滦平的地理位置颇为特殊，地处热河省西南角，恰好处于伪满洲国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交界地带。因此，滦平的战略地位因缘际会下大幅提升，既是日伪政权连接华北与东北的咽喉要道，也是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向伪满腹地渗透的前沿阵地。
正因为如此，滦平深受日军的重视，特意在滦平设置了警察科。该警察科的设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日本想加强对滦平的控制。
警察科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普通的警察机关，主要负责当地的治安。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因为滦平县警察科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警察数量非常多，人数达到了150多人，这样的人数已经远远不是一个普通警察科可以拥有的兵力。
另一个是滦平县警察科的武器装备强，武器配置级别高，根本不是按照警察科的标准配备，反倒更像是一支部队。
值得一提的是，滦平县警察科的150多名警察，都不是普通人，全都毕业于热河省警察练习所。这批警察全都经过系统的警务训练，对步枪、机枪的使用非常娴熟。甚至很多人都能够熟练操控迫击炮作战，这样的标准甚至比一些军队都要有战斗力，堪称“骨干力量”。
因此，滦平县警察科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一般的同规模伪军部队可能都不是对手。日军对这支伪警察部队很重视，自然要牢牢控制在手中，将这支伪警察队伍归在了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底下。
伪警察队伍归日本宪兵小队长关直雄管理，日常事务则由副科长陈启明负责，出现了一种很“拧巴”的情况，伪警管枪，日军管伪警。
1940年，日寇为了割裂八路军与百姓之间的联系，在华北、东北地区疯狂推行“集村并屯”政策，将散居在山区的百姓强行迁入修筑了高墙和岗哨的集中村落，制造出大片的“无人区”，妄图让抗日武装断粮、断水、断情报。
滦平地区，不仅在这个规划范围之内，更是这一政策的重灾区。滦平县百姓失去了行动的自由，连生活物资都遭到了日寇的封锁，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长期缺盐导致身体状态下滑，浮肿的情况在当时的滦平县十分常见。
但有一个情况必须要提一下，那就是这种高压政策虽然是针对当地百姓，但高压之下却也让伪警们一起遭了殃。滦平伪警当时不仅食不果腹，而且还要完成日军交代的任务，心里憋着一股气。
1941年春节，所有中国人无论日子多难，都盼望着在这一天能够吃顿好饭、吃顿团圆饭。但当时的滦平处境太难了，吃顿饱饭是奢望，甚至一家人团圆都是奢望。原因很简单，日军给伪警们下了任务，即便是除夕当晚也要求二十多名伪警值班。
副科长陈启明早年留过日，所以精通日语，深得关直雄的信任。但也正因为如此，陈启明对日本人很了解，对当时的局势也很清楚。他表面上对日本人毕恭毕敬，但内心早有自己的判断，意识到跟着日本人早晚要完蛋。
一来是陈启明等伪警所做的事情，对不起百姓，以后早晚要遭到清算；二来是陈启明把伪警兄弟们艰难的生活处境都看在眼里，日本根本没拿他们当人，替日本人办事，却要忍饥挨饿，即便是春节都不能吃一顿饱饭。
因此，陈启明叫来了司务长朱墨文，自掏腰包让他去买百十斤猪肉，想着能让除夕夜值班的兄弟们都喝上一碗肉汤。
1941年1月26日，在陈启明和朱墨文的张罗下，值班的伪警们喝上了一顿肉汤。由于当时值班的伪警们并不是全在院子里值班，还有几人在远处的据点值班。所以，这些人喝完肉汤之后，朱墨文亲自提了三斤猪肉送过去，让这几位兄弟也吃碗肉。
结果，就在朱墨文送肉的途中出事了，意外遭遇一队日本宪兵。日本宪兵闻到肉香以后，一点面子没给朱墨文，伸手就去抢他手里的三斤猪肉。朱墨文本来就是性情中人，肯定不肯给啊，双方发生争执。
日本宪兵队的人见朱墨文不肯给，直接开始动粗，用枪托砸朱墨文的面门，直接砸掉了朱墨文的门牙。由于朱墨文当时离开不久，所以距离伪警们聚集的院子不远，有人看到了这一幕。
伪警们本来就满腹怨气，再加上民族仇恨，对日本人没什么好感。此刻见到朱墨文吃了大亏，终于是忍不住了，一声招呼全都冲了出去，与日本宪兵队发生冲突。混乱之中，有人开枪打中了行凶日本兵的大腿，冲突因此升级。
双方僵持不下，关直雄亲自去了现场，陈启明解释是“走火”。双方明显都想将此事压下去，关直雄担心事情闹大会导致上司对他不信任，而陈启明则另有盘算，打算先稳住日军，再寻机出这口恶气。
当晚，陈启明秘密安排朱墨文等人趁夜逃出县城，前往城西的林场去找一个地下交通员，准备有组织的进行武装起义。
通过地下交通员的牵线，陈启明与第10团的新任领导取得了联系，制定了将警察科的整个武器库“搬”出来，投奔八路军的计划。
不久后，陈启明借跟随日军打仗的机会，把重武器全给带上，后来再佯装战败，将重武器和弹药送给第10团。
关直雄开始怀疑陈启明，派人盘查武器库，陈启明深知不能再拖了，遂暗中集结了二十多名伪警，连夜将库存的大部分长短枪、机枪、迫击炮和弹药席卷一空，在八路军接应部队的引导下，奔向了冀热察抗日根据地。等日寇发现时，武器库已经被搬空，陈启明和朱墨文等人也都已经投奔八路军，从此开始了抗日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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