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毛泽东在会上指着梁漱溟说，他是“反动分子”，是“伪君子”。梁漱溟当场抗辩，要求毛泽东收回此言。这场冲突被后世反复咀嚼，但少有人注意到，就在同一年，胡适正远在纽约，以驻台“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份，给蒋介石写信讨论学术独立。
两个曾经在北京大学讲台上来回交锋的人，一个在大陆被点名批判，一个在海外维系着文化正统的残影。他们之间的恩怨，不仅仅是私人意气，更是中国现代性两条路径的正面相撞。
梁漱溟与胡适的交集始于1917年。
那一年，二十四岁的梁漱溟受蔡元培之聘进入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比他年长两岁、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胡适，也在同一年到北大任教。
两人初到北大时，人生经历、治学路径、思想焦点迥然有别，并未交友。胡适二十六岁便因《文学改良刍议》暴得大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梁漱溟则此前默默无闻，在司法部任机要秘书，直到1917年才正式进校。
据梁漱溟后来回忆，他当时正忙于司法部事务，第一年甚至托朋友许季上代课，第二年才亲自到任。而胡适到校时，已经带着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光环和《文学改良刍议》的舆论风暴。两人在北大的相遇，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对等的光照之下。
两人之间真正的冲突爆发于1921年。
那一年，梁漱溟将其系列演讲整理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头四年印了八次，在文盲遍地的1920年代中国，一部哲学著作能如此畅销，堪称奇迹。梁漱溟因此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中事实上的头号人物，俨然一副指点江山的架势，但这部书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以及对胡适学识和著述的严厉批评，直接触动了新文化派的神经。
美国学者艾恺在《最后的儒家》中将胡适、吴稚晖、杨明斋视为梁漱溟著作最著名的三个批评者，其中胡适的回应最为系统，也最具杀伤力。
胡适的第一次回击发生在1923年4月1日，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胡适指出梁著的根本问题在于“犯了拢统的毛病”，并枚举两例：一是梁漱溟在文化定位上的拢统。梁漱溟认为，东方化要么“连根拔去”，要么“翻身成为世界文化”，如果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则根本不能存在。
胡适认为这种论断过于主观臆想，一种文化能否成为世界文化，不是主观能断定的，而要有深厚的客观依据，还与当时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因此梁漱溟的这种逻辑“很可惊异”。
二是梁漱溟对孔子思想的解释拢统。梁漱溟认为孔子“不计较利害”是儒家最显著的态度，而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引用《大学》“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胡适不得其解，以为这岂不成了木石？梁漱溟抓住这一点，认为胡适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只是字面功夫，未能深入其“浑然自得、无拘无束”的心态内核。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毫不客气地评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照胡先生所讲的中国古代哲学，在今日哲学界可有什么价值呢？恐怕仅只做古董，看着好玩而已！”他甚至说，“像这种堂皇冠冕的话恐怕还是故相揶揄呢！”
这场论战在一次激烈交锋后并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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