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看近代史的时候都有一个疑问，晚清到民国时期经常发生战争，军阀们为了争夺土地和权力进行了激烈的冲突，为什么偏偏不敢动海关和盐务署里坐着的英国人？
这群外国人在中国的财政大权上管理了五十年，靠的绝对不只是背后的军事力量。说白了，是因为这群英国人手里掌握了一套其他人无法独立运作、也无法离开的核心账目。
一、
咱们先来看看当年的历史背景，那时候的中国社会局势非常混乱，清朝灭亡以后，北洋军阀天天在各地进行战争。
进行战争最需要的就是资金，当时的总统袁世凯为了维持统治，在1913年向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这五个国家的银行团借了一笔资金，被称为善后大借款，总额达到了2500万英镑。
外国银行团借出这么多资金，需要明确的还款保证。
当时中国政府手里比较稳定的收入是海关的关税，但关税早就在之前的各种赔款里抵押出去了。
于是，外国人就把目光集中到了中国的另一个财政收入来源，那就是盐税。
为了保证中国政府能按时还钱，英国人丁恩被任命为盐务稽核总所的总办，开始全面管理中国的盐税。在这之前，英国人赫德已经管理了中国海关几十年。
当时的中国处于地方军阀割据的状态，每个省的督军都极力插手地方事务，地方上的盐税管理账目非常混乱。
传统的中国盐政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灰色收入和地方截留，地方官员开出的税单根本没有统一的标准。
丁恩刚上任的时候，面临的局面非常糟糕，地方军阀一看到外国人要来收走他们的资金来源，都表示强烈反对，甚至直接派兵包围地方的盐务机构，强行要求把税款直接交到军阀私人的账户里。
这种情况和古代地方统治者向外寻找利益的记录非常相似，军阀们见到盐务官员的第一句话通常就是，你能给我带来多少现钱？如果不能立刻提供资金，他们就要动用武力。
不仅如此，当时的各种地方利益集团也对英国人的介入进行了强烈的抵制。
传统的盐商、地方的税务官僚联合起来，通过隐瞒产量、少报实际数量、制造虚假账目等手段，试图让英国人的管理失效。
他们在外散布言论，批评英国人的管理办法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认为在各省混战的局面下，根本不可能建立起统一的税务制度。
英国人当时在各个省份都遭遇了极大的阻碍，很多地方的稽核分所甚至一度无法正常办公。
在这种长期的混乱和对抗中，英国人逐渐明白了一个事实，过去的中国虽然财政混乱，但好歹还有一个中央政府的框架在维持。
而到了民国初年，连这个基本的框架都彻底不存在了，军阀们谈论的只有土地和兵力，根本没有人愿意坐下来配合他们进行精细的财政审计。
因为精细的审计见效太慢，根本没办法满足军阀们立刻要发军饷、买军火的迫切需求。
面对这种局面，英国人只能依靠自己手里的一套管理技术，在没有任何地方配合的情况下，强行切断地方军阀对税款的直接接触，建立一套垂直的管理网络。
二、
既然地方不配合，那英国人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核心账目来牢牢控制中国财政命脉的呢？
这套账目说白了，就是一套基于现代会计学和跨国银行托管的资金流动程序。
第一套最核心的账目，就是外资银行设立的常设“第一号”和“第二号”解款账户。英国人做出了一条硬性规定，全国所有口岸收到的关税、所有产盐区收到的盐税，绝对不允许存入中国政府自己的国库，也不允许存入地方财政厅，必须在收到的当天直接存入外资银行的特定账户。
这个过程非常机械和严格，资金一旦进入银行，首先会进入第一号账户，这个账户叫作偿债专户。
每天银行在结算的时候，系统会根据当天的国际汇率，自动把偿债专户里的钱扣除掉，用来优先偿还中国政府欠外国的贷款本息以及庚子赔款。
只有当第一号账户里的金额完全达到了外国债权人的要求之后，剩下的资金才会划入第二号账户，也就是运营与余款专户。
第二号账户在扣除了海关和盐务署自身的行政办公开支之后，剩下的尾款才会发放给中国政府，当时叫作“关余”和“盐余”。
中国政府每天能拿到多少钱，完全取决于英国人对这两个账户的结算结果。
第二套账目是基于“华洋会签”的垂直管理账目，在全国各地的盐务和海关分所，都实行双轨制管理。
每一次开具税单、每一次收取税款、每一次把款项从银行提取出来，都必须由中国经理和外国协理两个人共同签字。
如果只有中国官员的签字，银行是绝对不予开支的，这套账目完全不向地方的军阀和省政府报告，而是每天通过挂号信和电报，直接对准北京的总署。
英国人通过这一套账目，掌握了全国各地的实际产盐量、贩运量以及对应的税额。他们通过数据比对，把各省的损耗率和应纳税额算得清楚楚，地方官员根本没办法通过做假账来私吞税款。
第三套账目是外汇折算账，当时的中国在内部使用的是银本位，也就是用白银和银元来计价。
但是国际市场上的债务结算使用的是金本位，主要使用英镑和黄金。
由于国际市场上白银的价格经常发生剧烈的波动，如何把在中国收到的碎银和银元折算成英镑去还债，需要极其复杂的计算程序。
英国人牢牢垄断了这套外汇折算账目，他们通过精确计算不同口岸的银钱比价以及国际汇率的变动，控制了所有资金的最终兑换额度。
这三套账目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资金流动控制机制，让所有收入从源头开始就完全脱离了中国传统官僚体制的掌控。
三、
这套账目建立之后，英国人在中国海关和盐务署管理了五十年。
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这一地位，首先是因为这套系统带来了非常明显的税收增长。
在英国人接手之前，1912年中国官方统计的全国盐税收入只有大约1000万两白银，而且大部分都在地方上被截留了。
英国人推行了新的稽核账目和就场征税制度之后，1914年的盐税收入就增加到了6000万法币，1916年更是达到了7000多万法币。
海关关税也从1865年的830万两白银，增加到清朝末年的3000万两以上。对于北京的历届政府和地方军阀来说，虽然大部分钱被拿去还了外债，但每年剩下的关余和盐余依然是一笔极其庞大的现钱，成为了他们维持政权运转的最重要资金来源。
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套账目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提供了国际信用。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中国各派系政权更换得非常频繁，如果没有英国人管理的这套账目作为担保，国外的银行根本不会再给中国发放任何贷款。
军阀之间由于缺乏基本的信任，谁也不愿意让对方控制这两笔巨额资金，而由英国人进行中立托管，反而成为了各方都能勉强接受的方案。
这套账目的管理模式在当时存在严重腐败的社会环境中显得非常独特，英国人在内部推行了非常严厉的公务人员管理制度，给工作人员发放极高的薪水，但只要发现账目有任何造假或者贪腐行为，立刻就会予以开除并剥夺全部退休金。
这种通过高薪来维持廉洁的机制，保证了账目的准确性和公开性。
虽然这套制度在本质上损害了中国的财政主权，把国家的经济命脉抵押给了外国资本，但它在客观上把现代会计审计制度引入了中国。
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在开展财政整理、推行废两改元等经济改革的时候，几乎全盘接收了这套由英国人运作了数十年的账目技术和管理网络。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税务和审计专业人才，也都是在这套系统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这套精密的账目管理技术，在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后，最终成为了中国近代财政走向现代化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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