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一个人的命运，往往在一念之间便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分岔。对滇军宿将胡若愚而言，1927年昆明城郊大板桥的那个凌晨，便是他跌宕人生的真正起点。他亲手将劲敌龙云绑架至此处，却又在胡瑛等人的斡旋施压下被迫达协议而释放龙云，从此离开云南。
颠沛流离，南人北上
争权夺利何时休，早起迟眠不自由。胡若愚的性格里，有一种机敏与果决，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先下手为强的狠辣。
胡若愚深知龙云绝非甘居人下之辈，而自己应该先下手为强。
1927年6月14日，胡若愚率先动手，在昆明发动新的政变，一举将龙云囚禁。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胡若愚或许就是真正的“云南王”了。
但龙云麾下的将领卢汉等人绝非等闲之辈，他们逃出昆明后，请出了滇军元老胡瑛出面调停，同时集结重兵猛烈反扑。
于是战场形势瞬间逆转，胡若愚虽然捏住了龙云这张牌，却发现自己已经寸步难行。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下，胡若愚不得不与龙云达成那项著名的“板桥协议”。
胡若愚释放龙云，由其主政云南，胡则离开云南。胡若愚的这一放手，便放走了他的半壁江山。
到了1928年，龙云获得国民政府的正式任命，在曲靖廖角山一带的大规模内战中彻底击溃胡若愚与张汝骥的联军，胡若愚被迫退往川南依附刘文辉，后又辗转投奔新桂系李宗仁。
这位曾经位极滇疆的军阀，也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
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在这失势的困顿中，胡若愚先是在川滇边境蛰伏，后来经人引荐，北上投奔了正在用人之际的张学良。
从云南到东北，这样的反差并没有让张家少帅忽视胡若愚，相反的，张看中了胡在西南军界的老资历和应对复杂局面的手腕，于是也便慷慨将其收至麾下。
长袖善舞
在张学良的帐下，胡若愚展现出了与以往带兵打仗截然不同的一面，他实际上更多充当了张学良与各方势力之间的“特别联络官”。
张学良的儿媳陈海纹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曾评价：“张学良是胡若愚一生中很重要的人。”
胡若愚需要一个坚强的后盾东山再起，而年轻的张学良也需要一个老练沉稳的心腹去替他执行那些不便于亲自出面的机密任务。
1930年，在阎锡山、冯玉祥与蒋介石打得天翻地覆之际，坐拥重兵的张学良成了各方拉拢的香饽饽。
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场关乎国运的大决战中，胡若愚发挥了相当微妙的穿针引线效用。
早在皇姑屯事件之后，张学良便将他作为密使派往南京与蒋介石交涉东北易帜事宜，双方的初次交涉便取得了好感。
1930年6月，就在中原大地炮声隆隆的战乱时间里，张学良推荐胡若愚出任了青岛特别市市长。
青岛是当时北方极其敏感且重要的海上门户，让胡若愚掌管青岛，等于是替张学良牢牢锁住了一扇观望时局的窗户。
在东北军最终选择通电拥蒋、挥师入关的关键决策过程中，胡若愚坚定地站在了主和拥蒋的一边。
胡在北平与南京之间频繁往来，利用早年与各派系的老关系收集情报、疏通人脉，帮助张学良精准拿捏了出兵的时机。
这一次，胡若愚赌对了。张学良成了国民政府的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而胡也因为站队正确，迎来了自己在北洋政府之后又一次颇具实权的政治生涯。
天涯何处是我家
不过，在青岛市长任上的胡若愚，很快就暴露出了他与现代城市管理格格不入的局限性。
当时的青岛市民私下里称他为“少爷市长”，文史专家王铎在《青岛掌故》一书中直言，胡若愚基本不理政事，将一切事务都交给了秘书长胡家凤操办，自己则整日往返于北平、天津、南京等地，被人戏称为甩手掌柜，甚至坊间流传着“胡若愚真愚”的说法。
但这也许并非全是愚钝，更多是一种心不在焉。
对于一个曾经争夺过一省大权的军阀而言，区区一个青岛市的市政琐务实在难以填满他的雄心与沟壑。
胡若愚真正的关注点依然在北京的铁狮子胡同和南京的府内，在他看来那里才是属于他的舞台最中央。
然而随着张学良的人生起伏，胡若愚的仕途也彻底陷入了万马齐喑的境地，最后干脆辞职寓居天津。
1949年，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权在试图做最后一搏时，重新起用了这位早已淡出一线的老将。
胡若愚被任命为第十一兵团副司令，后来在司令病倒后更是独挑大梁，率部在广西的岑溪、容县一带与陈赓大将所部展开生死较量。
在一个已经注定是属于新时代的历史舞台上，这位旧时代的悍将试图用密集的炮火挽回颓势，但军心早已涣散，他指挥的部队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势下迅速溃败。
1949年11月26日，胡若愚在乱军之中中弹身亡，成为了解放战争中唯一战死的国民党上将级兵团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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