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通缩周期，有一件事是必须做的，这就是增加市场的货币供应。
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凯恩斯主义的选择，通过投资和扩大财政赤字，以负债的形式在生产端上发力，创造市场需求，带动起就业与收入，最终提高了社会总需求，传导到消费端，形成完美的闭合。凯恩斯主义的逻辑是，在经济萧条时，私人部门不敢花钱也不敢投资。政府就站出来当“最后借款人”，通过发债借钱来搞大基建。政府把钱花出去，供应商卖掉了材料，包工头拿到项目，工人拿到工资，工人再去消费，这就形成了经济学上著名的“乘数效应”。
经济学家会告诉你，理论上没问题。
二是直接走需求端，这多少有点货币主义与自由市场派的色彩，相当爽，什么心也不操，直接直升机撒钱”（Helicopter Money）或者大规模减税/发放消费券。运作逻辑是： 直接把钱塞进老百姓的口袋里。老百姓手里有钱了，就会去买面包、买衣服、换手机。企业一看市场上有人买东西了，为了赚钱，自然会去扩大生产、雇佣工人，于是创造出了上长升螺旋。也一样可以实现从生产到消费的闭环。
无论哪一种方式，都要将增量货币注入市场，提高市场的总需求。
那么 ，问题就来了：中国适用于哪种方式。
虽然实际操作生产端与需求端的政策并行，但方向仍然是决定性的。
两种方式各有各的问题，就中国而言，投资拉动的暗面几乎无法回避，因为是自上而下地创造就业和需求，是指令经济，钱花在哪很确定，能不能产生效率很不确定，投资不能带动就业与收入，整个经济就卡死了，成了一年复一年在堆积债务；消费拉动的好处是不会像搞基建那样容易建出一堆没用的“白象工程”；但发了钱很可能是“事倍而功半”，都去还债了，将债务转移给了政府，消费一如既往。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自发秩序，对办公室精英来说，是最大的不确定。
现在是两条路都在走，两条路上都有障碍，都没走通。
根本的原因是，不相信市场。对市场有天然的恐惧，投资本应该以拉动市场需求为目的，而不是去完成某一个宏观文件设计的计划，那只会拉开生产与需求的口子，宏观计划是量力而行的事，如果前置了，那还要市场经济干什么，这种内在的矛盾只会越调越拧巴。
如果相信市场就不要学李稻葵，去算几倍乘数的账，它不是个算账的事，是自发机制，自带乘数效应。而所谓的根本问题，是政府自己的事，是财政的钱都用在了哪，为什么没有取之于民，形成充分的正反馈。
我们始终走着一条自上而下的路，自上的起点很确定，而下的终点很不确定，没有勇气走一条自下而上的路。
这其实是在重复日本当年的故事，1990年代，日本也是先走了10年“自上而下”（修大坝、修路），发现没效果；2000年后转向“自下而上”（给老人、儿童、全民发钱），才逐渐看到通缩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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