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建国，今年四十六岁，在城南老街开了家修表铺子。铺面不大，二十来平，玻璃柜台里摆着各种老式钟表和客人送来维修的物件。墙上挂钟滴滴答答走个不停，倒让这间铺子有种遗世独立的安静。
今天是六月中旬，梅雨季刚过，空气里还泛着潮气。我坐在柜台后面，用绒布擦拭一块上海牌老手表，表盘上的夜光点已经发黄，像老年人浑浊的眼睛。正擦着，门口的风铃响了。
一个女人站在门口，逆着光，身形消瘦，穿一件浅灰色连衣裙，头发松松挽在脑后，几缕碎发贴在脸颊上。她手里拎着一个帆布袋，看起来有些旧了，边角磨得发白。
“周师傅，我的表又停了。”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像是哭过。
我认出她是苏曼，两个月前我们刚分手。算起来，她是我同居过的第四个女人，也是最后一个。
苏曼走进来，把帆布袋放在柜台上，从里面掏出一块女式石英表，欧米茄的，表带是黑色皮质，已经有些磨损。这块表是她母亲留给她的遗物，三个月前我修过一次，换了电池和防水圈。
“没道理这么快就没电。”我接过来，打开后盖检查，发现是机芯出了问题，有个齿轮卡住了。“要留在这里修，得两三天。”
“行。”她点点头，目光在铺子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左手无名指上。那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你没戴戒指。”她说。
“早就不戴了。”我把表放进维修盘里，拿笔记下编号，“修好了我给你打电话。”
苏曼没有要走的意思。她靠在柜台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指节因为用力攥着帆布袋而发白。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建国，我可能要离开深圳了。”
我手里的螺丝刀顿了一下。
“我弟弟在成都给我找了份工作，学校里的教务，工资不高，但稳定。”她说着，抬起头看我，眼眶有些红，“我想过了，一个人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你都不要我了，我还赖着干什么。”
柜台上的台灯发出昏黄的光，把她眼角的细纹照得很清楚。苏曼今年四十一岁，皮肤保养得很好，但眼睛骗不了人，那里面有太多东西——失望、不甘、还有一点点怨恨。
“我不是不要你。”我放下螺丝刀，摘下老花镜，“我是觉得，我们不太合适。”
苏曼冷笑了一声：“不合适？周建国，你跟我同居了大半年，现在跟我说不合适？那你告诉我，什么才叫合适？你那个安姐合适？还是那个刘老师合适？”
她说到“刘老师”的时候，声音明显提高了，隔壁卖干货的老王探头往这边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我没有接话。苏曼说的安姐和刘芳，都是我以前的同居对象。她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把过去的事情跟她说了，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该坦诚些。谁知道这些事后来成了她每次吵架都要翻出来的旧账。
“行吧。”苏曼抹了一下眼睛，从帆布袋里掏出几张钞票放在柜台上，“修表的钱先给你，修好了你帮我寄到成都去，地址我写给你。”
她转身要走，风铃又响了。我看着她瘦削的背影，想起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在隔壁花店买花，穿一条碎花裙子，手里捧着一束雏菊，冲我笑了一下，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苏曼。”我叫住她。
她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到了成都，好好过日子。”我说，“你值得更好的。”
她肩膀抖了一下，推开门走了。
风铃在身后摇晃，发出清脆的声响。我坐在柜台后面，看着那块欧米茄手表，机芯散在维修盘里，密密麻麻的齿轮像迷宫。我想起安姐、刘芳、陈美玲，还有苏曼，她们每个人都是一条路，我走进去，又走出来，最后发现自己还在原地。
而我今年四十六岁了，铺子里的钟表每天准时走动，时间就这么一点一点流走，不等人。
我第一次跟女人同居，是在三十八岁那年。
对方姓安，叫安丽华，比我大四岁，离异，有个女儿在加拿大读书。她在深圳做服装生意，开了三家连锁店，身家颇丰。我们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的，她穿一件黑色旗袍，头发烫成大波浪，涂着大红唇，一进门就让整个包间的男人都看直了眼。
安姐漂亮，也精明。她看人时目光直接，像在估一件货物的价。那天聚会散了，她主动要了我的手机号，第二天就给我打电话，说手表坏了，让我帮着看看。
那是块百达翡丽，女款，表圈上镶了一圈碎钻，闪闪发光。我接过来的时候手都有点抖，这种表我没修过，真怕弄坏了赔不起。安姐靠在柜台边笑，说没事，坏了就坏了，她本来也不喜欢这块表，前夫送的。
修了三天，总算把表修好了。我给安姐打电话，她让我送到她店里去。那天下着雨，我骑电动车过去，浑身湿透了，安姐让我去楼上洗个澡换身衣服，她这里有她儿子的旧衣服。
后来我就没走成。
安姐住在华侨城一个高档小区里，三室两厅，装修得富丽堂皇。她儿子在国外读高中，常年不回来，家里就她一个人。我住进去之后，她每天变着花样做饭，煲汤、蒸鱼、炖排骨，说男人得把身体养好。我那时候刚跟前妻离婚两年，一个人吃够了外卖和泡面，突然有人给做饭，心里头暖烘烘的。
安姐对我好，但我看得出来，她心里有事。
有时候半夜醒来，我听见她在阳台上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偶尔还会哭。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是女儿的事，女儿在加拿大交了个男朋友，她不同意，母女俩闹别扭。
“建国，”有一天晚上她靠在我肩上，手指头在我胸口画圈，“你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我女儿说我控制欲太强，什么都要管。可她是我闺女啊，我不管她谁管她？”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我有个儿子跟前妻在惠州，一年见不了两次面，想说管都管不着。
安姐叹了口气：“我就是怕一个人。你知道吗，我刚离婚那会儿，每天晚上都睡不着，电视开到天亮，就为了让屋里有点声音。后来慢慢习惯了，但有时候还是会怕。”
她没说怕什么，但我知道她怕什么——怕老，怕病，怕死了都没人知道。
跟安姐同居了九个月，我们分了。原因说起来挺狗血的，她前夫从国外回来了，想跟她复婚。那天她前夫找到铺子里来，西装革履的，看着比我体面多了。安姐让我出去，他们在里面谈了一个多小时，出来的时候安姐眼睛红红的。
“建国，”她说，“老张想回来，为了女儿。”
我没说什么，当天就从她家搬出来了。安姐给了我一笔钱，我没要，就拿了修表的工钱。搬走那天她送我下楼，电梯里就我们两个人，她突然拉住我的手，说：“建国，你是个好人，以后找个安分的女人过日子。”
我点点头，电梯门开了，我走出去，没有再回头。
后来我听朋友说，安姐跟前夫复婚了，但过了一年又离了，还是过不到一块去。她女儿从加拿大回来，在深圳开了家咖啡店，安姐每天去店里帮忙，倒也忙得充实。
跟安姐分开那年我三十九岁，觉得自己看透了——女人过了四十，找伴侣就是图个安稳，怕孤单。我以为那是全部答案，后来发现，我错得离谱。
第二个女人叫刘芳，比我小两岁，是小学老师。
我们是在菜市场认识的。那天我去买排骨，正好她也站在肉摊前挑排骨，我们俩同时伸手去拿同一块，手指碰在一起，她缩回去，冲我笑了一下。
刘芳长得不算漂亮，圆脸，皮肤白净，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看着很舒服。她穿一件碎花衬衫，头发剪得短短的，像学生头，整个人干净利落。
“你会挑排骨？”她问我。
“经常买，熬汤喝。”
“一个人？”
“嗯。”
她挑了一块排骨，又挑了些莲藕，我帮她提着菜，一路聊着走回去。她住在学校后面的教师公寓里，离我的铺子不远，走路十分钟。到了楼下，她接过菜，说：“谢谢你啊，改天请你吃饭。”
我以为她就是客套，没想到过了三天，她真来找我了。
刘芳提着一个保温桶，桶里是莲藕排骨汤，还热乎着。“我一个人煲多了，喝不完，给你送点。”
我接过来，让她进铺子坐。她四下打量了一圈，说：“你这铺子挺有意思的，都是老钟表。”
“修表只是手艺活，打发时间。”我给她倒了杯茶。
那天她在铺子里坐了一个多小时，跟我聊她班上的学生，说她教五年级语文，有个小男孩特别喜欢她，每天早上一到教室就喊“刘老师你今天真好看”。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手舞足蹈，像个没长大的小姑娘。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刘芳跟我见过的所有女人都不一样，她单纯、热烈、掏心掏肺地对你好。每天早上她六点起床去学校，顺路给我买早餐，放在铺子门口的小桌上。下班了就来铺子里陪我，有时候批改作业，有时候就趴在柜台上看我修表，安安静静的，不吵不闹。
周末她带我去爬山，去海边，去她老家看油菜花。她老家在江西农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我去过一次，她妈拉着我的手说：“小周啊，我们家芳芳从小就懂事，就是太懂事了，什么事都憋在心里。你多担待她些。”
那时候我才知道，刘芳其实挺不容易的。
她以前结过婚，男人是她大学同学，两个人感情很好。结婚第三年，男人查出肝癌，从确诊到走，不到四个月。刘芳那年三十二岁，一夜之间成了寡妇。她父母让她回老家，她不干，一个人在深圳教书，一教就是八年。
“我从来没跟人说过这些，”有一天晚上她躺在我怀里，“同事朋友都觉得我开朗，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有多怕一个人待着。以前老张走了之后，我每天晚上都梦见他，梦见他跟我说，芳芳，你得往前走，别回头。”
我搂着她，心里头酸酸的。那会儿我真的想跟她好好过日子，把铺子的生意再做大些，攒点钱在深圳买个房子，哪怕小一点，两个人有个窝就行。
可事情没那么简单。
刘芳的父母知道她在跟我交往，从江西来了深圳，专门来“考察”我。她爸是个严肃的老头，坐在铺子里抽了半包烟，问我什么学历、收入多少、房子在哪、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老老实实说了，小学毕业，修表手艺，没房，租铺子住。
她爸听完，烟头往地上一扔：“你一个修表的，初中都没念完，配得上我家芳芳？她可是正儿八经的大学老师！”
刘芳在一边急了：“爸！你说的什么话！”
“我说的是实话！”她爸瞪着她，“你非要找个没出息的，将来日子怎么过？你忘了老张的事了？老张在的时候好歹是工程师，你呢，苦哈哈这么多年，还找，越找越回去！”
刘芳哭了。
她妈偷偷给我塞了五百块钱，让我买点营养品补补身体，说：“小周，你别怪你叔，他就是心疼芳芳。你叔身体也不好，高血压糖尿病，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没要那钱，我说阿姨我理解。
当天晚上刘芳跟我回了出租屋，她一进门就把包摔在沙发上，抱着枕头哭了一场。我坐在旁边，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哭完了，红着眼睛问我：“建国，你愿不愿意跟我回江西？”
“回江西做什么？”
“我爸妈就我一个闺女，他们年纪大了，我想回去照顾他们。你跟我一起回去，我让我爸托人给你找个工作，进厂也行，你不修表了行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全是期盼，像个小女孩在求一颗糖。可我心里清楚，我四十岁了，除了修表什么都不会。进厂？那点工资够干什么？而且我儿子还在惠州上学，每个月我得给他打生活费。
“刘芳，”我说，“我得想想。”
她想了一个星期，最后做了决定——分手。
那天她来铺子里，穿一件白色毛衣，眼睛肿得像核桃。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万块钱，说是她攒的，给我儿子交学费。
“我不能跟你回江西，”她说，“我儿子在这边，我得守着。”
刘芳点点头，说她知道。她把信封放在柜台上，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回来，抱住我，在我耳边说：“建国，你要是哪天想找我了，就来学校找我。我一直在。”
我拍了拍她的背，没说话。
她走了以后，我在铺子里坐了一整天，看着那块老上海的钟摆来来回回。后来我拿起她留下的一万块钱，去找她，把钱还给她。她在校门口站着，看我来了，眼泪就下来了。
“你别这样，”她说，“让我心里好受点行不行？”
“刘芳，”我把钱塞回她手里，“你是个好女人，将来找个有本事的，别找我这样的了。”
她哭了很久，最后转身进了学校，背影消失在教学楼里。
后来我听说刘芳一直没找，还在那所学校教书，她爸前年走了，她把她妈接到深圳来一起住，母女俩相依为命。有次我在路上碰见她，她推着她妈在公园里散步，看见我，笑了一下，还是那两个酒窝。
我点点头，没停下来。
跟刘芳分手后，我有两年没再找女人。那段时间我把心思都放在铺子上，接了不少修古董钟表的活，攒了点钱，把铺子重新装修了一下。
陈美玲是第三个。
她来修表的时候我正蹲在门口抽烟。一辆白色宝马停在路边，车门打开，下来一个女人，穿一套黑色职业装，高跟鞋，头发盘得一丝不苟。她手里拿着一块浪琴表，表面碎了。
“能修吗？”她把表递过来，声音干脆利落。
我接过来看了看：“能，换个表面就行，三天后来取。”
“三天？”她皱了皱眉，“能不能快点？我明天有个重要会议。”
“最快也得两天。”
她想了一下：“行吧，你给我修。多少钱？”
我说了个价，她二话不说掏钱付了。付完钱她打量了我一眼，说：“你就是周建国？老张经常提起你。”
老张是我一个老客户，在银行工作，跟我认识了七八年。原来这女人是老张的朋友。
两天后陈美玲来取表，我换好了表面，又给她清了清机芯。她戴上表试了试，挺满意，冲我笑了笑：“手艺不错。改天请你吃饭，谢谢你。”
我以为她说客气话，没想到第二天她真打电话来了。
陈美玲请我吃饭的地方是个高级西餐厅，我穿着修表的蓝布褂子就去了，门口服务员拦着不让进，说衣冠不整。陈美玲从里面走出来，挽着我的胳膊往里走，说这是她朋友，怎么了？
那一顿饭我吃得浑身不自在。刀叉摆了七八副，我不知道哪副吃哪道菜。陈美玲看出来我不自在，让服务员把刀叉撤了，换了两双筷子。
“你别紧张，”她笑着说，“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十八岁来深圳打工，什么苦都吃过。”
陈美玲比我小三岁，自己做外贸生意，手下有十几号人。她离过一次婚，前夫是香港人，两个人性格不合，好聚好散。她有一个儿子在加拿大读书（又是加拿大），一年回来一次。
我们吃了几次饭，看了几场电影，就在一起了。
陈美玲跟安姐和刘芳都不一样。安姐需要人陪，刘芳需要人爱，陈美玲什么都不需要，她自己什么都有。她请我去她家住——她住在深圳湾一个高档公寓里，落地窗正对着海，晚上能看到对面香港的灯火。
“你搬过来住吧，”她说，“反正我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也浪费。你来了还有个说话的人。”
我搬过去了，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陈美玲太忙了，早上六点出门，晚上十点回来是常事。有时候出差一个星期不回来，就我一个人住在她那大房子里，对着满墙的书和窗外的海景，比我自己那出租屋还冷清。
她在家的时候也闲不住，不是打电话就是回邮件，吃饭的时候手机就放在手边，屏幕一亮她就拿起来看。我跟她说话，她嗯嗯啊啊地应着，眼睛盯着屏幕。
“你能不能把手机放下？”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
她抬头看我，有些莫名其妙：“怎么了？我在处理工作。”
“我们在吃饭。”
“吃饭又不耽误回消息。”她低头继续打字。
那天晚上我们吵了一架。也不算吵，就是我心里堵得慌，跟她说了几句，她就笑了，笑得挺无奈的：“建国，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重视你？我跟你解释一下，我公司最近在谈一个大单子，十几万美金，我得盯着。等这单做完了，我陪你出去旅游，行不行？”
她语气挺温和的，像是在哄一个不懂事的小孩。我反而更难受了。
在陈美玲那住了四个月，我始终觉得自己像个外人。她的生活太满，工作、健身、朋友聚会、客户应酬，我在里面只占了很小很小一块。有时候她回来晚了，我已经睡了，她洗漱完轻手轻脚上床，背对着我刷一会儿手机，关灯，睡觉。一整夜我们甚至没说一句话。
有天晚上她带我去参加公司年会，一屋子西装革履的人，举着香槟杯谈生意。我穿了一身西服，那是陈美玲专门给我买的，三千多块，料子很好，但我穿上就跟裹了一层别人的皮。有个年轻男同事凑过来跟我说话，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修表的，他愣了一下，哦了一声就走了。
陈美玲在台上发言，讲公司未来规划，灯光打在她身上，干练、自信、闪闪发亮。台下掌声雷动，我也跟着鼓掌，心里却空落落的。
当天晚上回到公寓，我跟她说：“美玲，我想搬回去住。”
她正在卸妆，回过头来看我，眼里有些意外：“怎么了？住得不舒服？”
“不是，就是觉得……咱们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建国，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忙了，没时间陪你？”
“不是时间的问题。”我坐在床边，“你什么都好，什么都有，不需要我。我在你这儿，就像个多余的摆件。”
陈美玲放下卸妆棉，走过来坐在我旁边。她伸手摸了摸我的脸，那双手保养得很好，又软又凉。“建国，你以为我容易吗？我十八岁出来打工，从流水线女工做到现在，中间吃了多少苦你知道吗？我不敢停下来，一停下来我就怕，怕回到从前那种日子。”
她靠在我肩上，声音有些哽：“我也是人，我也想要个知冷知热的人在身边。可我都四十多了，还能像小年轻那样谈恋爱吗？我得挣钱，我儿子在国外读书一年几十万，我爸妈在农村要养老，公司几十号人要吃饭。我肩膀上扛着多少东西，你知道吗？”
我搂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第二天我就搬走了。陈美玲没拦我，帮我叫了车，把我的东西装了两个纸箱子。临上车前她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两万块钱。
“这段时间谢谢你，”她说，“修表的钱。”
我看了她一眼，把信封推回去：“美玲，我不缺这个。”
她没勉强，把信封收回包里，冲我笑了笑：“那行，以后表坏了还找你修。”
我坐上车，从后视镜里看着她的身影越来越小。那天天气很好，深圳湾的海面上波光粼粼，她站在公寓楼下，穿一身白色连衣裙，风吹起来裙角飘着，很好看。
但我终究不是那个能陪她看海的人。
后来我跟陈美玲还偶尔联系，过年发个问候短信。她公司做得越来越大，去年听说在东莞开了分厂。她还是一个人，有次老张来修表说起她，说她谈了几个男朋友都没成，说那帮男人都配不上她。
我笑笑没接话。
第四个就是苏曼。
认识苏曼的时候我刚过完四十三岁生日。安姐、刘芳、陈美玲，三段同居经历，加起来三年多，最后都散了。我那时候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一个人守着铺子，等儿子长大，等自己变老。
苏曼搬到隔壁开花店，是那年春天的事。
她四十岁，从湖南老家来深圳，说是投奔亲戚。后来才知道她离婚了，丈夫出轨，她分了套房子和一笔钱，房子卖了，钱拿到深圳来做本钱，开花店。
花店就在我铺子隔壁，原来是个奶茶店，关门了，她盘下来。装修那些天她天天来监工，我在铺子里修表，总能听见她在那边指使工人干活的声音，嗓门挺大，但说话爽利，不讨人嫌。
店开起来那天她给我送了一盆绿萝，说周师傅，以后咱们是邻居了，多关照。我道了谢，把绿萝放在柜台上，绿油油的，看着挺养眼。
苏曼一个人打理花店，进货、理花、包花束，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有时候中午我看她店门还开着，人趴在柜台上打瞌睡，就敲敲玻璃把她叫醒，让她去吃口饭。
她醒了揉揉眼睛，冲我笑一下：“哎呀又睡着了，周师傅你吃饭没？我请你。”
后来我们就经常一起吃饭，有时候是她做了饭端过来，有时候是出去吃。她做饭的手艺好，湖南菜，辣得够味。我吃了两回就上瘾了，她天天给我带一份，说一个人做饭也是做，两个人搭伙热闹。
苏曼跟刘芳有点像，都是那种热心肠的女人，但她比刘芳泼辣，说话直来直去，不高兴了就骂人，骂完了又笑嘻嘻的。她跟我说她的过去，说她前夫是个什么德性，说她在老家那段日子多憋屈，说得咬牙切齿的。
“我那时候真是瞎了眼，”她拍着桌子，“他外面有人我都不知道，还傻乎乎地给他洗衣服做饭。后来那女的找上门来，挺着个大肚子，你说气不气人？”
我给她倒了杯水，她一口灌下去：“所以我跑来深圳了，离得远远的，眼不见心不烦。我就想自己做点小生意，安安静静过日子。”
三个月后我们住到了一起。苏曼的花店生意一般，她说赚的钱够交房租和生活，剩不下多少。我让她退了她那个出租屋，搬到我铺子后面的住处来，地方小了点，但省一份房租。
她搬来那天大包小包堆了一屋子，乱七八糟的花瓶、布偶、相框，还有一堆花茶的瓶瓶罐罐。她一边收拾一边说：“我这人就是爱买东西，你别嫌弃啊。”
我说不嫌弃。看着她忙忙碌碌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把那些小玩意儿一样一样摆好，屋里一下子有了生气。那会儿我心想，这次可能就定下来了。
苏曼别的都好，就一样——多疑。
起初我不知道，后来才发现她心里头搁着事。有天晚上我洗澡出来，看见她正翻我手机。她吓了一跳，手机啪嗒掉在地上。
“你干嘛？”我问。
“没……没干嘛，就想看看几点了。”
我捡起手机，屏幕还亮着，正停在微信聊天记录那页。我没戳穿她，把手机放桌上，说：“想看就看吧，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她脸涨得通红，坐在床边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才开口：“我前夫就是手机里聊出来的，我那时候要是早点看，也不至于……”
我坐过去搂着她：“我跟那些人不一样。”
她没说话，但我知道她不信。
后来她翻我手机就成了常事。有时候我睡着了她翻，有时候我上厕所她翻，甚至我修表的时候她借着倒水的由头，把我搁在柜台上的手机拿去翻。
我微信里除了老客户就是几个老朋友，平时连个异性都很少聊，她翻来翻去也翻不出什么。但她不放心，开始查我过去的那些事。
“你跟那个刘老师现在还联系吗？”
“早不联系了。”
“她给你发的那些消息你删了没有？”
“就没发过消息。”
“那个安姐呢？她女儿不是在加拿大吗，你们还联系？”
“安姐复婚了，我们不联系了。”
她问一遍不够，隔几天又问，问烦了我就有点不耐烦，她就委屈：“你凶什么凶？我不就是问问嘛。”
真正让我们分开的，是她父母来深圳的事。
去年年底，苏曼把她爸妈从湖南接来过春节。两个老人七十多了，身体都不太好，她爸有心脏病，她妈腿脚不便，坐了八个小时火车来深圳，苏曼去接站，接回来的时候两个老人都累得不行。
住的地方小，我把铺子后面的卧室让给老人住，我和苏曼在客厅打地铺。第二天苏曼跟我说：“建国，我想把我爸妈留在深圳，你看行不行？”
我说行啊，住多久都行。
“不是，我是说……长住。他们年纪大了，在老家没人照顾，我弟弟在成都也不管他们。我想在深圳租个大点的房子，把他们接过来。”
我想了一下，租房子不是问题，两个老人加上我们两个人，两室一厅就够了，租金我出得起。
“行，那你找找房子。”
苏曼高兴了，抱着我亲了一口。后来她真去找房子了，在离花店不远的地方看中一套两居室，月租四千二，她嫌贵，又看了一套三千八的，楼层高了些，但阳光好。
“建国，”那天晚上她趴在床上算账，“租房子加生活费，一个月得七千往上。我花店一个月也就赚四五千，你铺子能赚多少？”
我说一个月万把块。
“那行，咱们两个加起来，能凑合过。”
她翻了个身，看着天花板：“我就是担心我爸妈的身体，我爸心脏不好，万一有个急病，医药费什么的……建国，咱们得攒点钱。”
那阵子她天天念叨钱的事，念叨得我都有些焦虑。有天吃饭的时候她又说起她爸要去医院做检查，我顺口说了句“那得花不少钱吧”，她筷子一顿，抬起头看我。
“周建国，你什么意思？嫌我爸妈花钱了？”
“没有，我就随口一说。”
“随口一说？你那语气我听得出来，”她啪地放下筷子，“你是不是觉得我拖累你了？我告诉你，我苏曼不是那种靠男人的女人，我自己能养活我爸妈！”
“你激动什么？”我也放下筷子，“我就说了一句话，你至于吗？”
“怎么不至于？你心里想什么我清楚得很！你不想让我爸妈来，你嫌烦，你怕花钱。你就是个自私的男人！”
那天晚上我们大吵了一架。她抱着枕头去了花店睡，一夜没回来。第二天我去找她，她在店里给花换水，眼睛红肿着，看见我也不说话。
“苏曼，咱们好好谈谈。”
“没什么好谈的，”她把一枝玫瑰插进花瓶里，“我算是看明白了，你周建国就是个过日子的伴儿，能过就过，不能过拉倒。我爸妈的事我自己想办法，不麻烦你。”
我站在花店里，四周是各种颜色的花，香气混在一起，熏得我头昏脑涨。她低着头摆弄那些花，手指被玫瑰花刺扎了一下，血珠渗出来，她毫不在意地擦掉。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我们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她对我好，我也对她好，可这种好是平面的，像一张纸，轻轻一戳就破了。
后来的日子越来越拧巴。她对我还是照顾，做饭、洗衣服、给铺子打扫卫生，但说话少了，笑也少了。她爸妈最终没来深圳，她弟弟从成都回来把老人接走了，为此苏曼跟她弟弟在电话里吵了一架，说他不孝顺，说她把什么都安排好了他非要横插一杠子。
她挂了电话坐在床边抹眼泪，我递了张纸巾过去，她接过来擦了擦，看都没看我一眼。
两个月前，我们分了。
原因很可笑——她在花店里装了个监控，说防盗。结果有天她翻监控回放，看见有个女人来我铺子修表，跟我聊了十几分钟，走的时候还冲我笑了笑。苏曼拿着监控截图来找我，截图里那女人侧脸笑着，她在旁边画了个问号。
“这谁？”
“客户，来修表的。”
“修表用得着笑那么开心？”
“人家笑一下怎么了？”
“你怎么知道她是‘人家’？你们认识多久了？她叫什么名字？住哪？”
我深吸一口气：“苏曼，你不累吗？每天查这个查那个，咱们还能不能好好过日子了？”
她把那截图揉成一团扔在我脸上：“周建国我告诉你，我苏曼不是傻子！你之前跟三个女人同居过，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德性？你就是个花心大萝卜，见一个爱一个！”
那天我收拾了东西，从住处搬了出来。走的时候苏曼坐在花店里，背对着门口，肩膀一抖一抖的，在哭。我站在门口想进去说点什么，张了张嘴，最后什么也没说。
当天晚上我找了家小旅馆住下，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想起安姐、刘芳、陈美玲，又想起苏曼。四个女人，四年多时间，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安姐为什么跟我在一起？她有钱，有房子，有女儿，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个伴。她怕一个人，怕冷清，怕老了没人说话。我在她那儿住了九个月，说白了就是个暖被窝的。
刘芳呢？她需要一个能让她重新相信爱情的人。前夫死了八年，她一个人扛着，嘴上说往前看，心里头其实一直困在那段婚姻里。她找我是想证明自己还能爱，还能被爱。
陈美玲——她什么都不缺，但她需要一个让她觉得生活不全是工作的人。她忙得像陀螺，我插不进她的生活，她也不需要我插进去，她要的就是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在边上待着，哪怕什么都不做，心里头踏实。
苏曼要的更多。她要一个能跟她分担生活的伴侣，能帮她养父母、攒钱过日子、踏踏实实走完后半生的那个人。可她又怕，怕我像她前夫一样背叛她，所以把每个接近我的女人都当成假想敌。
想明白这些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很累。
后来我重新租了个住处，还是在那条街上，离铺子不远。一个人住，晚上回去冷冷清清的，但心里反倒踏实了。不用再猜谁在想什么，也不用怕谁翻我手机。
苏曼偶尔还来铺子里坐坐，有时候给我带点她自己做的小菜。我们不提那段同居的事，像普通邻居一样说说话。但我能感觉到她还没放下，她看我眼神里头还有些东西，我说不清是什么。
直到今天她来修表，说要走了。
我坐在柜台后面，看着苏曼留下的那块欧米茄。机芯上的齿轮卡住了，我用镊子小心地拨弄着，旁边台灯的光线聚在表盘上，照出细密的划痕。
玻璃门又被推开了，这次进来的是老张。他刚从银行退休，闲不住，三天两头来找我喝茶。老张是唯一一个知道我所有事的朋友，安姐、刘芳、陈美玲、苏曼，他都见过。
“刚才碰见苏曼了，”老张自己倒了杯茶，坐在柜台对面的椅子上，“眼睛红红的，怎么了？”
“她要走了，去成都。”
“哦，”老张喝了口茶，“你又把人家得罪了？”
我摇摇头：“不是得罪，是过不到一块去。”
老张看着我，那张圆脸上露出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了一根点上，吸了一口才慢悠悠地说：“建国，你这都第四回了。安姐你喜欢不？喜欢。刘老师你喜欢不？也喜欢。美玲呢？苏曼呢？你都喜欢。可你为什么每回都过不长呢？”
我没说话，继续拨弄那块表。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们？”老张吐了个烟圈，“安姐有钱，你觉得人家是可怜你；刘老师有文化，你觉得你配不上；美玲女强人，你觉得人家不需要你；苏曼……苏曼其实是最合适你的，可你又觉得人家太黏糊，事儿多。”
“不是你说的那样。”
“那是哪样？”老张盯着我，“你自己说。”
我把表放下，摘了老花镜揉眼睛。老张说得对，也不全对。安姐那段，确实觉得她有钱有势，我住她家像吃软饭。刘芳那段，她爸妈瞧不上我，我心里有疙瘩。陈美玲，她太忙了，我在她那儿找不到存在感。苏曼——苏曼其实都到过日子那步了，可她疑心太重，把我过去那些事翻来覆去说，说得我喘不过气。
“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老张问。
这个问题安姐问过，刘芳问过，陈美玲问过，苏曼也问过。我每次都说“好好过日子就行”，可“好好过日子”五个字背后，是无数鸡毛蒜皮的磨合、妥协和将就。
“我也不知道。”我把脸埋进手掌里。
老张叹了口气，拍拍我肩膀：“你四十六了，不是二十六。你看上的人，一个个都四十往上，你以为她们图你什么？图你修表手艺好？图你长得帅？”
他顿了顿：“她们就是图有个知心的人。你别把她们想得太复杂，女人过了四十，心里头就三件事：怕孤单、要依靠、想踏实。你给得了就给，给不了就趁早说清楚，别耽误人家。”
老张说完就走了，烟蒂摁灭在我柜台上的烟灰缸里。铺子里又剩下钟表滴答的声音，还有那块散开的欧米茄。
我把它重新组装好，上了油，又换了根表带。细看表盘背面，有一行极小的刻字，是英文，拼出来是一句话：“To my dear daughter, love is patient.”（给我亲爱的女儿，爱是恒久忍耐。）
苏曼从来没跟我说过这句话。
我把表装好，调准时间，放在柜台上。想了想，又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白纸，给她写了封信。信很短，就几行字：
“苏曼，表修好了。你到成都安顿下来给我个地址，我给你寄过去。你的花店我帮你看着，等你什么时候想回来了，还开。你说得对，我是个自私的男人，只知道挑别人的毛病，不会反省自己。谢谢你陪我这大半年，你是个好女人，别因为我耽误了。祝你以后的日子顺顺利利，找个真心疼你的人。”
写完了我折好放进信封，跟表放在一起。想了想，又把信拿出来，在末尾加了一句：“那块表上刻的字我看见了。你妈说得对，爱是恒久忍耐。我忍耐得不够，对不起。”
信封口我拿浆糊封好，用镇纸压着，等她给我地址。
接下来几天铺子里清闲，我坐在柜台后面看书，一本钟表维修手册，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隔壁花店关着门，卷帘门拉下来，上面贴了张纸条：“暂停营业，有事请电联。”风吹过的时候纸条哗啦啦响。
苏曼走的那天给我发了条微信，说她到成都了，正在她弟弟家住。又过了几天她把地址发过来了，成都青羊区一个老小区，五楼，没电梯。
我把表和信打包好，叫了顺丰。快递小哥来取件的时候问寄什么东西，我说一块表。他看了看盒子，说这表看着挺贵，要不要保价。我说不用，碎了我赔。
快递走了，我心里空落落的，像被人掏走了一块。
那天晚上我难得失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坐起来抽烟。窗外是深圳夏天的夜晚，闷热潮湿，空调外机嗡嗡响着。隔壁那家新搬来的年轻夫妻又在吵架，男的摔门出去了，女的在屋里哭。
我听着那哭声，想起苏曼走那天在我铺子里，也是这个动静。小声地、压抑地哭，不想让人听见。
手机屏幕亮了，苏曼回了消息：“信我看了。表挺好的，谢谢你。花店里的花你帮我处理了吧，该扔扔该送人送人。冰箱里还有我腌的剁椒，你记得吃，别放坏了。保重。”
我看了半天，打了几个字又删了，最后就回了两个字：“保重。”
放下手机，烟抽到一半掐了。我想起她腌的剁椒，红艳艳的一罐子，放在冰箱冷藏室里，每次炒菜放一点，辣得够劲。她走之前还嘱咐过我，说那剁椒能放半年，别舍不得吃。
我起身去开冰箱，把那罐剁椒拿出来，拧开盖子闻了闻。一股辛辣的味道冲上来，呛得我打了个喷嚏。我拿筷子夹了一点放进嘴里，辣味在舌尖炸开，眼泪差点出来了。
第二天我把花店门打开了。卷帘门拉上去的时候灰尘扑簌簌落下来，阳光照进去，满屋子花都蔫了，玫瑰耷拉着头，百合花瓣边缘发黄，绿萝叶子打了卷。
我拿了水壶一盆一盆浇，又把枯了的花清出来扔了。忙了一上午，店里清爽了些，只剩下几盆好活的绿植。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苏曼亲手做的招牌，“曼曼花坊”四个字是她自己写的，圆乎乎的字体，跟她人似的，看着就热闹。
隔壁干货店老王探出头来：“建国，苏曼真走了？”
“嗯，去成都了。”
“可惜了，”老王摇摇头，“多好的姑娘，勤快，嘴又甜。你俩咋就黄了呢？”
我没接话，把卷帘门又拉下来一半，留出个透气缝。
日子照常过。修表、喝茶、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梅雨季过去了，深圳的夏天热得像蒸笼，我铺子里装了空调，还算凉快。老张隔三差五来找我下棋，我们俩就在柜台旁边摆个棋盘，下到傍晚。
有天下棋的时候老张忽然说：“我前天碰见陈美玲了。”
“哦？她怎么样？”
“好着呢，我看她又换了辆车，保时捷。她还问起你了。”
“问我什么？”
“问你找没找着对象，”老张落了个子，“我说你还在单着，她就笑了笑，没说什么。”
我想起陈美玲那天站在公寓楼下送我的样子，海风吹着裙角，她那么好看，那么独立，像一株不需要攀附任何东西的树。那时候我总觉得她不需要我，可她说“我也是人，我也想要个知冷知热的人在身边”，那句话我一直记得。
“老张，”我忽然说，“你说我是不是太挑了？”
老张抬头看我：“挑？”
“安姐不行，刘芳不行，美玲不行，苏曼也不行。我一个修表的，离了婚，没房没车，还挑三拣四的。”
老张把棋子一推：“你不是挑，你是怂。”
“什么意思？”
“你就是怕。怕人家嫌你穷，怕你配不上人家，怕日子过不长。每一回你都先把自己缩回去了，你没给人家机会，也没给你自己机会。”
我想反驳，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老张认识我十多年，他说的也许真没错。
那天晚上我在铺子里坐到很晚，街上的人都散了，路灯亮起来，橘黄色的光洒在路面上。隔壁花店的卷帘门半拉着，风一吹哗啦响。苏曼走了一个多月了，那块表寄出去之后她再没给我发过消息。
我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想起四个女人，四个不同的面孔在眼前晃来晃去。安姐用筷子给我夹菜的样子，刘芳趴在柜台看我修表的样子，陈美玲穿着职业装从宝马车上下来的样子，苏曼在花店里给玫瑰修枝的样子。
她们都四十多岁了，都有过去，都有伤疤，都在找一个人陪自己走完剩下的路。可我呢？我每回都在半道上撂了挑子，把人家一个人扔那儿了。
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拿起来看，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周师傅，我是安丽华。最近好吗？我女儿从加拿大回来了，在深圳开了家咖啡店，你有空来坐坐。”
我愣了一下。安姐一年多没联系了，怎么突然发消息来？
我回了个“好”，她又发来一个地址，就在福田区，离我不远。末尾加了一句：“那天听老张说你一个人，有空来店里喝杯咖啡，我请你。”
我想了想，回她：“行，周末去。”
周六下午我去了安姐女儿开的咖啡店。店在写字楼底下，不大，装修得挺温馨，原木色的桌椅，墙上挂着黑白照片，角落里放着几盆绿植。
安姐坐在靠窗的位置，看见我进来冲我招招手。她比一年多前瘦了些，头发剪短了，穿一件简单的白T恤牛仔裤，看着年轻了好几岁。
“来了，”她给我点了杯美式，“还记得你喝这个。”
“记性挺好。”
“年纪大了，别的不记得，就记得这些事。”她笑了笑，眼角有细细的纹路。
我们聊了一会儿她的近况。她说跟前夫复婚又离了之后彻底放下了，现在帮女儿打理咖啡店，日子过得挺充实。女儿在加拿大学的是设计，回国来开的这家店，生意还不错。
“你呢？”她问我，“还一个人？”
“一个人。”
她看着我，目光温和：“建国，你瘦了。”
我摸了摸脸：“可能是夏天胃口不好。”
安姐笑了一下，低头搅着咖啡。沉默了一会儿，她忽然说：“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爬梧桐山，爬到半山腰我走不动了，你背我上去的？”
我记得。安姐那天穿一双新运动鞋，磨脚，走了一半就走不动了。我把她背起来，走了两百多米到一个凉亭才放下来。她趴在我背上，手搂着我脖子，呼吸喷在我耳朵上，热乎乎的。
“那时候我觉得，这男人行，靠谱。”安姐抬头看我，“可惜后来我没坚持。”
“也不能怪你，你前夫……”
“跟他没关系，”安姐打断我，“是我想岔了。我当时觉得老张回来复婚，对女儿好，家庭完整。可后来才发现，我跟老张早就不是一路人了，勉强在一起，谁都不舒服。”
她顿了顿：“如果当时我没走，咱们俩现在……”
“现在也没如果。”我说。
她笑了：“也对。都这个岁数了，不说那些了。”
我在咖啡店坐了一个多小时，临走的时候安姐送我出门，在门口拉住我胳膊：“建国，你要是还单着，就多出去走走。别老闷在铺子里修表，人都修傻了。”
“嗯。”
“有合适的就再找一个，别挑。”
“你不也是。”
她拍了我一下：“我跟你不一样，我有闺女陪着。你呢？儿子在惠州，一年见几次？”
我没说话。安姐叹了口气，松开我胳膊：“行了，回吧。有空来喝咖啡，我让闺女给你打折。”
从咖啡店出来我沿着街慢慢走。深圳的下午阳光毒辣，柏油路面晒得发软。路过一个公园，我看见几个老头围在一起下棋，旁边坐着几个大妈唠家常，热热闹闹的。
我在公园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掏出手机翻通讯录。刘芳、陈美玲、苏曼，三个人的名字挨在一起，我看了半天，最后给刘芳发了一条消息：“刘老师，好久不见，最近还好吗？”
过了几分钟她回了：“挺好的，你呢？”
“我也挺好。听说你妈来深圳了？”
“嗯，接过来住了，方便照顾。”
“那挺好的，改天有空出来吃个饭？”
消息发出去我有些忐忑。发都发了，也不好撤回。过了一会儿刘芳回了个字：“好。”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仰头看着天上的云。深圳的天空蓝得发白，云一丝一丝的，像弹过的棉花。公园里有小孩在追着跑，笑声清脆，老太太推着婴儿车慢慢走，车里的宝宝咿咿呀呀地叫。
我在长椅上坐了很久，想起老张那天说的话。他说我怂，说我每回都把自己缩回去了。他说得对，安姐、刘芳、陈美玲、苏曼，每一回我都是先松手的那个。我怕别人看不上我，怕日子过不长，怕到最后还是一个人。
可这个世界上谁不怕呢？安姐那么有钱她怕，刘芳那么温柔她怕，陈美玲那么能干她怕，苏曼那么泼辣她也怕。她们都四十多了，都在跟岁月和孤独较劲，我也一样。
风铃响了，我回过神来。柜台上的表走得正准，时针指在下午三点。
我拿起那块修好的老上海，用绒布细细擦了擦，放进玻璃柜里。旁边是苏曼留下的绿萝，一个月没怎么管，叶子有些蔫了，我浇了水，绿萝精神了些。
手机屏幕又亮了，刘芳发来一条消息：“这周末吧，我带我妈一起去，她想见见你。”
我看着那行字，手指悬在屏幕上方。阳光从门外照进来，照在那些滴滴答答走动的钟表上，照在苏曼留下的绿萝上，照在安姐送我的那套修表工具上，照在陈美玲落在柜台上的那支签字笔上。
四个女人，四段故事，四个答案。
其实她们要的一直很简单——无非是有人陪着说话，有人知冷知热，有人把手伸过来的时候能攥住。是我把一切都想复杂了，又想得太简单了。
我点开回复框，打了一行字：“好的刘芳，周末见。带阿姨来，我请你们吃饭。”
发完消息我把手机放下，靠在椅背上看着墙上的钟。秒针一格一格往前走，不急不慢的。
隔壁花店的卷帘门被风吹得哗啦响，我起身走过去，把门全拉了上去。阳光涌进来，照在那些绿植上，我拿喷壶喷了喷水，绿萝叶子上的水珠在阳光下亮晶晶的。
我又给刘芳发了条消息：“对了，你妈还爱吃莲藕排骨汤吗？我记得她喜欢。我炖一锅。”
刘芳回得很快：“你怎么还记得？她肯定高兴。”
“那说定了，周末见。”
外面的街上人来人往，有个年轻姑娘停在我铺子门口，探头看了看，冲我笑了一下：“师傅，能修手表吗？”
“能，”我回到柜台后面，“拿进来吧。”
姑娘掏出一块新款的苹果手表，我愣了愣：“这个我修不了，得去专卖店。”
她噗嗤笑了：“跟你开玩笑呢，”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老式梅花表，“这个，我奶奶的，好多年不走了，你看看还能不能修。”
我接过来，拿放大镜看了看机芯。“能修，得换两个零件，三天后来取。”
“行，多少钱？”
我报了价，姑娘爽快地付了定金，留了电话就走了。风铃又响了一次，清脆悦耳。
我坐下来开始拆那块梅花表，小螺丝刀在手指间转动，那些密密麻麻的齿轮又一次散开在维修盘里。阳光透过玻璃门照进来，落在那些细小的零件上，亮闪闪的，像一堆碎金子。
外面街道上人声嘈杂，有卖糖炒栗子的吆喝声，有小孩子追逐的打闹声，有隔壁老王跟人讨价还价的声音。我坐在柜台后面，戴起老花镜，指尖捏着镊子，把一颗芝麻大的齿轮安回原位。
生活就像这些齿轮，你松一个，别的地方就卡住了。你得一个一个把它调好、上油，让它重新走起来。
我放下镊子，把那块梅花表举起来对着光看，游丝颤动，齿轮咬合，秒针开始慢慢往前走。滴答、滴答、滴答，不急不慢，跟墙上那些老钟表一样。
手机又震了一下，是苏曼：“剁椒吃完了吗？我这边腌了新的一罐，给你寄点？”
我盯着屏幕看了好一会儿，嘴角翘起来，回她：“别寄了，等你回来带来吧。”
她回了一个笑脸。
我把手机放下，拿起那块梅花表继续修。窗外阳光正好，街上人来人往，隔壁花店的绿萝在风里轻轻晃着叶子。墙上的钟表一起走着，滴答声汇成一片，热闹又安静。
老张说得对，我四十六了，不该再怂了。那三个字我记下了，爱是恒久忍耐，所有事都一样。日子得一天一天过，齿轮得一个一个装，那个人，也值得耐心去等。
风铃又响了。
这次进来的会是谁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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