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今年已经38了，每天睡到中午11点醒，跑几单外卖，赚几十块钱|厨房|外卖|屋门|柜子|王磊|磊子

儿子今年已经38了，每天睡到中午11点醒，跑几单外卖，赚个几十块钱

我坐在老房子的客厅里，窗户上糊着的旧报纸被风吹得呼啦啦响，边角翘起来，露出一块灰蒙蒙的玻璃。夏天的雨说来就来，刚才还日头高照，这会儿噼里啪啦砸在屋顶的瓦片上，顺着屋檐淌下来，在院子里积了一洼一洼的水。院里的老槐树被雨打得直不起腰，叶子耷拉着，水珠一串串往下掉。我盯着那棵槐树发呆，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缝纫机台面上的一道划痕，那是儿子小时候用小刀刻的，歪歪扭扭一个“王”字，旁边还画了个圈，说是太阳。缝纫机早不能用了，踏板生锈，踩起来嘎吱响，可我舍不得扔，就摆在客厅靠窗的位置，上面堆着些旧衣服和针线盒。

儿子叫王磊，今年三十八了。三十八，虚岁三十九，眼瞅着就奔四十的人。他爸走得早，五十三岁那年查出肝癌，从查出来到走，拢共半年。那时候王磊刚上大一，接到电话从学校赶回来，他爸已经瘦得脱了相，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拉着王磊的手，气若游丝地说“磊子，好好念书，以后有出息了，别忘了你妈”。王磊点着头，眼泪啪嗒啪嗒掉在他爸手背上。那之后不到一个月，人就没了。

我供王磊读完大学，学的是会计。毕业后他留在省城，进了家小公司做出纳，一个月三千多块钱，租着城中村的房子，日子紧巴巴的。那时候他还常打电话回来，说妈你别担心，等我升了职就把你接来。后来公司经营不善倒闭了，他换了工作，去卖保险，又去跑业务，断断续续折腾了几年，也没折腾出什么名堂。再后来他回了县城，说是照顾我，其实我知道，是在省城待不下去了。

回来那年他二十八，如今整整十年过去了。这十年里，他打过零工，干过保安，给超市搬过货，也自己试着开了个小吃摊，卖炸串和烤面筋。头半年生意还行，后来旁边又开了两家，价钱压得低，他撑了几个月，把三轮车和炉子都卖了，赔了万把块钱。打那以后，他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再没鼓起来过。

三年前开始送外卖。电动车是二手的，花了八百块钱从修车铺买的，车筐歪着，后视镜碎了一个，他拿胶带缠了缠，凑合着骑。一开始还正经跑，早上七点多就出门，晚上八九点回来，一个月能挣个三四千。后来慢慢就懒了，起床越来越晚，先是八点，再是九点，十点，现在雷打不动十一点。起来洗把脸，换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外卖服，趿拉着拖鞋下楼，骑上电动车出去晃一圈，接个两三单，挣个几十块钱，有时候一单都接不着，空着手回来。问他，就说平台没派单。

我退休有几年了，以前在县毛巾厂上班，后来厂子倒闭，买断工龄给了两万多块钱。现在每月领一千八的退休金，加上王磊他爸当年工伤留下的一点抚恤金，一个月总共两千出头。我俩就靠这两千多过日子。房子是当年厂里分的家属院，两室一厅，红砖墙，水泥地，厨房的橱柜门掉了一个，我用布帘子挡着。厕所水箱漏水，王磊说修一直没修，半夜哗啦哗啦响，我也习惯了。

邻居张婶跟我同龄，老伴也是厂里的，退休金比我多，儿子在省城当老师，每个月还往家寄钱。张婶隔三差五端着碗过来串门，碗里是刚蒸的包子或者炸的油糕，往我手里一塞，嘴上说着“趁热吃”，眼睛却往王磊那屋瞟。那屋门关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里头一点动静没有。

“秀兰啊，”张婶压低声音，“磊子还睡着呢？”

我笑了笑，“昨儿跑得晚，回来都后半夜了。”

张婶撇撇嘴，不说话了。她不说我也知道她想什么——后半夜？这整条巷子里谁不知道王磊每天睡到日上三竿？送外卖能送到后半夜去？

其实王磊有时候晚上确实出去，说是去网吧打游戏。我没拦过，都三十多岁的人了，我拦得住吗？再说他白天跑了单，晚上放松放松，我当妈的还能说什么。有一回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听见他轻手轻脚开门回来，在客厅站了一会儿，我看见他站在缝纫机跟前，低着头，手指头摸着那道“王”字划痕。他没开灯，就着厕所透出来的光，站了足有两三分钟。我假装睡着了，没出声。

那之后过了几天，下午两点多，王磊难得在家。他坐在沙发上刷手机，我在厨房择韭菜，想包点饺子。外头天阴着，闷得人喘不上气，知了在槐树上没完没了地叫。择着择着，我听见王磊手机里传出个女人的声音，说什么“再借五万”“下个月还”之类的。我手里的韭菜停了一下，他没察觉，继续划拉着屏幕。我没问，心里却打了个突。五万？跟谁借？借钱干什么？

晚上吃完饭，王磊照例要出门。我端着碗去厨房，路过他身边，随口说了句，“磊子，你要是手头紧，跟妈说，妈这儿还有点。”

他愣了一下，脸上表情变了几变，最后挤出一个笑，“没事妈，我够花。”

“够花就行。”我没再多说，进了厨房。水龙头开着，哗哗的水声盖住了他出门的动静。等水声停了，客厅已经空了，门虚掩着，外头的风吹进来，带着点雨前的土腥味。

那天晚上他没去网吧。我站在厨房窗户后面，看着他的电动车拐出巷口，往南边去了。南边是老城区，拆了一半，剩下些断壁残垣，平时没什么人去。我纳了闷，送外卖也不能往那边送啊，那边连个正经人家都没几户了。

大概过了一个多钟头，他回来了，电动车后座上多了个纸箱子，用尼龙绳捆着，鼓鼓囊囊的。他搬着箱子上楼，从我窗前经过时，我赶紧往后撤了一步，躲在窗帘后头。他开了自己屋门，把箱子拖进去，关上。我听见他在里头翻腾了一会儿，又听见手机响，他接起来，声音压得很低，我听不清说什么，只断断续续听见几个词——“货”“别催”“下周”。

那个晚上我翻来覆去没睡着。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想他爸临走前交代的话，想张婶那些欲言又止的眼神，想王磊这十年的日子。三十八了，没成家，没正经工作，每天睡到中午，跑几单外卖挣几十块，现在又不知从哪儿弄来个箱子，神神秘秘的。我这当妈的，心里头跟油煎似的。

第二天中午他照旧十一点起来，刷完牙，啃了半个馒头就要出门。我叫住他，“磊子，昨儿晚上你搬回来那箱子，装的啥？”

他脚下一顿，回头看我，眼神闪了一下，“哦，帮朋友存点东西，他租的房子要退了，没地儿放。”

“啥朋友？”

“就……就一哥们儿，你不认识。”他说着已经跨上了电动车，拧了下车把，“我走了妈，晚上回来吃。”

我看着他的背影出了巷口，转弯不见了。太阳明晃晃的，晒得水泥地面发白，槐树叶子一动不动，蝉叫得人心烦。我退回屋里，坐在缝纫机前面，手指头又摸到那道“王”字。旁边的太阳划痕已经模糊了，快看不出是太阳了，倒像个破了的鸡蛋。

下午我没出门，在家把被褥拆洗了，又把厨房的瓶瓶罐罐擦了一遍。擦到灶台底下的柜子时，手指碰到个硬邦邦的东西，拽出来一看，是个牛皮纸信封，里头厚厚一沓钱。我数了数，整一万，崭新的票子，连号。信封上什么都没写。

我蹲在地上愣了老半天。一万块钱，他哪来的一万块钱？送外卖一天几十，不吃不喝得攒大半年。再说他这半年给过我钱吗？没有，一分没有，每个月就靠我那两千出头，买菜买米交水电，还得给他买烟。他哪儿来的钱？

我第一个念头是找他问清楚。可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停下。问？他怎么答？我要是不信呢？吵一架？万一……万一他真有什么事瞒着我，我这一问，把窗户纸捅破了，他跑了怎么办？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重新把钱塞回去，把柜门关上，用布帘子挡好。坐回缝纫机跟前，心跳得厉害，手都有点抖。我活了大半辈子，什么事没见过？当年他爸生病，我把家里的钱全掏空了还不够，到处跟人借，借到最后亲戚都躲着我走。后来他爸走了，我一个人供王磊上学，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给人缝补衣服，一件一块两块的挣。最难的时候兜里就剩五毛钱，买了两块豆腐乳就着馒头吃了三天。我都熬过来了。可眼下这事儿，我不知道怎么熬。

日子还得照常过。第二天早上我照例六点起来，熬了粥，馏了馒头，给自己盛一碗，给王磊留一份在锅里温着。他十一点起来自己吃，吃完出门，下午回来，有时候带点菜，有时候空手。那箱子一直在他屋里搁着，我没进去看，他也没再提。

可我心里有根刺，扎得慌。我开始留意他的举动。他手机响的时候，我看他表情。他出门的时候，我记时间。他回来的时候，我看他车筐里有没有多东西。我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地观察自己的儿子。有时候觉得自己可怜，有时候又觉得可恨——恨他，也恨自己。

张婶又来了，这回端着碗绿豆汤。她倚在门框上，喝了口汤，瞅着我，“秀兰，你脸色不好，咋了？”

“没咋，天热，睡不好。”

“我看你是操心操的。”张婶放下碗，叹了口气，“我说句你不爱听的，磊子也不小了，你不能老这么惯着他。你越惯，他越起不来。你看我家建国，当初也是晃荡了几年，我一狠心把他撵出去，让他自己闯，现在不也挺好？”

我知道张婶是好意，可王磊跟她家建国不一样。建国他爸还在，两口子一起施压，王磊就剩我一个，我要是再撵他，他往哪儿去？再说我狠不下那个心。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他爸走得早，我就这么一个依靠。

“再等等吧，”我说，“等他缓过这阵。”

张婶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端着空碗走了。

那阵子雨水多，连着下了好几天，巷子里泥泞不堪，走路得踮着脚跳着走。王磊出不了门，天天窝在屋里打游戏，键盘噼里啪啦响到后半夜。我晚上起来上厕所，看见他屋门缝里透着蓝幽幽的光，里头是他的骂声——“会不会玩啊”“傻X”——骂得咬牙切齿的。我站在门外，想敲门让他小点声，手举起来又放下。算了，好歹他在家里，比在外头瞎混强。

雨停的那天是个周五，天放了晴，太阳一出来就毒辣辣的。中午王磊起来，破天荒没先吃饭，而是把他那屋的门打开了一道缝，往里头看了看，又关上。然后他出来刷牙，我听见他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嗯”了几声，说“行，晚上吧”。

晚上七点多，他出了门。我没睡，坐在客厅的黑暗里，等他回来。九点，十点，十一点，十二点。凌晨一点，我听见巷口有电动车的声音，走到窗户边一看，他的车回来了，后座上又多了个纸箱子，比上次那个小一点，但也是鼓鼓囊囊的。他搬箱子上楼的时候，我看见他后背的T恤湿透了，贴在身上，头发也是汗湿的。

这回我没忍住。他刚要开自己屋门，我从客厅出来，开了灯。

“磊子，那箱子里到底是什么？”

他被灯光晃得眯了下眼，手里的箱子往身后挪了挪，“妈你还没睡啊？”

“睡不着。你跟我说实话，箱子里装的啥？还有你柜子里那一万块钱，哪来的？”

他脸色变了，嘴唇动了动，好半天才说，“妈你翻我柜子了？”

“我没翻，我擦灶台碰见的。”我说，“你到底在干什么？你要急死我是不是？”

他站在那儿，箱子搁在脚边，脸上汗涔涔的，眼神躲闪。过了好一会儿，他弯下腰，把箱子上的尼龙绳解开，打开盖子。里头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香烟，一条一条的，全是外烟，我认得上面的字——万宝路、七星、骆驼。

“就是……倒腾点烟。”他声音低下去，“我从省城那边拿货，比县里便宜，转手卖给几个开酒吧的，挣个差价。”

我盯着那些烟，脑子里嗡嗡的。“你知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没有烟草证，卖烟是犯法的！”

“我知道妈，我就小打小闹，没多少量，没人查。”

“没人查？你说没人查就没人查？你万一被抓进去怎么办？你三十八了，不是十八！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

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通红，“省心？我让你省心，我拿什么让你省心？你以为我想送外卖？一天跑几十块，油钱都不够！我卖烟怎么了？我不偷不抢，就想多挣点钱，有错吗？”

“你要挣钱你好好挣，你走正道！你……”

“正道？”他打断我，声音发颤，“妈，我问你，什么叫正道？我大学毕业，正正经经上了班，公司说倒闭就倒闭，我跑业务，跑断腿也跑不出业绩，我摆摊，赔得裤子都没了。我走正道走了十年，我走出来了什么？”

他踢了一脚箱子，箱子翻了，香烟散了一地。他蹲下去，手忙脚乱地捡，捡着捡着不动了，肩膀一抽一抽的。我站在旁边，看着他蜷在地上，头发乱糟糟的，T恤领子歪到一边，瘦得肩胛骨支棱着，像只被雨淋透了的鸟。我鼻子一酸，眼泪吧嗒掉下来，砸在地砖上。

那天晚上我们谁都没再说话。我回屋躺着，听着他在客厅窸窸窣窣收拾那些烟，然后关了灯，进了自己屋。一墙之隔，我能听见他翻身的声音，他也肯定能听见我叹气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我没起来做饭，躺在床上发呆。十点多，听见他屋门开了，脚步声走到我门口，停了一下。然后脚步声去了厨房，过一会儿传来锅响。我起来一看，他正在灶台前热昨天的剩粥，笨手笨脚地把粥倒进锅里，溅出来不少。听见我出来，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睛还肿着。

“妈，我煮了粥，你吃点。”

我坐到桌子边上，他把粥端过来，放在我面前，又拿了双筷子。粥有点糊，锅底结了一层黑嘎巴，我没说啥，一口一口喝完了。他在对面坐下，挠了挠头，好半天才开口。

“妈，那烟……我不弄了。我把剩下的处理完，就不干了。”

我没抬头，“嗯。”

“那钱……是我攒的，想等凑够了把厕所水箱修了，再把厨房柜门装上。”

我的筷子停了一下。一万块钱修水箱装柜门？我又不是傻子。可我没戳穿他，只是点了点头，“行，你有数就好。”

他像是松了口气，又说，“我今天出去跑单，多跑几趟。”

“去吧。”我把最后一口粥喝完，碗搁下，“路上慢点。”

他换了衣服出门，电动车的声音远了。我站在门口，看着巷子尽头那一小片天，太阳白晃晃的，蝉又开始叫。张婶在对面晾衣服，冲我招了招手。

日子好像又回到了原样。他不再往家搬箱子，柜子里那钱我也没再碰过。他送外卖的时间长了点，有时候中午起来，跑到晚上八九点才回来，一天能挣个一百多。月底他把一千块钱放在茶几上，说妈这个月生活费。我没推，收下了。钱不多，可好歹是个开始。

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可九月初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院子里收衣服，听见巷口一阵骚动，几个街坊围在那儿说着什么。张婶急匆匆跑过来，脸色煞白。

“秀兰！秀兰！磊子……磊子让派出所带走了！”

我手里的衣服掉在地上，眼前一黑，扶着墙站稳。“啥？为啥？”

“说是卖假烟！有人举报了，派出所来人，在他电动车座底下翻出几条烟来！”

我感觉天旋地转，张婶扶住我，“你别急，别急，先去派出所看看，我陪你！”

到了派出所，民警让我在走廊等着。我等了足足两个钟头，才看见王磊从里头出来，垂着头，脸上没什么血色。民警跟在后面，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挺和气，跟我说，“阿姨，你儿子这个情况，数额不大，主动交代了上家，态度也好，我们批评教育一下，罚款处理。以后可不能再犯了。”

我千恩万谢，拉着王磊出了派出所。外头天已经黑透了，路灯昏黄，飞蛾绕着灯泡打转。王磊走在我旁边，一声不吭。走到半路，他突然停下，蹲在路边，把脸埋在膝盖里。

我站在他旁边，看着他的后背一耸一耸的。路过的行人侧目，我没觉得丢人，就站着等他。过了好几分钟，他站起来，眼睛红红的，鼻涕眼泪糊了一脸。他从兜里掏纸巾擦了一把，哑着嗓子说，“妈，我对不起你。”

我没说话，伸手把他肩膀上蹭的一块灰拍掉了。

“回去吧，”我说，“锅里还有饭。”

从那以后，王磊像换了个人。每天早上七点闹钟响，他磨蹭几分钟也能起来，洗漱吃饭，八点准时出门。中午不回来，在路边买个饼对付一顿，晚上八九点才进家门。电动车换了个新电瓶，车筐也修好了，他还买了个手机支架架在车把上，接单方便。一个月下来，我给他算了算，挣了四千多。他把两千交给我，自己留两千，说攒着换个好点的电动车。

入秋以后天凉了，他买了件厚外套，深蓝色的，穿着精神了不少。有天下雨，他回来晚了，淋得透湿，一进门就打了个喷嚏。我赶紧去烧姜汤，他坐在沙发上擦头发，忽然说了句，“妈，我想把厕所水箱修了。”

“行啊，多少钱，妈这儿有。”

“不用你的，我自己攒够了。”他喝了口姜汤，“还有厨房柜门，我量了尺寸，周末去建材城看看。”

那个周末他真去了，买回来新的水箱配件和一块柜门板，自己蹲在厕所里捣鼓了一下午，弄得满身水，总算把漏水修好了。柜门也装上了，虽然颜色跟原来的有点色差，但好歹严丝合缝，看着顺眼多了。他站在厨房门口，左看右看，跟欣赏什么大作似的。我站在他身后，忽然觉得他好像没那么瘦了，肩膀也宽了些。

张婶又来串门，这回端着盘红烧肉，看见王磊从屋里出来，愣了下，“哟，磊子今天没出去？”

“叔今天休息。”王磊笑了笑，接过红烧肉，“谢谢张婶。”

张婶打量着他，又看看我，嘴里啧啧两声，“秀兰，你家磊子气色好了不少啊。”

“是吧。”我没多说，心里头却暖融融的。窗外那棵老槐树叶子黄了，风吹过来，飘飘悠悠落了几片，有一只麻雀落在枝头，啄了啄羽毛，又飞走了。

我坐在缝纫机旁边，摸着那道“王”字划痕。旁边那个被他小时候画成太阳的圈，我仔细看了看，好像是有点弧度了，不那么像破鸡蛋了。我又想起他爸临走前说的话——“别忘了他妈”。他爸要是能看见现在，大概也能松口气吧。

十月底的一个晚上，王磊回来得比平时早。他进门的时候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里头是两斤排骨和几个苹果。他把排骨放进厨房，出来坐到我旁边，犹豫了一会儿，开了口。

“妈，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你说。”