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把赔偿款交到当事人老雷手上时，他紧紧攥着我的手，既欣喜又愧疚：“宋法官，你跑了这么多趟，挨了这么多骂，对不住啊！”
老雷家里条件不好，四十岁的儿子还没成家，老人心里急，便想着出去多干点活帮衬家里。正巧，朱某承揽了某保险公司的装修工程，将部分工程分包给老雷同村村民田某。老雷受田某雇佣，在一次拆除某保险公司窗户时，他从脚手架上重重摔落，造成九级伤残。
八万多元的医疗费，十七万余元的总损失——这两个数字，像两座大山压在了老雷本就拮据的家庭。
我陷入了两难。被执行人田某是低保户，名下几乎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按照程序，这本可以“终结本次执行”。可我心里清楚，如果就这样结案，留给老雷的将是一纸冰冷的“法律白条”。
我暗下决心，要用“笨”方法打通这“最后一公里”。这个思路，说实话，有点儿“不讲理”：让判决中无责的保险公司献爱心，让负有次要责任的朱某再担一点，让田某尽力赔付，最后用司法救助兜底。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步步艰难。
第一次去保险公司，对方的答复虽然很客气，但是也很坚决地拒绝了。我没有气馁。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也不知道自己跑了多少趟，只知道每次去，都会把老雷的处境再讲一遍，把法理和人情再说一次。
大概是第五次吧，保险公司负责人终于松了口：“宋法官，你这份心，我们服了。3万元，我们出！”
我知道，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在老雷家，一听我让老雷放弃部分诉求，家属情绪激动，指着我的鼻子骂“收了黑钱”。我站在门口，默默听完，等他们稍微平静下来，才轻声说：“让我把话说完，我真是来帮你们的。”
在田某家，我被当成逼债人堵在门外。在朱某的工地上，我遭到工友们起哄质疑。那段时间，我的手机成了“热线”，一天几十个电话——沟通、解释、挨骂。
前后跑了十几次，车到不了的地方就步行。渐渐地，坚冰开始融化。最后一次协调会开完，十二万余元的赔偿款终于凑齐了。
那些跑断腿的“笨”方法，那些不被理解的委屈，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日子——只要最终能让当事人拿到钱、解了困、安了心，就都值得。
来源：人民法院报
编辑：邱琪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