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沾过血的人，到老了最惦记的，往往还是出生的那片土地。旁人以为他这辈子都不敢踏回来，他偏偏在垂暮之年站在了老家的街头，一句感慨，让在场的人都愣在了原地。
这个人叫毛森，浙江江山人，当年军统系统里和毛人凤、毛万里并称“三毛”，因为行事阴狠、下手不留余地，背地里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骨森森”。
1949年3月，解放战争的战线已经推到长江边，上海的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毛森就在这个时候临危受命，接过了上海市警察局局长的位子。上任第一天他就放出狠话：上海有一千条路，我有一千个特务，但凡敢捣乱的，一个都跑不掉。他在警局内部推行连保连坐制度，警察之间互相担保监督，又把大批特务安插进工厂、学校、码头甚至商铺里，全城布下了密不透风的搜捕网。
往前倒十几年，毛森本来也不是生来就做特务的。他出身江山乡下的普通农家，原名毛鸿猷，家里穷，十五岁才正式进小学念书，凭着一股韧劲读到了师范，后来又冒名考入浙江警官学校。刚好赶上戴笠在浙江扩充势力，大量招揽江山同乡，脑子活、胆子大的毛森被一眼看中，顺理成章进了复兴社特务处，也就是后来的军统。
全面抗战那几年，他也有过算得上硬气的经历。他潜伏在沦陷区的杭州、上海一带，搜集日军情报，策划锄奸行动，还曾两次被日伪逮捕，受了酷刑也没泄露过组织信息，凭着这份功劳一路升到军统杭州站站长、东南特区区长。那时候的他，手里的刀是对着侵略者的。
可惜抗战胜利没多久，他手里的屠刀就转了方向。内战爆发后，他跟着汤恩伯的部队转战江浙，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搜捕地下党、镇压进步运动上，手上沾的同胞血越来越多。上海解放的前一天，他坐着军舰仓皇出逃，连家眷都没来得及仔细安排。
逃到台湾后的日子并不好过。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严重，他先是失了势，后来还因为和毛人凤的矛盾被当局通缉，只能辗转逃到香港，又在冲绳躲了十年，最后带着家人定居美国，早年经营过餐饮生意，日子慢慢安稳下来。日子是稳了，可年纪越大，思乡的念头就越重，夜里总梦到江山老家的田埂和老房子。
从八十年代末开始，他开始陆陆续续往老家寄钱，捐给村里修学校、设助学金，前前后后凑了好几万美元。他心里清楚自己当年欠下的债，不敢直接提回乡的事，就这么一点点试探，也算是给自己铺条路。一直到1992年，两岸关系缓和，他的回乡申请正式获批。这一年，距离他1949年离开大陆，刚好四十三年。
回乡那天是侄子开车接的他，车子开进江山县城，他扒着车窗看了一路，嘴里反复念叨认不出来了。记忆里坑坑洼洼的土路变成了平整的柏油路，低矮的土坯房换成了一排排白墙黛瓦的小楼，街边商铺里摆满了新鲜的蔬果和货品，乡亲们提着菜篮子说笑往来，烟火气十足，和他在海外听来的传言完全不一样。
下车之后他拄着拐杖在街边慢慢走，周围很快围过来不少乡亲。有人认出了他，交头接耳地议论，没人敢上前搭话，眼神里有好奇，也有藏不住的复杂情绪。他没多在街头停留，跟着接待的人去了村委会和新修的村小学，和县里陪同的人员闲聊时，他叹了口气说，共产党把家乡建设得这么好，当年我们没做到的事，人家做到了。
在场的人听见这话都有些意外。谁也没想到，这个当年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喊着反共喊了半辈子的军统老人，会在八十四岁的年纪，说出这样的话。有人当场皱起了眉，也有人轻轻叹了口气，说都一把年纪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那次回乡他一共待了十几天，给祖上扫了墓，见了还在世的亲戚，还给村里新落成的教学楼题了字，只写了八个字：谢谢亲爱的乡亲们。临走的时候县里给他准备了不少土特产，他都婉拒了，说能回来看看就已经知足，不用带什么东西。
回到美国没过几个月，当年10月，毛森就在洛杉矶病逝了，终年八十四岁。
直到今天，说起这个人的功过是非，从来都没有统一的说法。有人觉得，他抗战时期潜伏敌后锄奸杀敌，也算为国家出过力，晚年捐资乡里、认可家乡的变化，算得上有几分悔过之心；也有人说，他手上沾了几百名革命志士的血，一句感慨、一点捐款根本赎不了当年的罪，功是功过是过，半分都不能抵消。还有人说，大时代里的人往往一步选错就再也回不了头，晚年的思乡是真的，犯下的罪孽也是真的。这笔跨越几十年的账到底该怎么算，谁也说不出一个让所有人都信服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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