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许多篇学习西方一些国家取得成功的原因，旨在提醒大家：这些国家成功的经验，究竟在什么点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采用什么样的路径，便可迎头赶上？
绝对没有媚这媚那的意思。如果我夸谁就是媚谁的话，那就和大多数男人不敢夸别的女人漂亮一样——虽然他们走在大街上，看到形容姣好、气质如兰的美女，也会忍不住多看几眼，心里暗暗赞叹几句：长得真带劲。
如果家中河东狮也在身边，他是屁也不敢放一下的。可如果他吃了什么一级保护动物的胆，敢出声叫一声好，我保证你老婆不会打死你，她肯定会大喝一声：别人好，那跟别人去！这么媚外，怎么不跟他过？
这其实和大多数的喷子一个路数——叫好并不一定就非得跟着去。再说了，你跟着去，人家会要你吗？
话说远了。
一、成功路径：不是人的问题，是治理的问题
我之所以会古今中外的比较来比较去，从多个角度说，其实就是想让大家明白：成功的国家和成功的个人一样，都有一定的成功路径。这个路径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治理水平的问题。
大家公认，华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最勤劳、最能吃苦耐劳、适应性最强、最包容——最多的我都列举不完的优点。可他们却有一项最要不得的弱点，那就是治理水平不太行，尤其是公共治理这一块。这一项短板拉低了他们的整个水准。
如果把这个短板补上，那华人的优势，真的就会无敌。
二、所谓的“国民性”，其实是“治理逻辑”
我们所谓的“国民性”，其实并不是国民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是人性里都有的弱点，不是哪个民族特有的。这种劣根性能被放大，说到底，仍然是治理逻辑出了问题。
这里的逻辑，最重要的有两条原则：
一是重程序，二是不变通。
而华人则太会变通。上善若水，遇到任何问题，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绕过问题。问题没解决，他的事解决了。所以导致他们对复杂细致的程序兴趣不大，心里总感觉制度只是个样子，总能变通，缺少对制度的敬畏和严守。
这才是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一定要补上这个短板。
三、梁启超100年前的洞见，今天仍不过时
梁启超先生在《新民说》中说，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文中反复强调：制度改革是国家富强、学术发展、国民进步的根本原因。说中国的问题并非国民缺乏音乐、哲学等精神修养，而是专制制度、落后的政治法律制度，束缚了社会的发展。
他主张：变法之本，在于人才；人才之本，在开学校；学校之方，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这段话是100多年前说的，放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
是的，人生下来本可以学学艺术，搞搞哲学，享受享受人生，看一看星辰大海——本来是这样子的，搞一些滋养人身心的事。可是由于我们一直忽视了治理的重要性，或者说我们不懂如何达成一个自下而上、由表及里、细致而全面的治理模式，所以导致我们在别的领域取得的成就，总是在反复，不牢靠。
那么我们还得先回过头来，再重新重视治理的重要性。
用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工具理性要优先于价值理性。
也只有解决了治理问题，才是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前提。音乐、哲学、科技、艺术等精神文化的研究才能真正落地，人的生命意义才能在健康的社会框架中实现。
四、好的治理，不是把人当工具
而我所说的治理问题，并不单指完备的法律和复杂的管理体系，而是一整套自下而上、每个人都能置身事内的内驱力，形成一整套社会联动的有效治理——而不光是把普通人当成被管理的工具。
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社团，都是这样。
好的企业治理，一定是人人能自觉维护，人人也能参与其中，人人都清楚自己在公司里的职责和作用的集体，而不是只是一个工具人，被动干活，消极应对。
这种好的治理，一定要让员工有归属感、获得感和被尊重的感觉，他才会积极参与到大家的治理中来，积极地维护这一系统的运行，而不是一个旁观者。
再加之以奖惩分明，待之如兄弟；制度上杜绝管理漏洞，一是一，二是二，不通融，不变通。大家都觉得公平公正，那么大家都会维护。
于是正反馈便可形成，逐渐内化成一种驱动力。此时，一个好的治理便形成了。
好的治理，就是要维护公平正义，而不能让歪门邪道大行其道。如果歪风和潜规则流行起来，人们便会抛弃风清气正的正道，转而投机取巧。
华人聪明勤劳，全球公认。但为什么总是差一口气？
梁启超100年前说：问题在“变官制”。今天，我们找到答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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