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的晚上，听到金茨堡(Carlo Ginzburg)去世的消息，惊于又一位史学大师离我们而去。对我来说，这份惊愕里更掺着难以言说的怅然：三十多年前我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着手撰写博士论文《街头文化》时，正是《奶酪与蛆虫》为我打开了挖掘底层民众历史的新视野；此后我做茶馆、袍哥的相关研究，也始终在借鉴他从零散、被扭曲的档案里寻找“线索”、捕捉“痕迹”、倾听微声的方法。
作为微观史学派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金茨堡的学术生命从未局限于几部经典著作，他为今天历史学留下的，是一整套应对史料的方法论工具，以及在后现代史学冲击下守住史学底线的价值准则，更给像我一样试图书写“无名者历史”的研究者，提供了最坚实的支撑。此前我曾与他有过数次关于微观史定义的电邮往来，原本还期待他的新作中译本问世后再作讨教，如今竟成永憾。
第二天，《纽约时报》发布消息:“卡洛·金茨堡逝世，享年87岁——他书写了无名者的历史。在《奶酪与蛆虫》等著作中，他推动史学超越重大事件与领袖人物的叙事，深入探寻农民的思想与心灵。”
这份评价恰如其分。他之所以能写出无名者的历史，恰恰是因为他找到了突破传统史学局限的路径。
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的约稿，写下这篇文章，向这位非凡的学者致敬，也作为对他的纪念。
卡洛·金茨堡 （1939-2026），享誉国际学术界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微观史学派的代表学者，曾荣获有“欧洲诺贝尔奖”之誉的巴赞奖。先后任教于博洛尼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比萨高等师范学校等。
对话金茨堡
“分析性的历史”
2025年4月，金茨堡的《线索与痕迹》在中国翻译出版，上海三联书城读书会请我为这本书的宣发活动，做一个讲座，于是我于 4 月 25 日在上海古籍书店做了《线索的追踪：建构微观历史中的边缘者叙事》，把这本书与自己刚出版的《中国记事（1912-1928）》结合起来，探讨微观史如何通过“边缘线索”来发现扑朔迷离的、被掩盖的历史真相。
《线索与痕迹：真的、假的、虚构的》
作者: [意] 卡洛·金茨堡
译者: 鲁伊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25年3月
《中国记事，1912-1928》（全两卷）
作者: 王笛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5年4月
在那次讲座中，我开宗明义地说，金茨堡作为微观历史的开创者之一，自己都并未宣称自己的研究是“微观史”，他只是将其视为“历史小切面的放大研究”；而我自己则更强调“微观史”的两个要点：一是要有细节，要有故事；二是研究对象是那些被许多历史学家视为边缘人物而不予理睬，甚至通常全然无视的普通人。
《线索与痕迹》的责任编辑把我的这个讲座的情况告诉给了金茨堡，他通过责编给我转达了下面的意见：
“‘微观’（micro）这个前缀，和研究对象的体量无关——无论是实际的物理尺寸，还是它在象征层面的分量——它对应的是‘显微镜’这种研究工具。您可以把蜜蜂翅膀的碎屑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也可以把大象皮肤的残片置于镜底：微观史本质上是分析性的历史（analytic history）”。
于是开始了我与金茨堡直接的电邮讨论。针对金茨堡教授的这个定义，我在给他的电邮中说：“您的这个说法，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我认为微观历史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也应该是一个史学观的问题。如果我们研究‘伟大’人物、或者英雄、或者已经知道的那些著名历史人物，即使把他们放在显微镜下，写他们的细节，在我看来也很难成为微观的历史。
所以迄今为止关于微观史的经典著作，包括您的著作，几乎都是给那些沉默无名、没有声音的人写的历史。因此我觉得微观历史一定是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把历史放在显微镜下；第二个微观历史应该发现那些被遗忘的人的声音，就像您的《夜间的战斗》和《奶酪与蛆虫》里的那些人物。也就是说，如果历史学家不去写他们，他们在历史上就永远被遗忘了。”
金茨堡在回复中说：
“关于您的评论，我想简要说明一下：由我和乔瓦尼·列维（Giovanni Levi）共同主持、艾瑙迪（Einaudi）出版社推出的‘微观史’（microstorie）丛书，正是始于我的一本著作《皮耶罗探析》（Indagini su Piero）——研究对象是十五世纪被誉为‘绘画之王’的伟大画家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那么，这本书算得上是微观史的范例吗？坦白说，我并不在意这个名目。但我承认，‘微观史’这个常被误解的标签，确实助推了这套丛书计划的成功。”
我在接下来的回复中谈了我的想法：
“由于微观历史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但是还缺乏应有的了解，毕竟在中国只有比较短的历史。因此我自己也被经常问到底什么是微观历史，所以我是按我自己的想法来表述。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具体问题研究的时候，不必这么刻板地非要去限定什么是微观史，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思考来决定。如你所说的在显微镜下观察历史，就可以被认为是微观历史。”
我接着表示：
“但是，我也面临着困惑，就是说怎样把从方法上和史学观上的微观历史，与过去的那些也具有非常细节的关于英雄和帝王的历史写作进行区别？我想起中国历史研究，虽然过去没有使用微观历史的概念，但是也有一些详细描写帝王和英雄的史学著作，过去人们对皇帝，几乎是事无巨细都有记载，比如说在清朝就有皇帝的起居注这些大型资料留下来，因此让历史学家能够进入到帝王生活的细节。但是这个性质与用宗教裁判所的档案去看那些边缘人群的思想和生活，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最后我说：
“在我看来，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在于让我们能够研究过去被历史所忽视的那些人群和个人。甚至在我看来，微观历史的意义还不在于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而恰好是我们从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那些普通个体的命运。如果我们看不到微观历史写普通人与写英雄和帝王的本质区别，微观历史的意义——包括你以及勒华拉杜里、拉塔莉·戴维斯等微观历史的开创研究——也可能被弱化。”
以上是我和金茨堡教授为数不多的几次交流。他告诉我，他的新书的中文本也在策划之中，出来以后还可以做进一步的讨论。可惜，他已经离开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向他请教，对微观史的问题进行更多的讨论了。大师已经不在，让我自己反省，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些什么？
正如前面我已经提到的，我的博士论文《街头文化》便是在《奶酪与蛆虫》的启发之下而完成的。后来，我借用庶民研究学者古哈（Ranajit Guha）的用语，又出版了《历史的微声》。这个表述本身就是在回应金茨堡式的问题：当档案是权力生产的，下层人还能留下痕迹吗？历史学家怎么读？海登·怀特所认为的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之间没有严格区分，但是金茨堡认为历史学家在主观上必须划清界限，在写作上和资料的辨别上要做出最大的努力。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 1870-1930》
作者: 王笛
译者: 李德英 谢继华 邓丽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3年6月
金茨堡的方法论启发我们怎么使用不完美、不完整、被权力扭曲的档案。中国没有宗教裁判所那种系统审判档案来支撑微观史，于是我转向社会学调查、报刊、口述、私人信件、回忆录、文史资料非系统而碎片的记录。档案、口供也可能是在苦刑或胁迫下的产物，即使有档案，也必须用批判的眼光。藏在档案深处的声音一旦被析出，我认为就是金茨堡式的通过“痕迹”去发现历史。
金茨堡对梅诺基奥的兴趣带有浓烈的心态史/文化史色彩，他追问一个农民怎么理解宇宙、怎么读《圣经》、怎么认识周边的世界。我当然也关注心态（茶馆里的阶级/性别秩序、袍哥组织中的忠心义气话语），但更偏国家权力如何下沉、地方秩序如何被秘密社会、行会组织等所分化，《街头文化》《茶馆》《袍哥》三本书构成的是一个“公共空间—日常政治—国家渗透”的核心问题结构。这是把金茨堡的小切面对权力结构的透视法，放到中国近代国家建构的语境里：微观史不只是听见微弱声音，更是看清权力怎样在小空间里运作的。
“线索范式”和“例外的常态”
金茨堡在研究方法上的贡献，包括他提出了“线索范式”（evidential paradigm），或称“推测范式”（conjectural paradigm）。这一范式提出了一个历史学方法论难题的解决方案：在史料极不完整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获取关于过去的可靠知识？传统史学，尤其是实证主义史学，期望积累足够多的史料，历史的真相便会逐渐地显现。但是金茨堡认为，这种方法在面对底层历史时存在极大的局限，因为关于普通人的直接证据往往是缺失的、碎片化的或被扭曲的。
金茨堡指出，医生通过观察症状（痕迹）推断病因，鉴赏家通过笔触（细节）判定真伪，侦探通过蛛丝马迹重建案情。这些领域的共同特征是：在证据不完整的情况下，依靠研究者的知识储备、直觉和经验，提出假设，并通过不断的反馈来验证。这就是“推测”。在金茨堡看来，历史研究不是被动地“再现”过去，而是一个主动的“破解”过程。历史学家必须具备像侦探一样的敏感度，能够从看似无关的碎片中识别出有意义的“症候”。这种范式特别适用于那些缺乏系统档案的领域，特别是关于日常生活、底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研究。它赋予了历史学家处理“沉默”材料的勇气和能力，不再因为缺乏系统的量化数据而放弃对特定历史现象的探究。
“例外的常态”（exceptional normal）是金茨堡史学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指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异常、越轨、极端的个案（例外），实际上却深刻地揭示了被常规、格式化的史料所掩盖的深层社会常态（正常）。“Normal”（常态）指一个社会在特定时期普遍存在的、支配性的结构、规则、心态或权力关系。这种“常态”通常被官方档案、格式化文书所记录，但这些记录是经过筛选、修饰和标准化，往往只呈现了符合权力要求的“正确”面貌，而隐藏了真实的运作逻辑。“Exceptional”（例外）：指那些偏离常规、打破格式、因某种原因（如审判、冲突、极端事件）而被记录下来的人和事。金茨堡指出，恰恰是这些“例外”的案例，常态的规则被挑战，使得原本隐藏在背后的逻辑、矛盾和真实运作方式得以显露出来。
《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
作者: [意]卡洛·金茨堡
译者: 鲁伊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理想国
出版年: 2021年7月
《奶酪与蛆虫》中的梅诺基奥（Menocchio）是一个普通的磨坊主，因发表异端言论被宗教裁判所审判。他的思想在当时的精英看来是“异常”的、荒谬的，但金茨堡通过分析发现，梅诺基奥的宇宙观并非凭空捏造，而是由民间口头文化、有限的印刷品知识和自身工匠经验拼凑而成的。他实际上是当时广大下层民众心态的一个“例外”的、被记录下来的样本，从而揭示了“常态”下民众真实的信仰世界。
《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
作者: [意]卡洛·金茨堡
译者: 朱歌姝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理想国
出版年: 2021年7月
《夜间的战斗》中的本南丹蒂（Benandanti）是一群自认为在夜间灵魂出窍与女巫战斗的农民。他们的行为被教会视为“异常”的巫术。但金茨堡认为，这反映了前工业时代农民一种普遍的、古老的丰收仪式和信仰结构，只是被教会的分类体系标记为“异常”，这个“例外”案例揭示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碰撞的“常态”。
在金茨堡看来，微观研究不是反对宏大叙事，也不是追求碎片化的学术研究，而是通过对“例外的常态”的深度剖析，展示个体如何在既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中运作，同时又如何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甚至抵制。对于今日的历史研究而言，金茨堡的遗产意味着我们应当摆脱“微观即琐碎”的偏见。金茨堡提醒我们，宏观结构从来不是抽象存在的，它们必须在微观的、具体的社会互动中被感知和理解。因此，微观史通过一个点的挖掘，加深对外部大世界的深刻理解。
“史料批判”和“证据约束”
在史料的处理上，金茨堡极大地拓展了“史料批判”（source criticism）的内涵。传统的史料批判主要关注史料的真伪、作者意图以及信息的准确性，目的是剔除虚假信息，保留事实内核。然而，在处理宗教裁判所档案、审讯记录或官方调查报告时，这种传统方法遇到了障碍——因为这些史料内容在字面意义上往往是“虚假”或“被迫”的。
金茨堡展示了如何将这些“被污染”的史料转化为宝贵的历史证据。他的方法类似于符号学或精神分析中的“解码”：不再仅仅关注证人“说了什么”（内容层面的真假），而是关注他们“怎么说”（形式层面的症候）。例如，在梅诺基奥的案例中，金茨堡并不纠结于宇宙是否真的由奶酪变成，而是分析梅诺基奥为何会使用这样的比喻，他的知识结构是怎样的，他的语言受到了哪些口头文化和印刷文化的共同影响。
《野兽之魂》
作者: [意] 卡洛·金兹伯格
译者: 李根
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
出品方: 时刻人文
出版年: 2025年5月
这种史料观对当代研究极具启发性。它教导我们，即使是谎言、谣言、迷信或被迫的认罪书，也是真实历史心态的反映。官方档案中的刻板套话，恰恰反映了官僚体系的运作逻辑；民间传说中的荒诞不经，恰恰保留了主流话语之外的集体记忆。今天的史学家在面对各种非传统史料（如口述史料中的记忆偏差、网络舆论中的极端情绪、视觉材料中的构图隐喻）时，应当继承金茨堡的这种“解码”能力，从表象的“假”中提炼出深层的“真”。
金茨堡捍卫的乃是一种“证据约束”（evidentiary constraint）：历史认识源自残存“痕迹”，而痕迹的不完整性不等于我们可以把史学推向不受约束的叙事相对主义。历史叙事不可避免地带有修辞性与语言中介，但证据对解释拥有一种力量，能证伪、否决或修正某一解释。这种证据约束在与司法的类比里被进一步强化：史家与法官都要处理残缺证词与程序性规则，而史家的“错误”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它牵涉公共记忆。
在金茨堡与海登·怀特的后现代主义论战中，他划定了历史学不可逾越的底线。他承认历史叙事具有文学性，承认语言在建构历史意义中的作用，但他坚决反对将历史学与文学虚构混为一谈。
《孤岛不孤：世界视野中的英国文学四论》
作者: 卡洛·金兹伯格
译者: 文涛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4年5月
金茨堡警告，如果彻底否定历史的客观性，认为所有叙事在认识论上完全平等，那么历史学将失去其公共职能，甚至为大屠杀否定论等极端意识形态打开方便之门。他坚持认为，尽管我们对过去的认识是不完整、有中介的，但“证据”构成了对历史学家想象力的约束。证据虽然沉默，但它具有“反驳”的力量——当一个假设与确凿的物证或证词相悖时，历史学家必须放弃该假设。
金茨堡的证据约束提醒我们，历史学家在享受叙事建构的自由时，必须时刻对证据保持敬畏。特别是在处理创伤记忆、暴力冲突和边缘群体历史时，历史学不能沦为纯粹的话语游戏，它必须承担起守护事实底线、对抗权力操纵的道德责任。这种责任感，正是金茨堡从其家族反法西斯斗争经历中继承并注入历史学的核心品质。
从中国再出发
微观历史的开山鼻祖金茨堡离我们远去，但是微观历史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和历史研究者的关注。我们要从中国再出发，写出中国自己的微观历史。微观历史的意义在于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我们从显微镜下才能看清楚那些普通个体的命运。微观史的价值恰恰在于避免宏观叙事的空洞化，它不是拒绝回应宏大问题，而是以微观分析为路径，让宏大问题的讨论建立在扎实的经验证据之上。
中国史料的先天特征，决定了微观研究的开展面临比欧洲更复杂的困境。欧洲微观史的兴起依托于宗教裁判所连续、细致的审讯档案，这类档案完整记录了底层民众的言语、行为甚至情绪，为微观分析提供了充足材料。而中国留存的史料以官方格式化文书为主：正史、方志、奏折、刑科题本等均服务于国家治理需求，内容高度标准化；精英阶层的文集、日记、书信虽包含更多个人信息，但底层民众在其中也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即使有些记录，按照金茨堡的说法也是被扭曲的，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终其一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痕迹。这种史料缺陷导致中国学者开展微观研究面临巨大的困境。
金茨堡提出的“线索范式”，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我们需要认识到，所谓“完美史料”是不存在的，我们不应再将史料视为“客观历史”的直接记录，而是将其视为过去留下的“痕迹”和“线索”。这种思路完全适配中国史料的特征，为存量史料的价值重估提供了可能。“例外的常态”这一概念直接挑战了依赖“标准史料”的传统做法，并为中国学者处理本土材料提供了方法论工具。重新审视官方档案：刑科题本、基层档案中的抗官行为、邪教案件、异常命案等，应将其视为窥探基层社会矛盾、民众心态和非官方秩序的“窗口”。在看似千篇一律的土地契约、宗族族谱中，那些被涂改的痕迹、不合惯例的条款、微小的纠纷记录，都可能是打破“常态”叙述的“例外”，隐藏着真实的权力博弈。
金茨堡提出的“证据约束”也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一方面，在后现代史学思潮的冲击下，出现了将历史完全等同于文学叙事，认为一切历史都是话语建构的取向。然而证据约束的核心是：承认历史叙事的建构性，但坚持证据的约束。他明确表示，历史学不可能完全还原“客观过去”，所有历史叙事都是研究者基于史料建构的产物，但这种建构不是没有约束的，任何分析和阐释都必须依赖可靠证据。
19世纪法国插画家艾德蒙·杜拉克为《安徒生童话》中的《夜莺》所绘制的插图。这则童话讲述了中国皇宫御苑的树上生活着一只夜莺，歌唱的声音能够使君王落泪。这则童话是当时西方流行的“中国风”的表现形式之一，它以西方想象中的中国为背景，虚构了一个古老而奇幻的东方国度——距离所产生的虚构想象同样可以生成一种历史图景，基于历史的普遍性让我们对这些虚构出的历史图景信以为真。卡洛·金茨堡在《杀死一名中国满清的官员：距离的道德暗示》中如此写道：“人性潜在的自我解构，本身作为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已经分别影响和将要影响所有未来和过去的诸代人——包括亚里士多德所写的'那些在过去或未来的，前后相隔上万年的'人——的生活和碎片化的记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普遍法’王国似乎已经相应地扩张开来。不过，我揣测，对远方人类同胞表达同情之意仅仅是一种修辞行为。我们污坏当下、过去以及未来的力量之强大，绝非我们脆弱的道德形象可比。”
我们要相信显微镜下的细节足以折射时代的全貌，要善于从被扭曲资料中找到民众的真实声音。对于中国的历史研究者而言，金茨堡的遗产提供了一种走出“碎片化”焦虑与“宏大叙事”迷思的路径。它鼓励我们在面对浩如烟海的方志、档案、契约、口述资料时，不必妄自菲薄于题目的“微小”，而应致力于通过精湛的“显微”分析，揭示出中国历史深层的结构性逻辑与普通人的生存智慧。
微观历史在中国的意义，可以帮助我们从新的方向去处理资料。它既不否定宏大叙事的价值，也不焦虑碎片化的倾向；既承认历史研究的建构性，也坚守史学的证据底线。让历史研究真正回归“人”的实践，从具体的、鲜活的个体经历中，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复杂性与延续性。这既是金茨堡留给我们的遗产，也是中国史学未来发展的重要潜力：在微观分析中坚固宏观认知的基础，在证据约束下拓展历史解释的空间。
宝宁寺水陆画中描绘遭遇走投无路的底层贫民被迫典妻鬻子的场景。这些历史研究中常被忽视的“边缘”，实际上却是历史上的常态。微观史的研究视角引领我们去看到历史上被湮没、忽视的“他们”。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的各种新课题、新取向不断出现：医疗史、环境史、情感史、身体史、数字人文、微观历史等领域快速发展，金茨堡的线索范式恰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分析工具。当前中国公共史学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从官方主导的宏大叙事向日常生活、微观历史等多元主体的转型，口述史、社区史、公共历史展览、历史教育创新等项目大量涌现。金茨堡的“边缘者叙事”逻辑，为公共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公共史学要力图让被主流叙事遮蔽的多元声音得到呈现，过去的公共历史叙事多以精英人物、重大事件为核心，普通民众的经历往往被简化甚至完全被忽视。金茨堡提醒我们，公共史学应当关注那些无名的人。微观史的叙事方式也为历史教育的落地提供了可行路径，可以将大历史转化为具体的个体经历。
金茨堡留给我们的是一套关于如何看待和认识历史的准则，对这些准则的思考和讨论，或许就是金茨堡学术生命最有效的延续吧。
撰文/王笛
编辑/李阳
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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