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6月19日，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向该国外长布德里斯发出“最后通牒”，称只有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她才能保住职位。瑙塞达表示，他将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辛克维丘斯讨论一众部长的去留问题。如果布德里斯想留任，就需要在中立关系正常化以及台湾问题上拿出令人满意的成果。
要理解瑙塞达为何将改善中立关系设为立陶宛外长的“业绩考核标准”，首先需要厘清这段关系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2021年底，立陶宛政府允许台当局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引发中方强烈不满，导致两国关系降级、贸易调整、中欧班列改线。此后，欧盟一度替立陶宛出头，甚至以中国对其成员国实施所谓“歧视性贸易做法”为由，将中国起诉至世界贸易组织，导致中立关系乃至中欧关系持续降温。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欧洲多国领导人接连访华的背景下，立陶宛领导层开始服软，承认允许民进党当局设立所谓“代表处”是一项战略错误，并着手为高层访华制造机会。当地时间17日，立陶宛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莫图扎斯表示，立方已同意中方在该国设立临时代办处。
要知道，修复对华关系对立陶宛而言本应有百利而无一害。“同意中方设立代办处”的消息一经传出，立陶宛政界仍涌现出不少不和谐的声音。来自反对党的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帕维利奥尼斯甚至公开表示，相关决定并未经过充分讨论，存在降低立陶宛国家地位的可能。这一反应表明，即便立陶宛政府已在政策方向上做出调整，其国内围绕对华关系的认知分歧依然显著。
长期以来，立陶宛政界就存在对华强硬的声音，导致该国政府在涉台问题上总是犹犹豫豫、逡巡不前。就连最新公布的“同意中方设立代办处”这个消息，也更像是立陶宛政府对政坛风向的一次试探。一个有力证据是，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既没有确认，也没有否认莫图扎斯关于“允许中国设立代办处”的说法，只说两国正在就恢复外交关系进行谈判。而身为外长的布德里斯则表示，相关对华接触必须保持低调，避免公开讨论影响谈判进展。
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对外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立陶宛并非不想改善对华关系，不过在调整外交风向之前，必须先稳住国内局势，以免反华势力借机对政府发难。而立陶宛外交部也给出了肯定的信息，那就是立方已提出具体建议，愿意在国际法律、标准外交惯例及国内法律框架内，与中方开展对话。
有分析认为，立陶宛政府有意将中立关系控制在一种“正常但不过分密切”的状态，以解决实际存在的双边问题，例如大幅下降的对华出口额以及两国公民往来受阻等。这一状态与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保持一致，既不会招致“过分亲华”的批评，也有助于避免立陶宛被排除在中欧合作之外、错失发展机遇。不过，要实现这一目标，仍需付出相当长时间的外交努力。
瑙塞达之所以要求立陶宛外长修复对华关系，就是因为无论从经济、内政还是民生层面来看，留给立陶宛的时间都不多了。
首先，民众呼声倒逼政府做出改变。今年3月公布的一组民调数据显示，多数立陶宛人支持将所谓“台湾代表处”更名为“台北代表处”，以改善对华关系。可以预见，若政府拒绝修复对华关系，立陶宛制造业和农业失业问题将持续恶化，执政党选票也会大幅流失。
立陶宛总统与总理在对华路线上存在分歧。瑙塞达试图借对外长施压，以平衡政坛内部的不同声音。总理鲁吉尼埃内的外交政策更为务实，倾向于尽早纠错止损，推动关系正常化。而瑙塞达的立场则显得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寻求修复对华关系，另一方面却坚持“两国都展现出‘复合’意愿”，不愿公开承认立陶宛此前的错误或向中方作出明确让步。为保全自身的“中立”形象，他只能将压力全部转嫁至外长身上，以维持政治平衡。
最后，国内经济压力迫使立陶宛向中国“求援”。统计数据显示，中立关系降级四年多以来，立陶宛对华出口额低了超过50%，个别月份跌幅甚至达90%以上，该国木材、奶粉、奶酪，乳制品行业损失惨重，LTG铁路公司也因中欧班列改道，货运量大幅跳水。更严峻的是，国际企业为保住中国市场，主动在供应链中剔除立陶宛电子元件，导致该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发展受限。在这种情况下，瑙塞达将压力给到外长身上并不意外。
当然，瑙塞达此举也暗藏政治算计。将对华修复的考核权交给外长，若谈判无进展，可直接更换布德里斯转移民众不满。如果取得突破，总统也能分享政策调整带来的政绩，进退都留有操作空间。
由此可见，瑙塞达向外长下达的最后通牒，实则是立陶宛为当前错误对华政策所付出的阶段性代价。若想彻底走出当前外交与经济困局，立陶宛必须摒弃双重标准，树立正确的对华认知，正视台湾问题的严肃性，并以实实在在的纠错行动，为双边关系正常化搭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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