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2003年的腊月二十八，北风刮得跟刀子似的，我家堂屋里却热闹得很。红绸子绑着的暖瓶、印着喜字的脸盆，摆了满满一桌。我穿着借来的红棉袄，头上别着一朵假绒花，坐在炕沿上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婆婆王秀兰从里屋走出来，手里攥着一沓用红纸包着的票子，脸上堆着笑：“秀梅啊，妈知道你家穷，这一万五，是咱老李家的心意，你拿好喽。”
我那时候才二十二，老实得跟村口那头老黄牛似的。爹娘走得早，跟着叔婶过日子，能嫁到李家这样有瓦房有粮的人家，已经算是烧了高香。我接过那沓钱，手都在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妈，谢谢您。”
院子里鞭炮噼里啪啦地响，呛人的硝烟味儿混着厨房飘出来的炖肉香，直往鼻子里钻。我男人李建军憨憨地站在我旁边，搓着手直乐。小叔子李建国还没说上媳妇，蹲在门槛上嗑瓜子，眼睛却时不时往我手里那沓钱上瞟。
那天晚上，宾客散尽，屋里只剩下一盏15瓦的灯泡，昏黄昏黄的。我正打算把那一万五压在枕头底下，婆婆推门进来了。
她脸上的笑没了，声音压得低低的：“秀梅，那钱……你先给妈拿回来。”
我愣住了，手里的红包像突然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妈，这……”
“你听话，”婆婆的眼神躲闪着，“这钱是给亲戚们看的，做做样子。你嫁过来就是李家人了，钱在妈这儿，跟在你那儿，不都一样？再说了，建国还没娶媳妇，咱家这日子还得精打细算。”
新婚的红烛烧得噼啪响，我的心却一下子凉到了脚底板。我看了一眼旁边的建军，他低着头，一声不吭，手指头抠着被角上的喜字。
我把那一万五，一分不少地，又递回了婆婆手里。
二
打那以后，我就明白了，在这个家里，我算个什么。
每天天不亮我就得起来烧火做饭，喂猪喂鸡，地里的活儿一样不落。婆婆嘴上说着“秀梅最勤快”，可一到吃饭的时候，那块最肥的肉，永远夹到建国碗里。建军老实，闷头干活，从不替我说半句话。
两年后，小叔子建国娶了邻村的张丽娟。这丫头嘴甜，会来事儿，一口一个“妈”叫得跟蜜似的。婆婆给她的彩礼，是两万八，外加一对金耳环。婚礼那天，我端着茶水在旁边伺候，听见婆婆当着全村人的面说：“丽娟这孩子有福气，我老李家就稀罕这样的儿媳妇！”
我心里头那个苦啊，跟黄连泡过似的。
可我没吭声。我跟建军后来分家搬到了村东头那两间旧瓦房，自己起早贪黑，种了五亩大棚菜。建军虽然嘴笨，可干活是把好手。日子一年年地熬，2010年我们盖起了二层小楼，2015年又在县城给儿子买了房。
而婆婆那边呢？她把所有的家底儿都贴给了小儿子。建国两口子嘴甜，可手懒，开了个小卖部赔了本，又跟着人去南方做生意，被骗了个精光。丽娟看日子过不下去，眼珠子一转，开始打婆婆养老钱的主意。
去年冬天，婆婆中风了，半边身子动不了。我赶过去的时候，看见她一个人躺在那间冰冷的屋子里，褥子湿了一大片，屋里一股子尿骚味儿。丽娟早就带着孩子回娘家“躲清静”去了，建国在外头躲债，电话都不接。
婆婆看见我，浑浊的眼睛里一下子涌出泪来，嘴角哆哆嗦嗦地动，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把她扶起来，给她擦身子，换褥子。她那只还能动的手，死死地抓着我的胳膊，指甲都掐进了肉里。
“秀……秀梅……”她哭得跟个孩子似的，“妈……妈对不住你……”
我鼻子一酸，眼泪也下来了。二十多年前那个新婚夜，那一万五的彩礼，那盏昏黄的灯泡，一下子全涌到了眼前。
我抹了把眼泪，轻声说：“妈，过去的事，别提了。我把您接到我家去住吧。”
三
把婆婆接回家后，街坊邻居都说我傻。我大姑姐也劝我：“当年她那么待你，你忘啦？”
我能忘吗？我忘不了。可我也想明白了一个理儿——人这辈子，争来争去，争的不就是个良心安稳吗？婆婆偏心，那是她的糊涂；我要是也跟着糊涂，那这一辈子就白活了。
婆婆在我家住了八个月，走的时候很安详。临咽气前，她把攒了一辈子的一个铁盒子塞给我，里头是三万块钱和一张存折——存折上写着我的名字，里面是当年那一万五，加上这些年的利息，整整三万二。
原来，她不是没还过我。只是这份愧疚，她藏了二十多年。
办完丧事，丽娟和建国才急急忙忙赶回来，张口就问：“妈的存款呢？房子呢？”
我看着他们，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把那个空了的铁盒子，递了过去。
夜里，我坐在院子里，听着远处零星的狗叫声，闻着空气里飘来的麦秸秆味儿。建军给我披上一件棉袄，瓮声瓮气地说：“媳妇儿，这些年，委屈你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
人这一辈子啊，谁亲谁疏，老天爷心里都有一本账。偏心的人未必有福，吃亏的人未必受穷。日子是自己过出来的，心宽了，路才能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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