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傅一波
从第一次见面到结婚领证，李金只用了四天，以至于他对四目相对的那一幕印象深刻。
“我叫李金，江西抚州人，干工程的。”
“我叫汤妍，2001年出生，贵州人，书读得不多，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能吃苦。”
各自介绍完，红娘往沙发上一靠：“李金，你条件怎么样？车房都有吗？”
“有三套房，有点存款。”李金回答。
见面谈话时间不到15分钟，话题是房子、存款以及婚后安排。没人问对方的喜好，也没人提起过去的情感经历。
那是2024年12月14日，贵阳市花果园写字楼一间挂着“相亲室”牌子的房间，李金和汤妍面对面坐着，三名红娘围坐在边上。
花果园因占地6000余亩，常住人口超40万而被称作“亚洲最大社区”。这里有数百家婚介机构，单身男女从全国各地赶来，用几天时间相遇、相识。他们来不及相爱，只要条件合适就签协议、领证结婚，完成人生一件大事。
47岁的徐亮在此经营婚介机构多年。他说这些单身男女来这的原因有很多，但目的只有一个：找到合适的人，尽快结婚。
抱着这种明确的目的，每一场相亲就像讲求效率的交易。一条闪婚产业链，将那些急于改变命运的人，推向失控的深渊。
25天的婚姻
李金被父母催婚好多年。在父母眼里，男人的使命是成家、立业。李金早些年做工程赚到点钱，算是立了业，接下来他想要成家。
他在老家江西相亲过几次，均以失败告终。他说，女方通常觉得他常年混迹工地，不算体面。而且，老家的彩礼实在太高。
2024年末，他在工地刷视频时看到一条信息：贵阳，介绍优质对象，7天领证，骗婚包赔。既然是无损模式，他随即花了五百多块钱车费，从江西来到贵阳花果园寻找未来。
这一年，他31岁。
彼时，是花果园婚恋产业兴旺时期。时代周报记者在天眼查以“婚恋”为关键词搜索，结果显示，花果园所在的贵阳南明区有287家婚恋机构，2024年新成立的就有80家。
李金选了一家婚介公司，工作人员递来几份表格，要填的内容包括房产、存款等，只有联系方式不需要写明。
后来他才知道，那是为了防止男女双方绕开婚介公司私下联系。婚介公司甚至贴着提示牌：“禁止互加微信，违者罚款一万元。”
填完表拍过照片，李金的信息迅速出现在数个相亲群里。没过几天，红娘通知李金相亲，把他和汤妍送进相亲室，理由是“对方是会过日子的女孩，老实人”。
李金不知道对方是怎么选中自己，但他直言见面时就有触电的感觉。看起来话不多，是个内向的人，李金认为这种性格跟自己很合。
红娘认为双方眼缘契合，开始推进婚事。李金在婚介公司签了一堆协议，包括婚介服务协议、婚约，以及补充协议等。
协议的名头各不相同，但都有一项相同的保障：女方不会无理由轻易离开（婚），否则退还彩礼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如果存在隐瞒婚史、借婚姻牟利等情况，则退还全部费用甚至额外赔偿。
婚介公司还许诺：如果婚姻一年内出现问题，可以协助追回彩礼，或继续安排新的相亲对象。李金看着这一纸承诺，相信自己得到充分的保障，于是爽快地支付了16万元彩礼、6万元红娘费、5万元婚介费等，共计30.8万元。
见面第四天，李金和汤妍出现在婚姻登记处，办好结婚证。
既然是合法夫妻，他决定带汤妍回江西老家，让父母看看媳妇。但这段婚姻维持了25天，汤妍消失了。
在那25天里，他们因为回老家发生过数次分歧，第一次她要求先回自己家，第二次她要求拿钱，第三次她消失了。李金联系了她的父母、朋友后发现始终找不到她，于是选择报警，理由是汤妍骗婚。
2025年3月，警方以诈骗为由立案调查。同年6月，汤妍被捕。再后来，检方的起诉书为李金揭开了真实的汤妍：因为债务缠身，她串通红娘隐瞒婚史，通过闪婚、闪离的方式骗取彩礼，多次闪婚后迅速消失。
汤妍的前夫也是江西人，离李金的老家只有10公里。与自己领结婚证的同一天，汤妍领了离婚证。而汤妍离开李金后回到花果园继续相亲，骗取彩礼。
李金自认倒霉，他从婚介公司要回了服务费。至于彩礼、红娘费，并没有如协议所说的退还。
婚恋市场的“包装术”
李金的遭遇在花果园不是孤例。
过去两年，因为闪婚引发的骗婚、彩礼纠纷、离婚诉讼会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点。徐亮是常年驻扎于此的婚介从业者，他直言，大部分人的目的确是结婚，而非行骗。但在婚恋市场，只要沾上了钱，就会变成生意。
包装是花果园婚恋市场工业化流水线模式第一步。
比如隐瞒债务情况。25岁的邢西雅在相亲前，因为美容和买奢侈品欠下数万元网贷。她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红娘提醒她，如果男方知道这些，相亲可能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于是，在填写资料时，她没按真实情况写。
再如工作经历。邢西雅曾在KTV做酒水销售，但在相亲资料中，这段经历被优化成“美容公司销售”。
总之，所有灰色甚至不堪的过往，都可以包装优化。更重要的是，没人核实真假。
徐亮说，包装很重要。“很多红娘都会提醒女生，第一次见面不要背奢侈品，不要化太浓的妆，尽量表现得朴素一些。”他说，因为男方普遍更在意对方是不是会过日子。
李金对此深有感触。他和汤妍第一次见面时，对方拿着一部屏幕碎裂的小米手机。红娘特意强调，这说明她不虚荣、懂得节俭，是个适合过日子的女孩。后来他才知道，那台小米手机是“包装”的一部分，汤妍日常使用的是一台新款iPhone。
男方也会包装自己的资料。
徐亮说，男方通常更主动修改自己的经济条件。“身高、体重、学历这些，不用别人提醒，他们自己就会改。”他说，“一个月工资五六千，可能会写成年收入十万元；村里的自建房，会说成县城里的商品房。”
一些不容易察觉的健康问题，也会被刻意淡化。徐亮接触的案例中，有男性患有高血脂、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担心影响相亲结果，曾询问是否可以在婚检报告上做文章，或者干脆不做婚检。
有需求，就有市场。在花果园，满足上述需求的包装有相应的配套服务。红娘和部分婚介从业者介绍，一份征信报告收费约1200元，一份婚检证明价格不超过1000元；至于学历证明，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甚至还能雇人扮演家属。徐亮曾经接触过一个案例：男方瞒着父母闪婚，但女方坚持要求见家长。为了能尽快领证，男方委托婚介机构在当地寻找演员扮演自己的父亲。
在他看来，这些修饰行为的本质就是“骗”。但徐亮说：“如果所有资料都百分之百真实，很多婚姻可能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
他也承认，自己扮演了助推者的角色，“毕竟我们是公司，需要促成交易的成功，否则吃什么呢？”
2025年春节前的一个月，徐亮促成了26对新人领证。为了庆祝当月业绩，他买了台全新的路虎越野车，烧油的，以此捍卫“传统”“可靠”的婚介印象。
只是，当这种修饰越过边界，原本为了促成婚姻而存在的服务为日后的纠纷埋下伏笔。
明码标价的婚姻
在这套婚恋流水线里，有一套公开而稳定的定价体系。
“闪婚的总费用在20万-30万”。徐亮说，其中50%-60%是彩礼，女方红娘的费用在5万-10万不等，婚介机构服务费大抵在3万-5万。
价格高低以女方的情况为依据，如已婚带孩子、已婚未孕或未婚的，男方所需要支付的介绍费不一样。未婚未孕的费用最高。
徐亮介绍，通常情况下，女方已婚带孩子的服务费大约在三万，彩礼不超过12万。已婚未孕的则会在前述的基础上增加1万左右服务费与彩礼。未婚女性则根据年龄、长相来划定，“年轻的，彩礼15万起，服务费也会高一些，但婚介费一般不会超过5万，红娘费不会超过10万。”徐亮解释。
婚介公司提供的服务包含提供相亲场地、双方资料匹配、勘验，以及与男女双方、红娘签订三方合同，提供一年的婚后担保。
在花果园混迹多年的红娘龙晓晓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服务流程里，红娘和婚介机构并不直接产生利益联系。红娘像是一家专属女方的个体经纪公司，手中握有大量女性资料。因此，红娘在大部分情况下不会和一家婚介机构独家合作。
婚介公司设置一个能容纳30人左右的大厅，摆满沙发。每天上午11点前后，这里聚集不少男男女女，红娘会主动上前攀谈，寻找合适的客户。这算线下的生意。
线上，红娘会在婚介机构刊出男性资料时，给出手中的资源让婚介进行匹配，以此获取介绍费用。
为了尽快促成婚姻、保证女方能获取最大利益，红娘会在谈判中以女方条件为基础，作为彩礼谈判的筹码。双方领证后，女方会给红娘感谢费，金额在5千至1万不等。
红娘不只要撮合谈判，还有长期积累女方资源。
龙晓晓说，大部分红娘会与一些娱乐场所工作人员保持联系，对方会定期介绍有结婚意愿的女性。与此同时，她们也会与全国各地的婚介机构、美容机构合作，花钱购买女性资料。
社交媒体也是红娘的重要渠道。她们会在发帖区、评论区寻找那些表达过婚恋焦虑、憧憬稳定关系的女性，主动私信，称自己手中有“条件不错、诚心结婚”的男性资源。
龙晓晓觉得，愿意进入花果园婚恋市场的女方，并非所有人都是为了钱，也有希望通过婚姻摆脱眼前的困境：有人想离开原生家庭，有人希望减轻债务压力，也有人期待获得稳定的生活。
邢西雅就是其中之一。她来自遵义，家里的资源向两个弟弟倾斜。高中毕业后，她去广州打工，在KTV从事酒水销售。两年前，父亲因病做手术，她回到贵州，希望离家近一些。
长期在大城市生活，她养成了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她不止存不下钱，还背上数万元网贷。朋友劝她早点结婚，找个“靠谱的人家”，于是通过朋友介绍，她认识了花果园的红娘。
她喜欢看言情类的短视频，也相信婚姻能够带来感情与物质的双重满足。在她看来，既然有人愿意支付十几万元彩礼与自己结婚，那么帮忙偿还债务、给予陪伴和照顾，也应当是婚姻的一部分。填完资料时，她觉得，幸福已经离自己不远了。
来了花果园后她才发现，确实有人将闪婚当作“交易”。有人跟她说因为欠债，生活过不下去了，“得去‘闪个婚’赚点快钱。”
相比女方对婚姻的憧憬与想象，男方来到花果园的考虑得更加现实。
时代周报记者在花果园接触到的十余名闪婚男性，大多来自江西、安徽、湖北、河南等中部省份，年龄集中在25岁至40岁之间。在家乡，他们不少人已被贴上“大龄男青年”甚至“光棍”的标签。
更重要的是，花果园的结婚成本往往低于家乡。以李金所在的江西为例，一场婚姻仅彩礼支出就可能超过30万元。而在花果园，包含彩礼、红娘费和婚介费在内的总费用，大多在20万至30万元之间。
“如果不是被骗的话，到花果园来讨老婆，其实是个实在的办法，或者说性价比很高。”一名经历过闪婚的男性说。
徐亮的经验是，花果园之所以会形成这样密集的婚恋市场，本质上与这里的环境有关。
它是一个由大量外来务工者构成的大型社区，吸引了来自贵州本地及广西、云南等西南地区的年轻人聚集于此。他们生活尚未完全扎根、没有太多积蓄，但已经进入婚恋年龄。
在这种结构中，婚姻的构建不是依赖情感积累，更多的是现实匹配：收入、房产、年龄、是否离异，成为最直接的筛选标准。
与此同时，持续的人口流入与多元的婚恋需求，使得婚介机构得以在此生存。在此基础上，信息流动和生活节奏变快，以及省去恋爱的过程，使得闪婚成为可能。
难以破解的循环
2025年开始，那些经历过短暂婚姻的闪婚男性，开始聚集在一起，要求女方退全部彩礼，说红娘、婚介机构是诈骗。
李金是最早站出来的那一个。他对自己的定义是：被骗婚的受害者。
贵州瀛黔律师事务所穆河丽律师，长期接触婚姻家庭、婚恋服务合同纠纷领域，近两年累计经办几十起闪婚解体引发的彩礼返还、婚介服务退费、涉嫌婚恋诈骗的相关案件。
最初，她倾向于同情这些男性，认为他们被骗了。但随着经办案件数量增多，她的看法发生转变，她发现男方口中的“骗婚”不能一概而论。
她说到，实务中部分案件确属恶意“骗婚”，但多数矛盾源于双方认知偏差、婚前了解匮乏、婚后磨合失败，男方自身也可能存在问题。
多数参与闪婚的男性，在参加闪婚前已知晓高额服务费、彩礼标准及闪婚模式，不少男方也抱有 “花钱买婚姻” 的心态，且明知闪婚风险仍抱有侥幸。
女方身份信息可核验，但女方参加闪婚的初衷与内心想法，无法事前完全核实、绝对预判，这是闪婚纠纷高发的核心原因之一，也是骗婚类案件刑事立案难的主要原因。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无独立的‘骗婚罪’罪名”。穆河丽说，类似行为通常以诈骗罪或民事纠纷处理，其关键在于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以及是否存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
因此，闪婚失败，不一定就是刑事诈骗，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判断，既要依法打击真实的婚恋诈骗行为，也要厘清正常婚恋风险。
同时，男方通常在支付彩礼时签订的是赠予协议，给红娘的费用又是现金，导致证据链不全，案件侦办进展缓慢，或是案件不予受理。
花果园辖区派出所一名民警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很多纠纷在这些男方口中是诈骗，但背后往往混杂复杂的合同问题，家庭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民事纠纷。“如果不是非常明确符合诈骗条件，我们很难立案。”
换句话说，是否构成诈骗罪，不取决于双方关系是否破裂，而取决于结婚的动机是否是以骗取钱财为目的。
穆河丽的观察是，在绝大多数案件中，男方往往默认自己是花钱“购买”婚姻，因此对这段感情有绝对的主导权；而女方则在婚前对浪漫生活有所幻想，一旦预期落差过大，婚姻迅速瓦解。
邢西雅在男方家中居住了不到半年便选择退了一半彩礼回归自由。她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结婚后她很快发现，和她的征信证明一样，男方的收入也作假了。真相是在江西萍乡帮父母经营烟酒店，被虚构成了开厂，月收入过万；市区有房，实际上是一栋连外卖都送不到的“自建房”。
除了客观条件之外，邢西雅还发现对方在重大决策上没有自己的主张。“什么都听妈妈的”。她提出离婚，同意退还彩礼换取自由，但男方在妈妈的主张下提出必须额外退还婚介费与红娘费用。
随着闪婚纠纷不断被曝光，花果园的婚恋市场也开始发生变化。
贵阳南明区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针对花果园的婚介乱象，南明区已由区委政法委、民政局牵头，成立多部门联合工作组，进行专项整治。
但婚恋市场格局未变、高额利益诱惑持续、监管权限边界模糊、法律认定与取证存在客观困难等多重因素，综合治理道阻且长。
徐亮说，的确有婚介公司被查处，法定代表人被限制高消费。但在婚恋机构交流群里，相亲资料仍然不分昼夜地流动。红娘们在朋友圈不断更新进展：“又成了一对。”
没人在意真实性，但作为生意人，他知道这行有些灰色空间，“但有单身男女，就会有生意。”
今年6月16日，在汤妍被捕一年后，李金得知案件有新的进展。
汤妍被检察院提起公诉，案件进入法院程序，但开庭时间尚未确定。他期盼法院能让汤妍退还彩礼，再回到花果园找一个人相亲。
花果园的写字楼里，相亲仍在继续。红娘打开资料夹，重复问出那句熟悉的话：“车房都有吗？”
（文中李金、汤妍、徐亮、邢西雅、龙晓晓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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