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处现场看似指向致命的家庭暴力，但遗体被发现时的诸多细节又显得不合常理。现场是否曾被人为布置，以掩盖这起血案的真实背景？教室里，学生们埋头讨论，翻阅数千页数字化卷宗，逐一梳理证词和讯问记录，反复回看案发现场的细节。
他们处理的都是真实案件，而且是尚未侦破的旧案，也就是所谓“冷案”。这些案件有的距今已超过30年，由勃兰登堡州刑事警察局提供。每一起冷案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命运。谋杀没有追诉时效，死者亲属往往多年仍在等待一个答案。他们想知道，当年自己的亲人究竟遭遇了什么，即便真相可能依然残酷。
这些学生的目标，是用新的思路和方法，以一种不受旧有判断束缚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个时代的案件，提出新的线索和启发。最理想的结果，是推动案件重新启动调查。犯罪学家马克·科斯特说：“在那起出租车司机遇害案中，这些年轻人的想法和意见，促使勃兰登堡州刑事警察局重新全面梳理了案件。”
科斯特说：“依托这门课程，我们开发出一套犯罪学分析框架和一套刑事侦查分析框架，并不断把新的方法和数据补充进去。这些框架也会提供给调查人员使用，甚至面向国际同行。”不过，课程并不是要对一线警察进行居高临下的“指导”。
曾做过30年警察、2012年起专职任教、2017年起担任柏林经济与法律学院警务与安全管理系刑事侦查学和刑事技术学教授的马茨多夫强调，课程追求的是与刑警之间建立一种基于信任、贴近实务的合作关系，而不是自认为比当年办案的人更高明。
他说，关键在于愿意接纳不同的、也包括现代的视角，并通过细致研读卷宗，从中提炼出新的切入点。为此，课程会分成两组。一组在洛伊施纳和科斯特指导下，从犯罪学角度研究案件；另一组则在马茨多夫带领下，从刑事侦查学角度切入。
其间还会安排联合讨论，学习可能对两组都有帮助的方法。课程结束时，各组先向彼此展示研究结果，随后再向勃兰登堡州刑事警察局负责旧案的迈克·瓦赫霍尔茨和阿克塞尔·乌利希汇报。洛伊施纳说：“这已经多次让双方都产生了‘原来如此’的时刻。”
那么，犯罪学与刑事侦查学究竟有什么区别？马茨多夫对这两个概念被混用显然颇为在意。他解释说，刑事侦查学就是人们在影视作品中熟悉的那种经典、科学化的警务工作：指纹、血迹、DNA、痕迹以及现场测量，调查人员据此提出理论，再不断加以检验和推翻。
洛伊施纳接着说，犯罪学则是在更高层面观察犯罪。它基于经验研究，从案发现场、受害者、作案情境以及历史背景等信息中推导出概率判断，并据此缩小嫌疑人范围，帮助最终锁定凶手，比如对其性别、年龄或社会出身作出推测。
马茨多夫举了一个简单例子，说明两种方法在日常警务中如何相互配合。他说，在一名女孩遭伤害的案件中，刑事技术人员可以提取拭子并固定DNA样本，但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现实资源上，都不可能把柏林所有男性都作为潜在嫌疑人逐一排查。
这时，犯罪学研究就能发挥作用。相关研究以科学方式表明，调查通常应先从最亲近的社会关系圈和家庭内部入手，再将收集到的DNA材料进行比对。洛伊施纳强调：“当然，总会有那些著名的例外情况。但如果不依据概率先做范围收缩，有针对性的警务工作就无从谈起。”
不过，在这门深化模块课程中，学生们学到的并不只是沿着既有路径推进调查，也包括质疑旧有结论、打破既定认知。为此，课程除了提供尚未侦破的旧案，也会安排已经告破的陈年案件供学生分析：比如一名来自德国南部的年轻女孩遭残忍杀害后被推下悬崖的案件，以及一名老人在柏林选帝侯大街深夜被殴打致死的案件。
起初，学员们拿到的卷宗并不包含最终侦查结论。他们必须自行形成假设。马茨多夫说：“这些年轻学员会在材料中看到一些当年广泛存在、并且遮蔽判断的观念。比如，人们会默认警察和邮递员不会说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会殴打妻子，所谓‘规矩女孩’应该如何表现。”
识别并理解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看法，并在分析案件时始终把它们放在脑中，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那名年轻女孩案中的凶手，虽然当年就已是头号嫌疑人，却直到几十年后才被定罪。原因之一是，一名警察当年在并无恶意的情况下为其提供了不在场证明，而这一说法当时没有受到质疑。
而在那名被殴打致死老人的案件中，最终让凶手落网的则是DNA痕迹。科斯特强调，正如20世纪80年代末DNA分析能力的出现曾给警务工作带来一场革命，如今也正出现一些技术发展，可能极大推动旧案侦破。
客观来看，人工智能以及利用互联网开展开源情报检索，为调查提供了当年办案人员难以想象的可能性。“并非没有可能，正是这些手段会让一些看似无解的冷案重新出现突破。”这些数字方法如今也被应用到柏林经济与法律学院的这门深化模块课程中，并不断被纳入柏林犯罪学者和刑事侦查学者的分析框架。
即便这种持续的研究最终未必带来定罪，查明真相本身依然意义重大。“对大多数死者家属来说，弄清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比让凶手受到尽可能严厉的惩罚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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