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82岁，算得上是个有些经历的老烟民了。
我出生在常州乡下，母亲因生活所迫去上海当佣人，我被寄养在舅公家里。舅公是个瞎眼的穷秀才，只能捧着铜制的水烟袋打发时光，于是为他吹纸捻子点火，听他咕噜咕噜地吸水烟，就成了我童年时责无旁贷的义务。他虽然在我喊饿的时候会摸索着用拐棍打我，但有时也会用手指蘸点水，教我认他写在桌子上的字。
也许是有了秀才家族的基因，1962年我竟然考上了南京大学学习法语。1966年5月忽然“文革”爆发，造反派得势掌权，我们被打得躲在地下室里，会吸烟的同学有时给我一支，我也渐渐地学会了借烟消愁。
大学毕业后先到军垦农场劳动两年，农场大多在荒郊野外，从春种秋收到冬天挖水沟，劳累之余无处可去，唯一的消遣就是到小卖部买烟抽。当时的大前门牌质量不错，好在我烟瘾不大，一盒能抽两天。
1971年离开农场来到沈阳飞机厂，正逢沈阳实行配给制，每人每月三两油，半斤肉，两斤细粮。那种切肤之痛，根本无法想象。我白天当铆工玩命苦干，下班回家往往无米下锅。烟民是越苦越愁抽得越凶，所以尽管窘困之极，烟却是戒不了的，只能越吸越差，从三角钱的大生产改成两角六分的红玫瑰，最后抽八分钱一盒的，好像是双鱼牌，里面看不到什么烟丝，几乎只有木屑了。
在东北和工人农民一起摸爬滚打，1976年我被安排到辽中县牛心坨公社老虎岗子大队，名义上挂职副书记，实际上就是去照顾本厂下乡到那里的青年学生。在大队部开会的时候，我见识了东北人抽的蛤蟆烟，用报纸或白纸裁成小纸条，放上一些烟叶，卷起来用吐沫一粘，点上火就可以抽了。本地种的烟叶特别冲，冬天开会不能开窗，干部们挤在炕上喷云吐雾，满屋子烟雾腾腾，以至于连身旁的人都看不清。大家还向炕对面的墙上吐痰，像是比赛谁吐得远，天长日久，那一面墙壁都变黑了。
1978年我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舍妻别子的两地生活前后达十年之久。我常年独自伏案写作，左手夹烟右手握笔已积习难改。其间还到法国进修两年，我不喜欢很凶的外国烟，在巴黎时经常买女性吸的有薄荷味的香烟。
1987年回国以后，我担任了外文所科研处处长，后来晋升为研究员，在50岁的时候分到了一套小住房，生活终于有所改善。这时不用再借烟消愁，艰苦奋斗了半辈子，应该关心自己的健康了，何况先后担任了法国文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和会长，常有机会参加学术活动，在公众和粉丝们面前也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于是很自觉地戒掉了长达28年的烟瘾。
2004年我从外文所退休，应聘到湘潭大学。2017年，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两个儿子早已成家立业，我在湘潭大学任教多年，还买了住房，所以来到湘潭大学定居，安度晚年。湖南人性格爽朗，聚会时免不了喝酒抽烟，我虽已戒烟，但架不住友人一再相劝，想想人生已到晚年，孔老夫子不是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吗？何必过于苛求自己，想抽就抽一支吧，只要开心就好。于是我又恢复了吸烟的习惯，还是两天一盒，不过也算是为了爱护身体，不抽便宜的杂牌烟，起初抽芙蓉王，后来抽中华牌。朋友们知道我抽烟了，有时还送我一百元一包的和天下。
不知不觉又吸了将近十年，虽然身体没有什么问题，但近年来我还是觉得喉咙不适和口腔有异味，特别是哪怕最好的烟抽起来也味同嚼蜡，毫无乐趣。抽了之后没有提神醒脑的作用，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感觉迟钝的缘故，直到不久前看到新闻上说查了十家便利店，发现家家都在卖假烟，其中包括中华牌，我不禁顿悟：我花了许多钱买高价烟，不惜损害自己的健康，却让烟贩子大赚黑心钱，真正是个冤大头。这样一想，我立刻停止抽烟，几天之后就觉得口腔异味消失，呼吸顺畅，头脑清晰，更是坚定了永远不再吸烟的决心。
戒烟之难在戒。凡是要像和尚受戒那样痛苦，要靠意志去克服烟瘾，肯定很难成功。我在50岁时的戒烟，以及现在的不再抽烟，都不是靠丢掉打火机、吃零食抵消烟瘾等办法去努力克制，而是真正认识到抽烟有百弊而无一利，烟对我就完全失去了吸引力，根本就不想再抽了。以前聚会时我抽烟，别人夸我活得潇洒，都是出于对我的尊重和礼貌，其实谁会喜欢一个有烟味的老头呢？现在我真正做到了无烟一身轻，不再是个会让人讨厌的老烟民，也算是从善如流，做一个身心健康的老人吧。
2026年3月24日
原标题：《82岁的我，这件事做了两次 吴岳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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