华书局，后由文化部安排，实为保护，专事古籍研究。自此告别执教十余载的山东大学。他心系泉城。1981年山大校庆，他赋诗志贺：“五十五年齐鲁地，泰山耸耳听书声。”拳拳之心，天地可鉴。1986年2月2日晨，高亨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逝前两日，仍在伏案点校《商君书》，真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
漫步今日山东大学校园，抬眼便见那四个遒劲大字。这段往事，不仅是一则文坛佳话，更是一面镜子。它映照出领袖对学者的礼遇，学者对学问的赤诚。在喧嚣浮躁的当下，这份纯粹的治学精神，这份不期而遇的知遇之恩，尤显珍贵。它告诉我们，真诚的学术与质朴的交往，终能穿越岁月，留下不朽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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